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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汉族封建文化，汲取统治经验。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设文馆，皇太极下令达海、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市戚五人“翻译汉字书籍”《清太宗实录》，卷5，11~12页。达海，姓觉尔察氏，幼年聪慧，九岁通满汉文。他翻译的书籍有《素书》、《三略》、《刑部会典》、《万宝全书》、《通鉴》、《六韬》、《孟子》、《三国演义》、《大乘经》。达海之外，文馆诸人还有选择地翻译了《四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等书。这些翻译书籍成为满洲贵族集团学习汉族封建统治经验的速成课本。礼亲王昭梿说：“文皇帝（皇太极）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政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以为临政规范。”昭梿：《啸亭续录》，卷1，“翻书房”。满文本《三国演义》特别受八旗将领的喜爱，甚至起到了军事教科书的作用。
天鼓已鸣大清从东方崛起（4）
加强皇权，完善国家机构。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比较原始，设有理国听讼大臣五人，都堂十人，加上额亦都等五大臣，而主要军国大政全由充当八旗旗主的努尔哈赤及其子侄来决定。努尔哈赤晚年没有指定接班人，而是确立八旗旗主共治国家的政体。天聪初年，后金国家的政治状况是：“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贝勒。贝勒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天聪朝臣工奏议》，“胡贡明五进狂瞽奏”，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34页。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根据汉官宁完我的提议，仿照明朝政体，正式设立六部，以贝勒多尔衮、德格类、萨哈廉、岳托、济尔哈朗、阿巴泰领各部事。各部下设满承政二人。蒙古承政一人，汉承政一人，参政八人，启心郎一人。《清太宗实录》，卷9，11~12页。六部之设，使八旗贝勒成为皇太极属下的官员，加强了汗权。六部官员由满、蒙、汉族人按比例组成，扩大了后金政权的统治基础。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负责起草法令、讲经注史和编纂书籍，相当于明朝内阁的作用。同年还设立了都察院，作为对诸王大臣们的监察机构。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又将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以上机构的建立和完善，不仅使从后金到清朝的统治更加严密；而且实现了宁完我等人提出的“渐就中国之制”，“日后得了蛮子（明朝）地方，不至手忙脚乱”《天聪朝臣工奏议》，“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82页。的目的，为后来清王朝统一中国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初五，皇太极得到元朝传国玉玺，正式称帝，国号大清，改元崇德。从这时起，同明王朝争夺最高统治权就成为皇太极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
皇太极致力于巩固后金内部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对外用兵，且取得了巨大进展。
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派阿敏进攻朝鲜。李氏朝鲜是明朝的藩属国，而在万历时明朝又以巨大人力物力援助朝鲜打败日本丰臣秀吉企图灭亡朝鲜的侵略，故朝鲜对明朝感激不尽。朝鲜的战略位置对明和后金都利害攸关，而朝鲜从自身利益考虑，认为后金坐大，当不利于朝鲜，因此站在明朝一边。萨尔浒战役时，朝鲜曾出兵帮助明朝于东路攻打后金。努尔哈赤占领辽东，朝鲜又支持驻守东江的明总兵毛文龙部，从海上袭击后金，使后金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皇太极对阿敏等出征将领说：“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清太宗实录》，卷2，2页。阿敏率八旗兵进入朝鲜，分兵进攻驻扎在铁山的毛文龙部，毛文龙兵败退入皮岛。阿敏胁迫朝鲜签订《江都和约》，与后金结成兄弟之国。毛文龙退入海岛后，由于朝鲜减少接济，在后金的诱降下，一度打算投降，被袁崇焕发觉处死，其部将解体，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渡海投奔后金。
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再次攻打朝鲜。这次战争的表面原因是皇太极称帝时“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独不拜”《清史稿？太宗本纪二》，卷3。，实质是双方结盟十年来矛盾总积累的结果。当时的朝鲜根本抵抗不住清朝的十万大军，朝鲜京城陷入重围，国王李倧在贵妃、王子和百官全都做了俘虏的情况下出降，与清朝确立君臣关系，自认是清朝的藩属国。皇太极把朝鲜国王的世子和另一个儿子带回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做人质，规定朝鲜每年向清朝进贡大批财物，从此彻底征服朝鲜，解除了东顾之忧。
