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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武官路易·吉博都被克格勃的“乖宝贝”勾引。这是第二总局（反间谍局）的奥
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亲自指挥的一次周密行动。德让被一名装扮成勾
引者吃醋丈夫的肃反工作人员毒打，而吉傅则被示以他们惯用的床上照片。但这次
诡计没有成功，格里巴诺夫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吉博自杀了；在克格勃对大使进
行真正的敲诈之前，那个被用来勾引他的姑娘跑到了西方，并把这次行动的实情统
统说了出来。
冷战高潮时，驻莫斯科的大部分外交机构都被安装了窃听器。其中包括西德使
馆。尤里·诺先科回忆说，50年代末，大概是打算将来写回忆录之用，大使先生每
晚口授一份当日大事纪，其中还包括同波恩及北约各国大使的通信，他没想到他是
对着克格勃的麦克风口授一切的。两小时之后，“回忆录”中有价值的摘要草稿就
原样呈放在赫鲁晓夫的办公桌上、克格勃的“大使”行动不仅局限在莫斯科，在其
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同样有针对头号及二号对手采取行动的可能。在匈牙利情报
部门协助下克格勃成功地打入了驻布达佩斯的美国使馆。
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安全部（克格勃）工作人员都能成功地直接进入外国代表机
构驻地。据诺先科回忆般照斯大林时代留下的传统，每次这样的“拜访”都需要赫
鲁晓夫亲自批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行动是对日本使馆的秘密造访，其结果是密码
处的工作人员把使馆保险柜的号码和日本外交密码透露给了克格勃。在几个大国的
密码中被苏联解码人员破译最多的是日本密码，而且从20年代起就是如此。70年代
克格勃成功地收买了一名日本外交部解密司的工作人员。此人同他20年前在莫斯科
使馆工作的同行一样早就有意合作。用同样的方法克格勃接触到了瑞典使馆保险柜
中的文件和密码。一个“乖宝贝”勾引住夜间值班员，又用大块大块的肉把狗引开。
50年代初从克格勃叛逃的伊利亚·吉尔科韦洛夫参加过其他成功的行动，曾潜人了
土耳其、埃及、叙利亚、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使馆。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奖励
给我们刻有名字的表并被授予名誉肃反人员的称号。”
将来有一天，当所有的秘密档案都已公开，再来仔细研究那些在克格勃和情报
总局间谍全力支持下破译出的截获的外交文件。将会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看冷战时期
及冷战以后苏联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目前还不能准确确定，克格勃和情报总局通
过电子侦察得到的大量情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过程。其实在克格勃，除去
主席和第一、 第八总局局长， 未必有人能接触致全部电子侦察得来的外交情报。
1969年电子侦察由重新组建的六局接替八局实施。冷战时期，克格勃的叛逃者无一
例外地都只能偶尔接触到一些电子侦察到的情报。戈尔季耶夫斯基所看到的克格勒
档案中的材料，实际上对已经公开的情报没有任何新的补充。或多或少可以这样认
为；大部分情报都是截获来的，截获稿都保存在解密档案中。实际上第一总局的任
何人都无法接触到这些档案。除了克格勃的最高级官员外，所有人员只有在被认为
是出于公务需要时才会被示以这些截获来的情报。
冷战期间这些电稿被抄写在薄而透明的纸上，存放在一些大一“红夹子”中。
1954年从第一总局叛逃到西方的彼得·杰里亚宾回忆说，大概每周两次在他们处的
处长办公室里他能看到“红夹子”中的一些截获情报。比杰里亚宾晚10年逃到西方
的第二总局的尤里·诺先科说，每次办事员把“红夹子”送来，并站在身后直到他
把获准了解的内容读完，摘录是不允许的。杰里亚宾和诺先科都曾回忆说，他们看
到过从各西方国家截获来的情报，而且有些是通过安装在大使馆的窃听装置截获的。
美国人和英国人认为法国人的通讯保密水平尤其差劲。彼得·赖特说，1960年他亲
自冒充接线员，在驻伦敦的法国使馆安装了一些窃听装置，以使英国政府的通信联
络总部，能够解译出经过一流加密处理的法国外交电文。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以
前，克格勃也始终卓有成效地窃听着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内的谈话。杰里亚宾还回
忆说，他在“红夹子”里看到过截获到的有关西德、意大利和比利时的情报。1954
年叛逃西方的尤里·拉斯特沃罗夫和诺先科则说，见过大量被破译的日本函讯稿。
谈到从“主要对手’哪里破译的情报，则或许是数量少些，或许是更加保密，更可
能两种情况兼而有之。诺先科说只偶尔看到过从美国截获的情报，而杰里亚宾则一
份未见到过。按诺先科的话说、在破译英国的通讯内容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却
提供不出具体的例子。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冷战期间克格勃叛逃者所能接触到的截
获情报，在整个电子侦察活动中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
