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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紧密，它们完全像一个肌体的两个器官那样行动”。但是，尽管在党的领导下
完成了勃列日涅夫提出的任务，党牢牢地控制了克格勃，安德罗波夫仍不得不在很
多方面接受“勃列日涅夫的世界观”。安德罗波夫命中注定比他的所有前任的任期
都长，并在政治上获得最大的成功：1982年他取代勃列日涅夫成为总书记。
对刚刚出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的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是捷克斯洛伐克事
件。赫鲁晓夫的女婿安德烈·阿朱别伊虽然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安德罗波夫的表
现很赞赏，但他同时指出，那些年的事件给他对东欧问题的看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在布达佩斯那些年的经历，以及“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者”拉科西在匈牙利事件中
所起的激发革命的作用，使安德罗波夫确信必须采取灵活的态度。戈尔季耶夫斯基
听说，刚刚回到莫斯科安德罗波夫就在第一总局讲：“只有灵活机动才能使我们不
会重蹈1956年的覆辙。”当时赫鲁晓夫也持这种态度，他吩咐要多关注各人民民主
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他禁止克格勃在东欧搞间谍活动，他命令克格勃同当地安全
侦察机关联手工作，而不要对他们指手画脚。
60年代中期，对苏联集团各国更加温和的政策似乎开始有了结果。1956年革命
后，当政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卡达尔在莫斯科很有人缘，他不断使莫斯科相信，
他的统治稳定，而经济改革也不是破坏性的。他得到匈牙利情报部门和匈牙利社会
主义工人党中提拔上来的年轻人的支持，他们认为在现行制度下同样可以有所作为。
安德罗波夫成为克格勃主席之后，莫斯科总部对东欧进程的担忧主要集中于罗
马尼亚。1944一1954年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的乔治乌一德治，在30年代曾作为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受过培训。1949… l953年，布加勒斯特的克格勃总顾问亚历
山大·萨哈罗夫斯基曾对他在铲除铁托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方面所作的努力大
加赞赏。但当上第一总局局长后，萨哈罗夫斯基对乔治乌一德治的接班人尼古拉·
齐奥塞斯库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倾向非常不满。与很多同东欧有联系的苏联公职人员
一样，他也对1958年赫鲁晓夫决定从罗马尼亚撤军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严重的失
误。
奇怪的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引起的不安要小得多。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高级专家安纳托里·亚历山德罗维奇·鲁萨科夫后来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1956年
第一总局不少分析家认为，几年后布拉格会效法布达佩斯。但预言没被证实，以苏
联集团的标准衡量，捷克斯洛伐克已成为非常繁荣的国家，于是总部确信以前是杞
人忧天了。1968年1 月，代替日渐年迈的新斯大林主义者、捷共第一书记安东尼·
诺沃提尼上台执政的是46岁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一开始总部和克里姆林宫对他
反映良好，在克格勃，杜布切克被称为“我们的萨沙”。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改革后，
第一总局十处（东欧事务处）开始认为，“我们的萨沙”受到捷克”资产阶级人士
的操纵。克里姆林宫和总部发现他是“布拉格之春”的推动力量之一，都感到事态
将发生变化。8 月苏联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同杜布切克会谈。与会
的一位目击者这样写道，“要知道我从一开始就支持你同诺沃提尼斗，我信任你，
保护你。我说，我们的萨沙是位好同志，而你却使我们如此难堪！”说到这里，勃
列日涅夫声音颤抖，哽咽，几乎就要哭出声来。
同1956年的纳吉不同，杜布切克明确表示他的政府不打算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或
者放弃社会主义。 但正像莫斯科预料的那样， 这种社会主义是布拉格为之奋斗的
“仁慈的社会主义”，早晚会给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布拉格之春”在莫斯科总部的第一个大的后遗症，就是克格勃开始取消对人
民民主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的禁令。克格勃驻布拉格的总顾问科托夫将军从具有不满
情绪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头目约瑟夫·霍乌斯基处拿到了该部门一些人的私
人照片，持进步立场的内务部部长约瑟夫·帕维尔也上了克格勃的黑名单。克格勃
还收买了他的副手威廉·沙尔戈维奇。“布拉格之春”期间沙尔戈维奇住在霍乌斯
基的豪华别墅里，得以经常同克格勃的人见面，而不致引起内务部杜布切克支持者
