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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二是《八旗通志》既称此事在吴三桂乞师之后，又说范文程提出此策，“于是大军遂发”；三是《清世祖实录》不载范文程此策，却载四月十三日师次辽河地方，多尔衮以军事咨询洪承畴，而洪氏所答内容与范文程之说大略相同，等等。由此可以推断，范文程此次为多尔衮献策，就在四月十三日，是清政府刚刚听到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提出的。这与《清史列传》记载相符，也与《八旗通志》所载无矛盾。的确，在多尔衮此次率军出征过程中，开始时不知道北京已被农民军占领，是中途得到这个消息的，所以从大军进发的方向上看，中间有个重大的改变，好似重新启程一样。再就《清世祖实录》记载而言，恐怕连篇累牍罗列洪、范二人奏疏无大必要，或于文字繁冗，加上已有记录范氏奏疏，不需要一个不漏，有文必载，所以没有记载此疏。从历史的实际情况上考察，似乎反映出，清朝听到李自成率农民军进入北京，认为这是巨大事变。多尔衮在进军途中，要作出相应决策，特别是此事和李自成及明朝都有关系，以致同时向洪承畴、范文程这样的新旧汉官、大谋士询问他们的高见。却因历史记载上的问题，难以看见其本来面目了。
从朝鲜人所得到的情报也可见范文程此时的重要作用。四月十五日，多尔衮所率清军至翁后遇到吴三桂派人请求清军帮助抵抗农民军。当时此事属于机密。吴三桂是清军的多年敌手，几次拒绝了清朝的招降，能不能相信吴三桂的问题就摆在多尔衮的面前。据随军的朝鲜人记载：早晨行军五里后，多尔衮突然下令停止前进，朝鲜世子令翻译官派人暗中了解情况，从范文程那里才听到吴三桂派使者请求援兵的消息。朝鲜人从范文程那里得知多尔衮如能援助吴三桂，吴三桂“当开山海关以迎大王（多尔衮），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沈馆录》，卷7，11页。这段话表面上是转述吴三桂来书的内容，而同时也表达了范文程对吴三桂请兵一事给予响应的积极主张，证明范文程是参与了谋议清军直入山海关这一机密和重大决策的。
清军经山海关战役打败李自成，长驱而西，明朝百姓纷纷逃匿山谷。范文程起草檄文晓谕明朝官民：“义师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还在檄文上面签署了范文程的名字和官职《清史列传》，卷5；《清史稿》，卷232。
五月初二，多尔衮率清军入北京城。由于对清朝情况的误解，城中有不少明朝官员向多尔衮劝进，范文程嘲笑道：“吾国已有主，去岁登极，此皇叔摄政王也。”《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344页。
清军初入北京，范文程忙得不亦乐乎，或说他“案牍委积，昼夜立阙下，兼听并观，凡所措置无不周当”《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或说“每日坐午门左，详决诸事，兼受章奏”《爝火录》上册，129页。《清史稿？范文程传》称：“既克明都，百度草创，用文程议，为明庄烈愍皇帝发丧，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招集诸曹胥吏，征求册籍。明季赋额屡加，册皆毁于寇，惟万历时故籍存，或欲下直省求新册，文程曰：‘即此为额，犹虑病民，其可更求乎？’于是议遂定。”
上述记载高度概括了清入关初期“百度草创”时范文程在诸多方面的决策作用，然叙述过简，细枝末节，仍可探究。
礼葬崇祯帝。作为明朝统治政权的代表，崇祯帝执政17年间，没有做过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业绩，在他自己历次所下的“罪己诏”中已说得十分清楚。李自成在北京时已经为崇祯帝办了一回丧事，虽过于简略，但那时很多明朝官员并不理会此举，如周钟等人经过崇祯棺木停放的地方策马而过。然而，由于大顺政权在北京城中的种种失误，“刑辱缙绅，拷劫财货”，“掠人赀，淫人妇，火人庐舍”，倒使人们怀念起这个皇帝来了。李自成退出北京，城中盛传吴三桂“传谕军民，迎太子入继大统，士民鼓舞相庆”。原明吏部侍郎沈惟炳、户部侍郎王鳌永、锦衣卫指挥骆养性等倡议“设先帝位于午门”，“行哭临礼”《流寇志》，卷12，193页；《爝火录》上册，127页。原明百官还准备了明帝使用的銮仪法驾，于朝阳门外迎接太子的到来，这些都表明由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朱明皇室对人们仍有很大的号召力。礼葬崇祯帝之举表面上看来是清朝对他的死给予深切同情和尊重明朝臣民的感情，而更深一层的含义则是有意突出李自成“逼殒其主”的大逆不道，煽动明朝官僚地主阶级对农民军的刻骨仇恨，强调清王朝是汉族官僚地主们的救星，因此是明王朝的当然继承者。清政府宣布：“特令举国挂孝三日，以尽君父之情。”“于是各官奉令：自初六日始，设先帝、后位于帝王庙，合京臣民哭临三日。复令议谥，议葬。各事即毕，于本月初九日剃发，十五日朝见。”《爝火录》上册，129页。为崇祯帝发丧既给那些忠于明朝的官民找到了一个抒发情感的机会，又给那些投靠清朝的官员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谕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云”《清世祖实录》，卷5，4页。