1958年任克格勃主席的谢罗夫的活动，遭到两个善于钻营的赫鲁晓夫宠臣的批
评。他们是曾经动员几十万年轻人去实现赫鲁晓夫垦荒计划的、苏联列宁共产主义
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和克格勃在列宁格勒的尼古拉·罗曼诺维奇·米罗诺夫。
他们认为克格勃应该起更大的作用，这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奖励他让
两人都进人了中央委员会。说到谢罗夫，他也确有一个“屠夫”的绰号。1956年春，
他到伦敦监督对即将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保安组织工作，
报界愤怒的言辞迫使他赶快溜了回来。他在同年镇压匈牙利革命中所起作用的传闻，
使西方对如下看法更加深信不疑：认为他是新斯大林镇压政策的象征。显然，需要
一名新的领导人，以便改变克格勃的形象。1958年秋，主席团讨论了谢列平就谢罗
夫关于克格勃国内外工作的报告提出的批评意见。谢列平肯定了克格勃在揭露“人
民之敌”和限制他们的活动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揭露帝国主义大国秘密的行动。
但是他也指出，克格勃的积极作用削弱了，原因是他在协助同西方进行战略性意识
形态斗争中做得太少了。主席团对谢列平的批评意见表示赞同。考虑到谢罗夫以前
的功绩，他没有被一撸到底，而是被调任到不太起眼的情报总局任局长去了。
谢列平同他的前任贝利亚和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一样自负，并不满足于当克格勃
的头子。 当他还是一名20岁的大学生时， 一次有人问他将来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如果苏联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的话可信的话），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领
导！”谢列平只把克格勃当作继续升迁的一个跳板，他在仕途上的最终目标是爬上
党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1961年他不再担任克格勃主席，但作为一个新的更有势力
的机关头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主席，他继续控制着克格勃的活动、继谢列
平之后担任克格勃主席的是他的得力助手37岁的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
斯内，此人在共青团工作时就是他的部下。
当上克格勃主席以后，谢列平马上改变了自己的领导作风。斯堪的那维亚一个
国家负责监听克格勃无线电通话的情报官员指出，克格勃主席始终喜欢用“要求”
这个词、1958年底“要求”突然变成了“请”。很快他得知，谢列平取代了谢罗夫。
那些到克格勃来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有很多在大学时代就受到过在共青团工作的
谢列平的关照，他们开始排挤“老禁卫军”的人。特别惊人的是第二总局（反间谍
局） 的人事变动、 该局战后同第一总局相比工作人员的文化程度并不高。1953—
1955年，尤里·诺先科在第二总局一处（美国）工作时，处里60名工作人员中只有
两人拥有大学文凭，有几个人甚至连完整的中等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很少有人懂英
语。而1960年诺先科返回该处时，己有80％的人员受过高等教育，70％的人掌握英
语。从共青团和大学输人新生力量旨在改变克格勃的形象。1961年谢列平反复说明
“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已经完全杜绝，肃反工作者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党
和苏联人民” 。 在被淡忘了20年之后，又重新恢复了对捷尔任斯基的个人崇拜。
“铁腕费利克斯”又重新成为头脑冷静而又满腔热情的肃反工作者的典范，他们忘
我地保卫着苏联人民不受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攻击。
在初步了解了1958年冬天实施的那些侦察活动后，谢列平就对第八总局电子侦
察和破译人员所取得的成绩惊叹不已。这些成绩是靠打入社会主义国家大使馆，以
及收买莫斯科及境外的外国加密员和外交官取得的。但是，过去第一和第二总局在
配合第八总局工作时协调得不够好，谢列平在第一总局的编制中组建了一个直属局
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的特别处，协调第一、二总局支持电子侦察活动，并帮
助它们与第八总局沟通情况。新机构注意的中心仍然是“主要对手”——美国。第
八总局美国处的处长亚历山大·谢列兹尼奥夫指示，特别处要收集破译员最感兴趣
的密码系统的情报。特别处最宏伟的作战计划，就是打人美国国家安全局（它是美
国所有情报机构中最大的和得到拨款最多的一个，它负责电子侦察，总部设在离华
盛顿不远的福尔特一米德）。只要偶尔看看电视导读报的美国人都知道有个中央情
报局，但知道美国还有个电子侦察部门的人就不多了。在知晓此事的为数不多的人
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他们把国家安全局的缩写扩展成“请勿闲谈”局。
1960年，福尔特一米德已有3 名苏联间谍。渗透工作的瞩目成绩有赖萨哈罗夫
斯基特别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