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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吴三桂选择李自成作他的新主人，有其思想根源和形势所迫。这个思想根源就是对满族崛起和清朝入关抱有成见，以中国传统的“华夷之分”，认为清朝不应当在中国建立政权，满族无资格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这可以从30年后“三藩之乱”时，吴三桂发布的檄文中得到证实。如以讨虏大将军吴三桂名义发布的一份檄文称：“……不得已歃血订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逃遁，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遂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另一份发自云南的檄文也说吴三桂在与李自成作战“矢尽兵穷”之际，“暂借夷兵十万”，打败了李自成，正欲择立嗣君，“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天下甫定，彼遂正位南面，雄据燕都”樢恍郏骸痘谋涮罚�2，53、84页。在吴三桂的心目中，他同李自成固然也有深仇大恨，但毕竟同属一族，在大的方面有别于“夷”、“虏”，所以他可以在战败时归降。至于对清朝，则只能是借兵，不能接受其统治。面对大顺和大清，只要有两种选择，他那对中国少数民族满族的根深蒂固的歧视思想．必然使他宁可选择大顺。
再就形势而言，大顺军一经攻下北京城，吴三桂便夹在大顺和大清两大政治势力之间了。他一军“不能自立”，无论当时拥有多少军队的骄兵悍将，尚无一人开自立先例，他也必须投靠二者之一；而且他的军民逾50万，军用民食皆需供应。当年二月份，崇祯帝召吴襄欲调吴三桂入卫京师时，其麾下一军已缺饷14个月了。李自成给吴三桂军送去4万两犒军银，正是求之不得之事。清军远在关外，吴三桂负责守卫的宁远城打了十几年都没攻下。两相比较之下，吴三桂自然选择了李自成。
然而，吴三桂率军行至途中，又突然变卦了，这可不是小事，实是吴三桂又来了个第二次选择。同前次不一样，此时不是二者选择其一，而是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小腆纪年附考》说：吴三桂到达滦州时，“途遇其父妾某与一逃奴偕，问曰：‘吾家无恙乎？’曰：‘籍之矣。’‘吾父无恙乎？’曰：‘拘絷矣。’三桂沉吟久之，厉声曰：‘我那人亦无恙乎？’那人者，爱姬陈圆圆也。三桂以千金得之某戚家，以边事急，留之京师，为伪权将军刘宗敏所得。奴不能隐，曰：‘籍之矣。’三桂抵几于地，须髯奋张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以生为！’叱左右斩来使。”
刘健《庭闻录》和清朝所编纂的史书大都突出强调陈圆圆对吴三桂起兵反对李自成的绝对作用。然而康熙年间或更早一些的记载却根本没有提到陈圆圆一事，而把主要原因归结于吴襄被掠。请看《流寇志》记载：
（吴三桂）至永平，遇父襄苍头与一姬连骑东奔，惊问之，而襄姬与苍头通，乘乱窃而逃，诡对三桂曰：“老将军被收，一门皆为卤，独与姬得脱，东归报将军，将军速为计。”三桂乃翻然走山海，拥兵自守，使人乞师，共击贼也。
就是说，是吴襄的仆人报告了吴家被抄家的情况促使吴三桂决裂李自成的。
《明季北略》作者叙述吴三桂请兵始末曰：“自成入京，刘宗敏系吴襄，索沅不得，拷掠酷甚。三桂闻之，益募兵七千。三月二十七日，将自成守边兵二万尽行砍杀，止余三十二人，贼将负重伤逃归，三桂遂居山海关。”该书成于清康熙十年（1670年），此时吴三桂尚未叛清，记载此事较为客观，而其中说是刘宗敏没得到陈圆圆，对吴襄严刑拷打，是吴三桂与李自成反目的原因。
现存上海图书馆的一份清顺治元年（1644年）的塘报恐怕最接近史实真相，今引之如下：
为塘报事，据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报称：闯贼于三月（下残损四五字），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襄囗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将京中一应大事，一一诉禀，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言君父之仇，必以死报。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中华书局，1959。
综合上述所有记载，不难看出，是李自成在北京城的种种失误把吴三桂逼向了其对立面。吴三桂长期守卫边关，和大顺政权没有什么接触，他虽然决定投降李自成，但肯定要派人进北京了解情况的，了解的结果竟是大批官员被拷掠追赃，连自己的父亲也被拷打到快要死了的地步，证明投靠大顺政权根本不可能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前往北京城无疑是自投罗网。吴三桂和许多部下在关外都是有“数百金庄田”《小腆纪年附考》上册，62页。的大地主，现在他们的主帅吴三桂连自己的父亲性命和家产都保不住，就更谈不上保护他们在关外的土地财产了，所以吴三桂振臂一呼，群起响应，立即回军占领了山海关。
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从大顺军手中夺回山海关后，下令收拢关外宁远、沙后所等地汉民速移山海关内各州县驻扎，准备抵抗大顺军。
风云人物是是非非的吴三桂（3）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说，四月初四，李自成听到唐通报告吴三桂占领山海关的消息，即下令释放吴襄，“宥而晏之”，令吴襄写信招降吴三桂。“吴襄书达三桂，并不言被夹，而赍书人误传已夹，三桂大痛愤，以道里日期计襄必死矣。”于是回书拒绝。四月十三日，李自成偕刘宗敏等将领率大顺军20万东征吴三桂。吴三桂估计自己的实力不是大顺军的对手，派副将杨⒂位鞴屏樾畔蚯宄笤Ｋ脑率迦眨窃谖毯蟮厍龅搅饲寰萁涣宋馊鸬那笤牛派纤担骸 �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恩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礼，不敢轻渎圣聪，乞王转奏。《清世祖实录》，卷4，13~14页。
我们从这封书信中，应当注意的是：在1644年吴三桂曾做过第二次选择，就是联合清朝消灭农民军，恢复明朝的统治。不管后来人分析说他是故作姿态，还是作为讨价还价的条件，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清军毕竟没有兵临城下，如果吴三桂不主动请兵，清军会绕过山海关长城，而从蒙古地区进入关内，清军的行军路线原本如此。从大顺军同明军周遇吉部于代州和宁武关发生的两次激战来看，要战胜吴三桂也绝非易事。故吴三桂在信中着重说明联合消灭农民军的条件“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诱以“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宣传明朝各地义兵“羽檄交驰”，“密如星布”，有能力像历史上晋文公、光武帝那样中兴国家，而声称他本人遵循“春秋”之义，“交不越境”，与清朝没任何联系，因而完全不存在投降的打算。以前皇太极两次致书吴三桂，吴都没有给予答复，也是事实。
清军统帅多尔衮从吴三桂来信中意识到战场形势发生了非常有利于清朝方面的变化，立即命令清军改变原定行军计划，向山海关方向前进。而多尔衮在回信中，毫不理会吴三桂的借兵之说，明确要求吴三桂率众来归，以“晋为藩王”作报答。吴三桂得报，再次派郭云龙致书多尔衮，仍坚持借兵的立场。
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犹其小也。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从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安民，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清世祖实录》，卷4，15~16页。
吴三桂同多尔衮一样，没有理会对手的要求，只希望清军快速赶到，使两方的关系蒙上迷雾，莫知根底，进入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多尔衮和阿济格、多铎都很敏感，对吴三桂的行动疑窦丛生，认为：“岂三桂知我南来，故设此诱耶？且吾尝三围彼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