举用废官，搜用隐逸。明朝末年，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使众多官员被罢免和赋闲在家。他们自身不甘寂寞，对清朝更是难得的人才。如原明大学士冯铨，因投靠阉党魏忠贤被崇祯帝免职为民，以后力图悔改，曾与清军作战，率乡民保卫涿州，并运红衣大炮有功，终因东林党人反对而不得起用。1644年，清军入关，多尔衮以“以书征铨，铨闻命即至”，乐于为清政府效劳，他被授命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与洪承畴等人一起恢复了明朝内阁票拟制度。冯铨忠于清朝，定部院官制时授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陈名夏投降大顺军，清兵入关后他逃往南方，却被南明福王政权定为“从贼案”人员，他以后又逃回大名，由保定巡抚王文奎疏荐，仍做原官，步步升至大学士。《清史列传》，卷79，“冯铨传”、“陈名夏传”。
减轻赋税。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就是三饷加派，清朝把取消三饷加派作为收买民心的手段之一。当确定清朝赋税数额时，有的官员主张按崇祯末年的数额征收，但战乱使户部账簿尽毁，只有万历年间的赋税簿存在。在范文程的坚决主张下，遂以万历时征税数额作为标准，范文程还说：“即此为额，犹恐病民”，旧额比新额“岁减数百万两，民赖以苏”。昭梿：《啸亭杂录》，卷2，“范文肃公厚德”。人们都知道，清初取消明代加派三饷，以万历年赋额为准征税，却不知道范文程是幕后决策者。
风云人物运筹帷幄的范文程（4）
得士心则得民心。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兵消灭了南京的福王政权。十月，范文程上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丙戌会试后，八月再行乡试，丁亥二月再行会试。”《清史列传》，卷5，“范文程传”。丙戌为顺治三年（1646年），丁亥为顺治四年（1647年）。科举制按通常习惯为三年一次，范文程因江南为文人荟萃之地，提出破例增加考试，以将南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网罗到清政府中，利用他们的影响稳定民心，是分化反清阵营所实行的非常有效的办法。多铎平定江南后，有不少地主文人标榜气节，隐匿不出，闭门读书，或参加反清斗争。然而，他们却经不住科举功名的诱惑。清代人描述当时的情况说：
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及进院，以桌橙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165页，中华书局，1983。
尽管作者的意图无非是嘲讽这些变节的知识分子，但是从侧面说明范文程的建议实行后的巨大成效。
钱仪吉所辑《碑传集》中说，范文程为清政权谋划之事，“动关大计”，而见诸史册，“仅载什一”。就甲申年他力主清兵入关和进入北京城后一段时间内所决策之事而言，他一手促成了清政权的入关，为之提出了许多深思熟虑的行动方针。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具体实践者，即除了军事征服之外，其他重大举措都是在他指导下完成的。由于他的高瞻远瞩和果断施政，使清王朝从进入北京城起，就给人们留下与往昔完全不同的崭新形象。范文程卒于康熙五年（1666年），经事太祖、太宗、世祖及圣祖四朝，优宠有加，顺治九年（1652年）任议政大臣，这是清朝汉官绝少得到的官职。但也不能认为范文程的仕途生涯一帆风顺，他在晚年几度卷入政治斗争旋涡，丢过官。比较起来，在关外时期他最受清最高统治者青睐，所谓“列圣皆呼其官而不名”。又因他身材高大，所赐衣冠“皆特制”《清史列传》，卷5，“范文程传”。但论其作用，他平生最佳时期就是1644年，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大震荡的年代，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虽然促成了清朝战胜农民起义军，以清朝代替明朝而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而对范文程个人的作用总的来看还应给予积极的评价。
风云人物是是非非的吴三桂（1）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