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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记载比比皆是，仅就“杀男女六万万”而言，被诸书转抄，其夸大不实之词，于此可知。当时全中国的人口也没有六亿，一个四川何来这么多人被杀！考诸史实，张献忠杀戮过分也是事出有因的，当时在四川，“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不能止耳”《明季南略》，卷10，“张献忠乱蜀本末”。大西政权任命的官员遭到如此惨杀，张献忠采取以牙还牙的报复手段，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张献忠到最后失去了理智，不分青红皂白，因在朝天关缴获成都生员颜天汉等人暗中联络李自成的书信，“以为阖境俱反，诡称开科，诱杀二万二千三百余人”《爝火录》上册，357页。从而激起地主阶级更加激烈的对抗，以致失去在四川立足之地，这就是咎由自取了。
张献忠在四川滥杀人的事，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意大利人卫匡国1644年在中国杭州传教，他所著《鞑靼战纪》一书，其中专门讲了张献忠在四川屠戮人民的事，说张献忠把四川变成了“屠杀场”。凡冒犯他的就杀，有时为一个人的过失而杀全家，或把获罪者住的街上人全部杀死，他还大杀自己的官员，以致都城里他的600多个官员，三年之后，只剩不到20人了。但不说张献忠“嗜杀”，而说他为了“报复”《鞑靼战纪》，收载《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清政府任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同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多罗贝勒尼堪、固山贝子吞齐喀、满达海，镇国公喀尔楚浑、岳乐、努赛等，“统官兵征四川”。豪格率八旗劲旅进入陕西，相继击溃各地反清武装，稳定了陕西形势。然后休整军队，做入川准备。正在这时，原大西军骁骑营都督刘进忠前来投降清军，豪格问张献忠现在何处，刘进忠答以顺庆之金山铺，即西充、盐亭交境处，“去此千四百里，疾驰五昼夜可及”《清世祖实录》，卷23，9页；《爝火录》下册，704页。豪格亲率大军，昼夜兼程进入四川。张献忠对清军入川毫无准备，十一月十七日，清军先锋已经到达四川大西军扎营处，士兵接连三次报告清军来攻的消息，张献忠却不在乎地说：“八大王威震天下，名播四海，谁人敢来，吾自当之！”《纪事略》，60页。连披戴盔甲都不顾，执弓上马出营观察，那天正巧大雾，清军不顾连续行军的疲劳，立即发起进攻，张献忠中箭身亡，几十万大西军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纷纷被杀。《明史？张献忠传》记载：“我兵（清兵）擒献忠出，斩之。”《明史纪事本末？张献忠之乱》谓：“献忠以病死于蜀中。”两相比较，被杀可能性大，故依之。孙可望、李定国等将领率残部撤至云贵，后来采取联明抗清方针，实现了与永历政权的合作。
弘光失德挽狂澜于既倒（1）
1644年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帝于煤山自缢，明朝本已至此灭亡。但是在此之后，清兵入关，赶走了李自成，占领北京，并没有立即统一全国。那时南中国仍然是明朝的天下，因为明朝当初就从南方兴起，洪武、建文及永乐前期，明朝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南京，永乐迁都北京以后，改北京为京师，故都仍称南京，并保留了一套仅次于北京的统治机构。此时北京失守，清朝忙于扫除李自成的农民军，恰好利用这个空隙，一些既极端仇视李自成，又反对清朝入主中原的大批原明文官武将及逃避战乱的人民纷纷云集江南，他们中的一些有势力的人物，经过反复酝酿和明争暗斗，首先在南京把福王朱由崧扶上了帝位。当年继续称崇祯十七年，改明年为弘光元年。这位弘光帝竟是一个扶不起来的天子，《石匮书后集》的作者张岱对他有这样的评价：
弘光痴如刘禅，淫过炀帝，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酒宣淫。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大成，故主之思，涂抹殆尽。张岱：《石匮书后集》，卷5，中华书局。
不可否认，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那时北方战乱严重，“江左粗安，文武备位”《爝火录》上册，341页。军队也有数十万，直接可以调动的就有十余万。特别是其矛盾未暴露时，也是人心所向。甲申年（1644年）四月三十日，李自成率所部大顺军仓皇西撤。五月初二，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由于李自成及大顺政权在北京城的所作所为大失民望，而清军多次入关肆意抢劫的暴行犹在眼前，在中国最高统治权两度更迭的历史关头，无论是原明朝的文武官员，还是广大人民群众，都把中国的希望，转到了江南。
