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鼓已鸣大清从东方崛起（5）
明朝经此一战，精兵良将丧失殆尽，被迫与清王朝议和。战后，皇太极十分高兴地对众将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清太宗实录》，卷62，14~15页。皇太极之英明就在于他能于胜利即将在握的情况下，更加重视招抚明朝降官降将。松锦战后，明军统帅洪承畴被俘投降，皇太极大加赏赉，亲自设宴款待，引起其他八旗将领的不满。皇太极问诸将：“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回答：“欲得中原耳。”于是，皇太极笑着说：“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清史稿？洪承畴传》，卷237。遗憾的是皇太极死得过早，而未能亲自实现夺取中原的夙愿。
北京决战李闯王率军进京（1）
1644年，中国北方几乎在一条线上的三大政治势力展开了生死存亡的大决战。这三大政治势力就是北京东边的大清、中间的大明、西边的大顺，决战的高峰和结果当然视其是否在北京立足。有趣的是，三大势力的决战，始终没有形成二对一，而是一对一，分成了先后两次。第一次大决战是西边的大顺与中间的大明，东边的大清基本上是坐山观虎斗。
大顺与大明的决战结果是大明失败灭亡，对此，历史上有诸多记载和评论。细枝末节各有差异，但较为一致的是同情或惋惜明朝被战败，以致灭亡；并认为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势力强大，不过是明朝自身缺乏如张良、陈平一样的治国谋臣和李靖、郭子仪一样勇敢善战的猛将。对崇祯帝则固然知其救亡乏术，却坚持认为他非亡国之君。持此论之代表仍以正史中的《明史》最为明显，如说：
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抡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明史？流贼传》，卷309。
这种评论有一定根据，所讲道理也有对的地方，对就对在说明朝的灭亡，有它自身的内在原因；但是很不全面，主要是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存有偏见，不愿承认农民军的力量也足以致明朝于死地。论者以为作如是观，才能表现出自己的严正立场，那就是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永远不要造反，他们不可能成为推翻封建国家的强大势力。实际这是一种封建统治者固有的对农民起义的蔑视，早已被历史事实所否定。
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拥有马兵60万，步兵40万，力量不可谓小，从军事力量来看，投入实在不少。但李自成虽已建国立业，并不就此安营扎寨，他只把在西安的这一切举措当作继续作战的组成部分，让政权服从军事，不改“流寇主义”的积习。
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之后所发诏书，指斥明朝之黑暗腐朽，即发出了新的战斗号角。信息传到北京，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反应极为强烈。首先是崇祯已感到大难临头，惊叹：
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恨，但死不瞑目耳。
崇祯帝说完此话，痛哭流涕，随之内阁大学士陈演、蒋德璟等请求代替皇帝出征，皆未得许。《明史？李建泰传》，卷253。其次是正月初三，左中允李明睿应召于德政殿，崇祯问他“御寇急策”。这位近侍屏去左右，神秘地向皇帝进献南迁之策。他说：“臣自蒙召以来，探听贼信颇恶，今且近逼畿甸，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乍一听，崇祯未透露自己真情，故作姿态，宣称：“此事重大，未可易言。”边说边以手指天，然后补充说：“上天未知如何？”明睿继续劝慰：“天命微密，当内断圣心，勿致噬脐之忧。”坦率地告诉他，不必管什么上天，只有您自己决定了。崇祯帝环顾周围无人，说实话了：“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南迁之议就此暂时放下了，不久曾一度再提，由于有人反对，终于永未实行。参见《平寇志》，卷8；《明季北略》，卷20，“李明睿议南迁”。
