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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虑的前明官员都陆续前来报名。如故明山东布政使司参议兼按察使司佥事霸州道刘芳久，布政使司参议天津道孙肇兴，按察使司佥事通州道郑，按察使司副使怀隆道魏知微，山西按察使司佥事昌平道孟良允，按察使司佥事易州道黄图安，“俱仍为原官”。故明太子太保、左都督骆养性仍以原官总督天津等处军务，以投诚总兵官高第为山海关总兵官《清世祖实录》，卷5，11页。上述官员多为地方官，就是说多尔衮没有出动一兵一卒，就把这些地方控制在自己手中，保证了京畿地区的安全，其决策英明可见一斑。
风云人物功勋卓著的多尔衮（4）
多尔衮制定了一个极为宽大的用人原则，他确定五月初二昧爽以前，罪无大小，悉行赦免，给原明朝官员人人弃旧图新的平等机会，解决了明朝自崇祯末年因政见不同而形成的自立门户互相倾轧的官场积弊。多尔衮的态度十分明确，明朝官员，不论是东林党还是阉党，不论是投降大顺，还是抗拒过清朝，凡是五月初二清军进京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一律不再追究，只要乐于为清朝效力，统统欢迎。
反复申明大清的政策，反映了多尔衮求贤若渴的心情和气度。于是顺天巡抚宋权荐举明故蓟辽总督王永吉，井陉道方大猷，蓟州道杨毓楫，南京礼部尚书朱继祚，户部侍郎叶廷桂。天津总督骆养性启荐故明户部侍郎党崇雅，兵部侍郎李化熙，通政使王公弼。其他明朝官员无不趁此机会推荐亲朋故旧、门生幕客。
多尔衮的用人之策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吸引一批，任用一批；任用一批，推荐一批；如滚雪球，越滚越大。据《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残册的记载，这一年的七月份，仅一个月之内，就有先一步出任吏部左侍郎的沈惟炳推荐出36人，户部左侍郎王鳌永推荐出的39人，兵部左侍郎刘余祐推荐的9人，对每个被推荐者均列出原来的官衔。多尔衮得奏，皆表示可以录用参见《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这是一项非常成功的用人之道，不但使清朝统治者得到了一大批有用人才；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批人的任用，扩大了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使其在关内得以立足和实施统治。
但是任何一项社会政策的推行都不能尽善尽美，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顺天巡抚柳寅东从澄清吏治着想，对多尔衮的用人政策表示反对。他说：“近见升除各官，凡前朝犯赃除名，流贼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宽大为治，然流品不清，奸欺得售，非慎加选择之道，其为民害不可胜言，是所当亟清其源也。”多尔衮回答：“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清世祖实录》，卷5，18~19页。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柳寅东的意见。
多尔衮是深知“治天下全在得人”这个道理的。他曾说过：“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用人一事，我也颇下功夫。”《多尔衮摄政日记》，闰六月十二日。事实证明，多尔衮的“一概录用”、“宽大为治”的用人方针是颇有见解和非常成功的。其实他既深谙用人之道，就懂得“慎加选择”的重要性，更懂得在甲申年中国大动荡的岁月中，每个明朝官员也存在着选择的问题。多尔衮入京时，部分明朝官员随李自成西撤，部分趁乱逃到江南，处在观望犹豫的数量很多，马上投入清政权的只是其中之一部分。“京师为天下之根本，兆民所瞻望”之地，“京师理，则天下不烦挞伐”《清世祖实录》，卷5，6页。此语出自汉官祖可法等人之口，强调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重要性，是因为北京汇集的原明朝官员实际上是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代表人物，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们对清政权的态度维系各地区人心所向，所以多尔衮才不遗余力地加以网罗。清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吏科都给事中朱徽在奏折中说：“去岁五六月间，人心甫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落。”由于多尔衮招揽明朝官员的成功，出现了“东西响应，多士云合”的场面，他所在的吏部至有“人才不无壅积之虞”《清世祖实录》，卷13，5~6页。