在我国历史上，一旦出现少数民族起兵灭亡中原汉族政权的情况发生后，北方官僚地主阶级往往渡过长江，与江南地主阶级联合起来重建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五胡十六国时的东晋，南北朝时的宋、齐、梁、陈，金元时的南宋，都相继在南方建立过政权。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挥兵北伐，完成了统一大业。明成祖朱棣虽然迁都北京，南京的宗人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等机构设置一应俱全，俨然一个事实上的政权，唯独缺少一个皇帝。这些条件表明，明朝首都北京失陷和崇祯帝自杀之后，南京就成为重建明政权的最佳地方。
早在李自成撤离北京之前，就有一些明朝官员把南京看做复辟的希望所在，想办法逃往南京。原明工部员外郎赵士锦，是被大顺政权录用的官员，但他辞官不就，甘愿被关押在刘宗敏军营。四月初八，他被释放，五天后出海岱门离开北京。赵士锦在《甲申纪事》中谈到了他和一行官员南行的情况：
（四月）十四日，从便门经张家湾至天津十里许，过一村，其居民遥望予同行辈有七十余骑，遂远避高阜上。予等为言：“予辈实南下者，非不良人也。”居民始下阜，云：“此日以前尚无南下者，故始见若辈而骇耳。”过沧州、德州、恩县、荏平、高唐，至济宁，买舟入黄河。德州及济宁城中，拷炙士大夫如京师。先是同行者方君以智，相戒勿交一语，至宿迁，策蹇黄河岸，始叙一语。
明朝宗室朱议漇《身历国难疏》中说，大顺军入京后，他不得不行乞于市，“至四月初八日，始从水道得脱虎口”《爝火录》上册，144页。赵士锦和朱议漇二人的经历告诉人们，自四月初八李自成下令大批释放被追赃拷掠的明朝官员起，北京各城门的守卫有所放松，一些敌视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开始陆续南逃。
清军入北京城后，多尔衮对明朝百官广为招徕，实行一律录用的办法，仍不能阻止明朝官员南下的趋势。《甲申核真略》的作者杨士聪，因为他的门生方大猷在清朝当上监军副使，出城不仅没有任何阻挡，还由方大猷派出的家丁给予保护。杨士聪在途中遇到南下的官员有陈扆诵、高斗先、于允中等人。北京城中一些殉难官员的家属，要求扶柩南还，清朝予以批准，如户部尚书倪元璐原籍浙江上虞，范文程与他是同乡，还专门派官员护送其灵柩和家人至张家湾。摄政王多尔衮谕令中说：“近见各官纷纷南下，有隐忍于流贼之时，反长往于清明之日，予所不解。”《甲申核真略》，43页。让新任天津巡抚骆养性挽留这些南下官员，但收效甚微。
北方地区的明朝官员和反动地主武装闻知李自成退出北京，纷纷组织叛乱，杀害大顺政权任命的地方官员。史可法说：“闯贼自入关以后，声势逼人，假借安民，煽动海内。伪官一到，争思奉迎，甚至督抚手握兵权，不能碎一伪牌，斩一伪使。”《请旌叙淮人忠义疏》，见《史可法集》，29页。当时只有淮安巡抚路振飞是个例外，他召集淮安72坊义兵，“每坊一生员为社长，一为副，自为操演，贵持久，戒作辍。日夜团练，夜则鱼贯巡逻，以备非常”。大顺政权任命的淮安知府巩克顺行牌至淮，上写“永昌元年二月廿二日给”。路振飞伙同淮安巡按王燮设计捉住巩克顺，将他处死。四月初三，大顺防御使吕弼周行牌至淮安接替路振飞。吕弼周为原明河南驿传道，与淮安巡按王燮有师生关系，所以他很放心地前去赴任。游击官骆举假称奉王燮之命前往迎接，出其不意逮捕吕弼周，押他去见王燮。吕弼周见面后大骂王燮不认老师，王燮回答：“乱臣贼子我认得谁！”把他送给路振飞处理，路振飞命令用乱箭射死了吕弼周。《明季南略》，卷1，“路振飞、王燮镇抚淮安”。山海关之战大顺军战败的消息传开之后，河南、山东等地的明朝官员和地主豪绅叛乱骤然增多。
四月底，泰安州原任游击官高桂、乡民许来春纠集百余人攻进泰安州城，“执伪防御并其党数十人斩之”。大顺驻兖州将领郭升听到泰安发生叛乱，带兵前来镇压，杀死了领头的高桂和许来春。明贡生马元、生员谢陛于德州起兵，杀死大顺政权任命的州牧吴徽文。明兵部职方司主事凌，“因商人之资募兵三千，权州任，部署乡勇，斩伪防御使王皇极等三人，复临清、济宁，传檄山东”。凌发布檄文宣称：“迹今逆贼所恃，无过假义虚声，假义则预免民租，虚声则盛称贼势，以致浮言胥动，举国若狂。愚愞无知，开门揖寇，关城一启，毒楚交加。一宦而征数万金，一商而派数千两，非刑拷比，罔念尊贤，纵卒奸淫，不遗寡幼，将军出令，先问女人，州县升堂，但求富户。”《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51~153页；《石匮书后集？凌列传》，卷33。
不难看出文中对大顺军充满诬蔑不实之词，但凌的檄文也道出了大顺政权错误的助饷追赃政策和军纪败坏是造成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