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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在入城之前作了周密的准备和动员，一是向麾下大军发出令旨，晓谕官兵人等知道：
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掠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入边之日，凡有归顺城池，不许杀害，除剃头而外，秋毫毋犯；其乡屯散居人民，亦不许妄加杀害；不许擅掠为奴，不许跣剥衣服，不许拆毁房舍，不许妄取民间器用；其攻取之城，法不可赦者戮之，可以为俘者留养为奴，其中一应财货，总收公用。其城屯不论攻取、投顺，房舍俱不许焚烧。犯此令者，杀以儆众。《沈馆录》，卷7，13~14页。
多尔衮发布此谕的重要意义在于，把此次进关和以前几次的进关作了严格区别，也就是变掠夺为建业，性质和目的完全变了，其次才是提出的各项条款规定。进入北京城后，多尔衮到了武英殿，下令安辑百姓，对八旗将士再次要求不许进入民舍，“有卒屠民家犬，射伤犬主，斩以徇，民皆安堵如故”《清史列传？多尔衮传》，卷2。北京城内的人民对清军之来甚感突然，多尔衮大概也恐怕清军遭到意外伤害，他们自带干粮。时人亲眼见到：“虏初入京，止城上有之。法甚严，附近居民有馈食者，皆不敢受。所食物黑碎而干，以少水吞之，便度一日，盖牛炒之类也。故虏三月之粮，人自携带，无运输之劳。”《甲申核真略》，52页。多尔衮统率的清军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了。
当多尔衮于朝阳门外受明文武百官及军民老幼欢迎时，他拒绝了使用明朝皇帝卤簿，说他自己是“法周公辅成王，不当乘辇”。在明朝官员的一再坚持下，多尔衮感到众意难违，遂表示：“予来定天下，不可不从众意。”乃乘辇至武英殿。
虽然多尔衮以周公自居，而他所负的使命远远超过周公。历史上武王是灭商的指挥者，攻克商都，诛除纣王，分封诸侯之后才去世，基本上是大业已成。而多尔衮进入北京，不过是山海关战场胜利的扩大而已，李自成把北京城的财富一载而去，他得到的几乎是一座空城。李自成据有陕西、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长江以南的明朝留都南京的官员们已经重建了政权，且得到了李自成占领区明朝残余势力的拥护，清政权内部也有相当多的八旗将士主张抢劫一番就退回关外。多尔衮面临的根本问题是，迅速实现清政权由地方政权向全国政权的转变，树立起新的形象，消灭南明和农民政权。
风云人物功勋卓著的多尔衮（3）
既然大政方针已经改变，多尔衮提出“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以泽及穷民为首务”《清世祖实录》，卷5，17页。，作为他实施新政的先决目标。网罗贤才，就是争取明朝官员和地主阶级的合作，以实现统一大业；泽及穷民，就是减轻百姓负担，收买民心，巩固封建统治秩序。
多尔衮于进城的第二天就下令：“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安全之。”明确清朝将以北京为首都统治全中国，以前明朝的军民如今就是清朝的百姓，一律给予保护。他要兵部派人前往各处城堡进行招抚，许诺只要在檄文到日剃发归顺，地方官各升一级，就地维护治安；明朝宗室藩王归顺，“并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多尔衮给明朝及大顺各地方官规定投诚期限，过期不携钱粮兵马册籍数字到北京报告，“显属抗拒，定行问罪，发兵征剿”《清世祖实录》，卷5，2~3页。用恩威并施的政策，迫使各地明官投降清朝。
政策与策略的运用，关乎事业的成败。多尔衮十分注意利用大顺政权的失误来赢得人们对清朝的好感，处心积虑地把清朝装扮成明朝的合法继承者。他下令为崇祯帝发丧时，对原明朝官员耆老兵民说：“流贼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纠集丑类，逼陷京城，弑主暴尸，括取诸王、公主、驸马、官民财货。酷刑肆虐，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我虽敌国，深用悯伤，今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除服后，官民俱著遵制剃发。”这段谈话既挑拨了对农民军的仇视，又照顾了明朝官民对崇祯帝的怀念情绪，而巧妙地把清朝说成是明的“敌国”，掩盖其本身受明朝统治过的事实，谕令一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清世祖实录》，卷5，3~4页。，取得了甘心剃发归顺的一定效果。