的注意。内务部的高级官员扬·博克尔也被克格勃收买，他帮助克格勃的人窃听内
务部的电话，窃听器甚至安到了主要改革者家中。靠这种办法得到的情报，后来在
华约军队入侵捷克、逮捕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人员及其他忠于杜布切克统治的人
时派上了用场。
和往常大多数时候一样，克格勃在搜罗情报方面卓有成效，但对这些情报作应
有的分析总是跟不上。因为意识形态的局限，总部把反对派完全看成是阴谋和暴动
的具体实施者。在东欧发生过的或是臆想中的阴谋背后，总部都能想像出有一只来
自西方、特别是西方情报部门的手在操纵。总部认为，西方情报部门又重新起用了
犹太复国主义间谍。在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的克格勃间谍接到命令，要经常报告所
有犹太出身的同事的情况。尽管克格勃清醒地意识到向公众提供的大多数有关西方
阴谋的证据都是臆造出来的，但它却始终认为阴谋确实存在。
总部对那些无法纳入“阴谋理论”的资料再次抛弃不用，“布拉格之春”期间
被忽略的非常重要的情报来自华盛顿。在美国的对外侦察系统中，34岁的负责人奥
列格·丹尼洛维奇·卡卢金被认为是一个精明强干之人，他获准接触“绝对可靠的
文件”。这些材料证实，不论中央情报局还是美国各部都没有参与过捷克斯洛伐克
事件的准备工作。而且他说，“布拉格之春”使华盛顿感到措手不及。卡卢金到美
国后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青云直上，6 年后他成为第一总局最年轻的将军。但1968
年对他提供的情报就不理不睬了。回到莫斯科后他才知道总部曾命令“不要把卡卢
金的情报给任何人看，把它们销毁”。为此卡卢金十分不快。克格勃一方面封锁卡
卢金得到的情报，一方面制造紧张空气，散布谣言说，“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成为北
约侵略或国内政变的牺牲品”。
尽管安德罗波夫才华出众，但同他的所有前任一样，他也对“阴谋理论”情有
独钟。 1968年10月， 即苏联出兵后两个月，他在对克格勃的共青团员讲话时说：
“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社会主义”，这不可避免地将导致西方企图破坏社会主义
的成就，“敌人直接、间接地支持反革命分子，采取意识形态攻势，建立各种反社
会主义的、反苏联的和其他的敌对组织，为纳粹主义煽风点火，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就是鲜明的例证。那里的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兄弟般的支持下，果断地
制止了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反革命企图。”
西方情报机关一直注视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进程，这是事实，但安德罗波夫
却把这说成是他们参与“布拉格之春”事件的证据。7 月19日《真理报》登载了在
捷克斯洛伐克实现“意识形态攻势”计划的摘要，似乎这个计划是中央情报局制定
的，是“解放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奏。其中着重强调了拟议中的“打入捷克
斯洛伐克国家安全机关、军事侦察及反间谍机构”的计划。虽然计划本身是第一总
局A 处（“积极行动”处）一手炮制的，但总部对“布拉格之春”对捷克斯洛伐克
安全部门的影响及其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系的担心并不是装出来的。6 月份，内务部
长帕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机构内部实行了清洗，把霍乌斯基换成杜布切克的支
持者。一个月之后帕维尔又公开声明，6 名克格勃联络官员被暂时调到其他的部里
工作。如果当初“布拉格之春”继续的话，毫无疑问，这些人的末日就为期不远了。
与此同时，负责调查50年代政治诉讼程序的主要专家卡列尔·卡普兰发表了一系列
文章，指出克格勃的“顾问们”在诉讼过程中的行动，完全独立于捷克斯洛伐克政
权之外。据传，委员会负责人皮列尔曾警告党的领导人，委员会的报告中将包含一
些“使人不快的内容，若将它们公诸于世会严重动摇党和一些党的高层领导人的威
望”。虽然报告的公开被推迟了，一般认为，杜布切克领导集团基本上同意委员会
关于解散政治警察的建议。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奥尔德日克·切尔尼克后来一再指出，
莫斯科为党在国家安全机关和武装力量中缩小影响而担心，苏联顾问令人惶惶不安
的情报简直就等于火上浇油，使莫斯科更加深了这种担心。
虽然安德罗波夫没有进入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做出重大决策的政治局五人集
团（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谢列斯特），但克格勃蛊惑人
心的评估仍起了不小的作用。柯西金和苏斯洛夫呼吁要谨慎从事，而谢列斯特大概
是第一个主张武装干涉的。至于勃列日涅夫，他随大流。安德罗波夫警告说，大规
模的帝国主义阴谋会迅速发展，正在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机构和党的领导。
这些警告至少在五人集团最终做出决定时起了作用，它使他们认为，在解决问题过
程中应该采取出兵干涉而不是其他稍温和的强制措施。1989年华沙条约组织终于为
入侵行为表示道歉，但葛罗米柯在这一年临终前仍强调，“毫无疑问，新捷克斯洛
伐克（共产主义的）的敌人得到了外来的支持，就象回损率在匈牙利发生的那样”。
他把一些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