复次，作为对李自成由西安进逼北京的反应，是李建泰自请督师。建泰，山西人，家赀富厚，李自成农民军向山西逼近时，他恐怕家乡受害，认为可以输财佐军，早存亲自督师之志。当崇祯帝正为自成逼得无可奈何之时，他向皇帝提出申请：“臣家曲沃，愿出私财饷军，不烦官帑，请提师以西。”崇祯帝见建泰此举不胜高兴，一再慰勉，答应：“卿若行，朕仿古推毂礼。”建泰要求卫桢复为御史，凌授职方主事，二人并监军；参将郭中杰升为副总兵，领中军事；派进士石嶐联络延、宁、甘、固人士疆场立功。崇祯帝一一表示同意。给李建泰本人加上兵部尚书的官衔，赐尚方宝剑，便宜从事。《明史？李建泰传》，卷25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李建泰申请之言称“臣家在平阳，愿以家财佐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请提兵急行”。与《明史》文字互异。
李自成从西安向北京的进军，大体有几个步骤，即先造舆论，发出一纸通牒，派人转送，约明军决战。此牒于正月初十传到京师，明朝兵部以为有诈，杀了执牒者，于防务并未加注意。继之，李自成派出大军起行，由刘宗敏、李过率领的两万为前锋，所过皆胜。李自成得到报告，认为可以长驱直进，便留下很少的文官和武将守西安，亲自率领50万马步兵与诸将渡河，攻占河东、河津、稷山、荥河、临晋、绛州，一路得手。
明军无力抵抗来势凶猛的农民起义大军。正月二十六日，崇祯帝为李建泰举行遣将礼，驸马都尉万炜以特牲告太庙。中午，崇祯帝登上正阳门楼，卫士东西排列，自午门至城外，旌旗甲仗甚盛，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营文武大臣皆侍立，鸿胪赞礼，御史纠仪。设御宴，崇祯帝手握金卮三次为建泰酌酒。出手敕称之为“代朕亲征”。建泰辞行，皇帝又目送而往。如此隆重的举动，却不过是虚张声势，李建泰面临的是“兵食并绌”，麾下之师只有500人。刚一出都，就听到他的家乡曲沃已被农民军攻下，万贯家资皆非所有，惊怛而病。每天行30里，士卒道中多逃亡。至保定，遇到农民军先锋部队来逼，真正要打了，又不敢前进了，只得入城屯住。转眼之间，城也不守，建泰自刎未死，当了俘虏，一场滑稽戏就此落下了帷幕。《明史？李建泰传》，卷253。
太原之战是李自成东进中重要一役。李自成大军主力渡河既于二月初三下汾州，就把太原作为进攻目标。先是山西巡抚蔡懋德闻义军东指，急出3000兵与百万义师相抗，如卵击石，而太原明军惶惶不可终日，晋王朱求桂手檄懋德还守太原。蔡懋德一撤，李自成便乘虚而进，连下河津、平阳，山西大部易主。懋德于太原誓师，当着官吏军民的面，只知哭，一个人哭引来大众皆哭。二月初五，自成军兵临太原城下，懋德遣部将牛勇、朱孔训、王永魁等出战，一败涂地，再调部将张雄守大南门，雄已出城投降农民军了。七日，农民军登上太原城，懋德欲自杀，先遣人送《遗表》至京师。中军应时盛请下城巷战，懋德见无望取胜，急呼“上马”。义军已满城，经过巷战，明守太原文武官将或战死，或自刎，总计46人；晋王朱求桂也被执。义军遣官赴山西、河南所占州县赴任。“士民苦征输，乘乱逐伪官，焚香迎贼如狂。”《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313页。
北京决战李闯王率军进京（2）
周遇吉是明将中对抗农民军最顽强的一员。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向山西时，他作为总兵官，设防河上。七日太原失守，遇吉于代州遏农民军北进，连续交锋，多有斩获，至粮尽援绝，退保宁武关。农民军跟踪追击，“大呼五日不降者屠其城”。周遇吉以对明朝的愚忠，四面发炮，进行顽抗，农民军被杀上万人，他自己也陷入绝境，火药将尽，外围转急。无奈于城内设伏，出弱卒引诱义军，又杀数千人。义军以炮还炮，城圮复完。李自成采用更番进攻策略，“前队死，后复继”，明军力尽，义军入城，周遇吉又经过巷战，马蹶，徒步跳荡，身被矢如猬，终于为义军所执，将其处死。《明史？周遇吉传》，卷268。宁武关之战，歼灭周遇吉部，显示了农民军无论在兵员数量上，或战斗力上，都拥有强大的优势。此胜虽经过苦战，但对其他明军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暗中派人向李自成联络投降。
三月初二，大顺军进至大同城下，城中代王朱传和巡抚卫景瑗图谋抵抗。姜瓖对众人扬言说：卫景瑗是陕西人，和李自成是同乡，打算投降。代王因此怀疑卫景瑗，加上这位巡抚大人有足疾，行动不便，守城之任委姜瓖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