当大批官员被清朝任命之后，多尔衮很注意鼓励他们为清政权统一全国献计献策，充分发挥其聪明才能。原明大学士冯铨提出设立六科，其奏说：“今各部题奏，俱未知悉，所票拟者不过官民奏闻之事而已……按明时旧例，凡内外文武官员条奏、并各部院覆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抄发各部院。所以防微杜渐，意至深远。”多尔衮见奏，即任命行人司行人向玉轩为吏科给事中，郝杰为户科给事中，知县孟明辅为礼科给事中，朱鼎蔳为工科给事中。《清世祖实录》，卷5，12~14页。明参将唐虞时表示愿亲赴南京招抚，并推荐他的儿女亲家陈洪范可担负招抚张献忠、左良玉之任，其子唐起龙可以招抚史可法部下将领。以后陈洪范被南明福王政权派来充当和谈使者，暗中投降了清朝，把江南内部虚实尽告清朝，促使多尔衮出兵江南灭亡了福王政权。顺天巡按柳寅东劝多尔衮“早定大计”，消灭李自成的大顺军。他认为：“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大顺）。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受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须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清世祖实录》，卷5，19页。多尔衮用兵西北和东南，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计划部署的。
如前所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清世祖实录》，卷6，9页。，多尔衮也是很懂得这个养民之道的。他既知在明朝所有弊政中，广大贫苦百姓深受其害的，首推三饷加派，就及时宣布：“自顺治元年起，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困扰广大贫困民众20余年的三饷加派问题至此基本得到解决。
养民与察吏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多尔衮尽管对明朝官员大肆包容，既往不咎；同时也强调他们必须痛改前非，为政清廉。他说：“明朝之败坏，俱由贪赎成风，德不称任，功罪不明所致。自兹以后，凡我臣民，俱宜改弦易辙，各励清忠。”对于贪官污吏，他是深恶痛绝的，多次公开阐明“贪官必诛”的重惩原则。如顺天巡按柳寅东认为对贪官鞭责处分过轻时，多尔衮立刻赞同，声明：“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吏科右给事中龚鼎孳根据当时处理贪官过严的问题主张要给予适当宽大，还上奏为贪官辩护说：“开国之初，宜从宽大。古称礼不下庶人，而刑不上大夫，明乎优臣工所以尊朝廷也。若名在卿贰之列，而束缚系绁，下同徒隶，罪止铢两之微，而性命鸿毛，弃如草芥，人孰肯以性命易功名。夫严刑不足以防奸，而宽大固可以得众。”多尔衮毫不让步，明确回答道：“贪官必诛，屡旨甚明，何必论赃多少！以后各官著用心砥砺，朝廷自有优礼。”以上参见《清世祖实录》，卷11，10~11页。由于在吏治问题上绝不妥协的方针，清初的吏治远比明末为好。
如果说，多尔衮在处理内政方面，主要是听取汉族官员的建议，实行择善而从的话；那么在巩固胜利，扩大占领区，消灭农民军和南明诸王政权方面，则充分显示了他作为清军统帅的高超的指挥艺术，抓住一个个有利时机，迅速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全国的胜利。
多尔衮进北京城时，派吴三桂马不停蹄地追击李自成部，自率清军致力于守卫京城和控制周围地区。李自成退至真定，连续发动反攻，都被吴三桂军打败，李自成本人中箭坠马，“掖之驰还营，创甚，卧民舍”。大顺军因主帅受伤，军无斗志，李自成“拔营西走，度故关，入山西”《流寇志》，卷13，196页。，对北京不再有任何威胁。多尔衮又派固山额真金砺、梅勒章京李率奉前往天津，控制运河及海口。于是，“燕京迤北，居庸关内外各城及天津、真定等处，皆降”《清世祖实录》，卷5，9页。
风云人物功勋卓著的多尔衮（5）
接着，多尔衮的目标是夺取原先为大顺军占领的河南、山东和山西地区。这一战略策略的高明之处是，既可以进一步打击主要对手李自成，又可以避免与南明福王政权发生冲突。多尔衮先派原明朝官员前往招抚，如原明井径道方大猷被委任监军副使，招抚山东；命令户部右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河南；以应袭恭顺侯吴惟华招抚山西。六月，始派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和石廷柱带兵平定山东，派固山额真叶臣率八旗兵平定山西。当李自成兵败出京后，山东、河南等地明朝官员纷纷组织地主武装杀害大顺官员，向南明福王政权报功，腐朽的南明官员主张与清朝结盟共同对付李自成，清朝并不理会他们，而是等待机会，自己单独经略这些地方。所以清朝派往山东的王鳌永一到，青州、东昌、临清、兖州皆降，以至于《甲申核真略》的作者杨士聪称，清朝下山东“止一人一马，责取遵依，无不应者，积威之所劫也。及济宁不应，亦遂惨淡而去；继至者乃有十三人”《甲申核真略》，52页。这种记载虽不免夸大其词，但清朝之胜利的确太容易。六月中，巴哈纳等报告“抚定山东诸郡县”，多尔衮命移师至山西。七月，清军克太原，“山西、河南悉平”。多尔衮任命杨方兴为河道总管，马国柱为山西巡抚，陈锦为登莱巡抚，李栖凤、李翔凤、朱国柱、高士俊、马鸣佩、苏弘祖、申朝纪等分别为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占领区地方官，开始确立清朝对这些地方的统治。
七月二十七日，多尔衮致书史可法，引经据典要南明福王政权向清朝缴械投降，全文如下：
予向在沈阳，既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后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与清班，曾托其手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