六月，多尔衮和诸王、贝勒、大臣们做出了顺治帝迁都北京的决策。他派辅国公吞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前往盛京，向顺治帝和留守盛京的官员奏明迁都的原因称：“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畀，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赐四方和恒之福，伏祈皇上熟虑俯纳焉。”《清世祖实录》，卷5，16页。这最后一句不过是例行公文，那时的顺治帝还不具有“熟虑”的本领，建都燕京的决议是多尔衮定的，蒋良骐：《东华录》，卷4，64页。顺治做好搬家到北京的准备就是了。
顺治迁都，对稳定北京城内局势关系颇大。由于先前清军数次入关都以大肆掳掠一番回关外，故北京城中“讹传七八月间东迁”，尽管清政府一再宣布将以北京为都城，仍难以平息各种谣传。多尔衮提到当时北京城内的局势说：“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不足信也，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东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清世祖实录》，卷8，2页。事实是对谣言的最好答复，解决的办法就是定都北京，以此为建立统治全国的根本。
在大清国家处于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摄政王多尔衮认识到有必要向所有的官吏军民人等发布安民告示。为此，于七月初八制造了《清摄政王多尔衮安民令旨》的文告，现有实物仍在，其令旨全文为：
大清国摄政王令旨，谕官吏军民人等知道：予闻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养民之道，必省刑罚，薄赋敛，然后风俗醇而民生遂。自明季祸乱以来，刁风日兢，闾闫细故轻渎，间以越诉为等闲，以诬告为常事，教唆健讼，败俗伤财，予甚痛之。自今以往，嘉与维新。凡五月初二日昧爽以前，不拘在京在外，事无大小，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悉行宥免，如违旨兴讼者，即以所告之罪罪之。官司听受者并治。以后斗殴婚田小事，止就道府州县官听断归结，重大事情方赴抚按告理。在京仍投通状，听通政司查实转送刑部问拟。其五城御史有例应受理送问者，照旧送问。非系机密重情，不许入京越诉，倘奸棍讼师沿习恶俗陷害良民，定加等及坐，以挽挠风，至于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初议准作正粮。既而不肯销算。有时米价腾贵，每石四五两不等，部议止给五分之一，高下与夺，惟贿是凭。而交纳衙门，又有奸人包揽，猾胥抑勒，明是三饷以外重增一倍，催科巧取，殃民尤为疵政。予哀尔百姓困穷，一害未除，恫瘝切体，徼天之灵，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通同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倘纵容不举，即与同坐。各巡按御史作速叱驭登途，亲自问民疾苦。凡境内贪官污吏加耗受赇等事，朝闻夕奏，不得少稽，若从前委理刑官查盘，委府州县访恶，纯是科索纸赎，搜取赃罚，名为除害，实以害民，今一切禁绝不行。州县仓库钱粮只许道府时时亲核，衙蠹豪恶只许告发重治，总不容假公济私，浚民肥己，有负朝廷惠养元元至意。庶几政平讼理家给人足，四方风物用慰予心，特谕。顺治元年七月初八日。原件藏辽宁省档案馆。此件全文与《清世祖实录》，卷6所载，文字颇多不同，总为缩写，看来此件为一张贴告示，大概制造很多，此件为其存留之一也。
这是一件重要文物，内容相当细致具体，当时这位大清摄政王多尔衮摆出一副令人颇感实在的关心姿态，对清朝建立稳固的统治起到巨大的作用。
八月二十日，顺治帝从盛京启程，九月十八日到达通州，多尔衮率领诸王大臣前往接驾。次日，顺治帝自正阳门进入明宫。十月初一晨，顺治帝出城往天坛祭天，其祝文曰：“告天即位，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率由初制。伏惟天地佑助，早靖祸乱，载戢干戈，九州悉平，登进仁寿，俾我大清皇图永固。”《清世祖实录》，卷9，4页。自此清王朝开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
多尔衮处理国家事务，除了听取清政权中汉军官员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张存仁等人的意见外，很注意对原明朝官员的招揽和发挥他们的作用，比大顺政权更明显地得到北方明朝官僚和地主阶级的欢迎。
清军入城第二天，多尔衮下令：“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者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清世祖实录》，卷5，3页。部分明朝官员响应积极，第二天，就有沈惟炳、王鳌永、金之俊等十余人到清政府报名，多尔衮立刻接见他们，用汉语对他们说：“汝曹勿畏，我不杀一人，令各官照旧供职。”《爝火录》上册，128页。多尔衮让这些人仍以原官职办事，其他对清政府有疑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