皇太极在称帝以前，已经解决了北面的蒙古问题。今天的内蒙古地区当时居住着许多蒙古部落，统称为漠南蒙古，其中察哈尔部势力最强。明政府采取“以西虏制东夷”的方针，即利用西北的蒙古对抗东北的后金，极力支持察哈尔部林丹汗统一漠南蒙古。皇太极对蒙古各部恩威并用，设法争取受林丹汗压迫的蒙古各部归附后金，对率先来归的各部首领赐以厚礼，授以高官，结以婚姻。因此，科尔沁、翁牛特、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和克什克腾等部陆续归服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皇太极亲自率八旗兵攻打林丹汗，占领西剌木伦河流域；天聪六年（1632年），再次进攻林丹汗并获得胜利。林丹汗在后金的沉重打击下，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于天聪八年（1634年）出痘病死于青海大草滩。次年，多尔衮率军西征，消灭林丹汗的残余势力，在河套地区俘虏了林丹汗的正妃和儿子额哲。此次出征还意外地获得元朝的传国玉玺，成为皇太极改元称帝的直接原因，即开“一统万年之端也”《皇朝开国方略》，卷20。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编成蒙古八旗，直接受清政府统辖。
漠南蒙古的归属，对明清双方力量的消长有重大影响。明朝自朱元璋立国以来，北方草原地区的蒙古民族一直叛服无常，给明王朝生存以极大的威胁。正统、隆庆年间，蒙古首领也先和俺答汗两次兵临北京城下，使明朝的统治出现危机。皇太极降服漠南蒙古，勇猛慓悍的蒙古骑兵加入清军，进一步增强了对明朝的军事优势。更为有利的是，皇太极可以避开山海关，绕经翁牛特等部过长城各口进入关内，明朝的危机形势更为加深了。
压服朝鲜及臣服蒙古，皇太极就完成了对明朝的战略包围。皇太极对明朝的战争，虽然时常有和议活动掺杂其间，却从来没有停止。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攻打宁远、锦州的失败，使他认识到明朝毕竟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须从两旁斫削。因此尽管他取得了大凌河战役的胜利，仍拒绝了很多汉官趁势打进山海关的建议，而致力于一刀一斧地砍伐明朝这棵大树。“伐大树”之说是皇太极对臣下急于进攻明朝的一种回答，显示他的策略极为高明与成功。参见《清太宗实录》，卷50、卷62有关材料。
天聪三年（1629年）冬天，皇太极亲率大军绕开山海关，经蒙古地区迂道入喜峰、龙井、大安诸长城各口，史称“入口之役”。皇太极此次攻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并设反间计借崇祯帝之手除掉劲敌袁崇焕。然而在明军孙承宗等人组织的反击下，留守永平等四城的阿敏被驱逐出关。天聪八年（1634年）、崇德元年（1636年）、崇德三年（1638年）、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又发动四次入口之役，乃改变战略，每攻下一地，不再守城，以掠夺明朝人力物力、破坏经济生产、制造社会动荡为主要目的。如崇德四年（1639年）三月，多尔衮、杜度奏报此次获得的战果是：“自北京至山西界，复至山东，攻济南府破之，蹂躏数千里，明兵望风披靡，克府一州三县五十七，总督宣、大卢象升战死，擒德王朱由、郡王朱慈、奉国将军朱慈党、总督太监冯允升等，俘获人口五十余万，他物称是。”《清史稿？太宗本纪二》，卷3。“入口之役”给明朝在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造成对清军的恐惧，摧毁了明朝在河北、山东地区的基层政权，并使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地主阶级对明朝丧失了信心。
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极认为时机成熟，向辽西明军发动进攻，以打通入关的道路。从这年春天起，皇太极就派兵对锦州进行围困，锦州守将祖大寿坚决抵抗，拒不投降。第二年，皇太极增派郑亲王济尔哈朗、武英郡王阿济格、贝勒多铎等人率领大批援军加强攻势，用红夷大炮猛轰锦州城，志在必得。祖大寿频频向明朝告急，明派蓟辽总督洪承畴为经略，率8总兵步骑13万出关驰援。洪承畴以守为战，步步为营，接连击败来攻的清军。皇太极闻知，“忧愤呕血”，他顾不得有病，决定亲赴前线指挥，“悉索沈中人丁，西赴锦州”＇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十九年九月庚辰，见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9册，3686页。，摆出与明朝决战的态势。在这关键时刻，崇祯帝听信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主张，命令洪承畴立即发动进攻，结果，明军在松山和杏山之间的高桥中了清军埋伏，死亡五万余人。洪承畴退回松山，兵败被俘，投降了清朝。《清太宗实录》，卷59，6~7页；《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天鼓已鸣大清从东方崛起（5）
明朝经此一战，精兵良将丧失殆尽，被迫与清王朝议和。战后，皇太极十分高兴地对众将说：“取燕京如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