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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90％来自苏联后，它失掉了最后的信任。戈尔巴乔夫时代，它的行动和优先地
位有所改观，似乎一些积极措施还在发挥作用。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继续通过其
它组织和渠道（苏联并未明显介入），监督它的“灰色的”半合法化的积极行动。
A 处继续同国际部合作，组织“黑色的”或秘密的积极行动，但苏联在这些行动中
相当隐蔽。
第三世界国家是国际部和A处采取积极行动的主要领域。80年代末期，A处每年
假借美国官方材料伪造l0－l5份文件，其中一部分是所谓“冷门”赝品，它们悄悄
地向第三世界国家有威望的人物证明，中央情报局和其它美国机关正在他们国家进
行敌对活动；还有一部分是依据大众传媒编造的。在这些伪造文件中，有一封伪造
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乌里亚姆·凯西的信，内载1988年，里根总统破坏巴拿马稳定的
有关指示；还有一封伪造的南非外交部长皮克·博塔1989年给美国国会的信，内有
同美国进行军事、侦察、经济合作的秘密协定。
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积极行动”在第三世界最富有成效的战役，大概是把
艾滋病出现的罪过归咎于美国细菌武器试验室。这次战役由公开宣传和A 处秘密行
动两部分组成。这件事开始于1983年夏天刊登在印度亲苏报纸《爱国者报》上的一
篇文章。文章称艾滋病病毒是美国在马里兰卅进行遗传工程试验时产生的。开始时
文章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但后来在1985年10月份的苏联《文学报》上被一再
渲染。在此期间，俄罗斯出身的东德退休生物物理学家雅科夫·谢加尔教授用“间
接证据”试图向人们展示，艾滋病病毒是由人工手段从自然界自然存在的两种病毒
交合而来的。后来、这种间接证明被完全推翻了，然而，这次伪造的有关艾滋病的
充满科学术语的说法不仅风行了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引起了西方大众传媒的兴趣。
1986年10月，保守的不列颠《苏格兰人快报》头版刊登了一篇由谢加尔教授接受记
者采访时讲话改写而成的冗长的文章。1987年上半年这件事在4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
得到了广泛的阐释。
可惜这次“积极行动”在即将达到成功的顶峰时，被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维败
坏了名声。1987年7 月，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们讲真话，
只讲真话。”显然，他和他的顾问们都担心西方会揭露苏联时常出现的虚伪报道，
这会威胁到苏联在西方的新形象。在从国际科学组织收到美国官方关于这次艾滋病
事件的抗议书和反驳书后，苏联首席艾滋病专家维克多·日丹诺夫和克里姆林宫都
深为“积极行动”的这次成功战役感到难堪。1987年8 月，莫斯科向美国官方人士
声明，关于这次艾滋病事件苏联官方已予以批驳。的确，报刊已完全停止刊登这方
面的文章，而从1988年9月开始，苏联的大众传媒再没提及过这件事。
虽然苏联官方在1987年8 月驳斥了艾滋病的说法，但它同时却在第三世界用下
流无耻的积极反美行动来补偿。最成功的一次行动，是刊登了美国人将拉美孩子解
剖后进行器官移植的事件。1988年夏天，在布鲁塞尔的亲苏组织国际民主法学家协
会再次提到了此事，后来报界在50多个国家就此事大肆渲染。1988年9 月，法国共
产党员、欧洲议会议员达内丽·杰玛尔什女士建议官方给买卖儿童器官的人判罪，
并把要控诉的材料作为报告寄给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在众多会员缺席的情况下，
协会就此建议进行了公开表决。一些与克格勃无关的人员也参加了这场粗制滥造的
闹剧，如叶戈娃领导的情报网，1989年在它的杂志《觉醒》上刊登了一篇有关这方
面情况的文章，该杂志发行量达l100万份，用54种语言出版。希腊一家报纸写道：
在美国可以随便买到人的心脏，价格从10 万到100万美元不等。其它捏造的说法在
1990年也遍及所有第三世界国家， 如有一种谣言， 说美国正在研制或已经研制出
“民族武器”，专门消灭有色人种。1990年之前，新思维政治完全禁止苏联报界反
西方虚伪报道潮流的泛滥，但对A处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规模行动却没有多大影响。
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克格勃对恐怖主义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莫斯科对它的
第三世界的几个恐怖主义者朋友的恶感不断增加，这在卡扎菲上校身上表现得尤为
明显。1984年4 月17日，利比亚人在伦敦塞恩特·詹姆斯街心公园的利比亚大使馆
（利比亚人称大使馆为“人民委员会”）前游行示威，这成了苏联和卡扎菲关系的
转折点。利比亚安全机构的一军官从一楼窗户向示威人群开了枪，打死了女警察伊
冯·弗莱切尔。不列颠马上同利比亚断绝外交关系，把60多名利比亚官员和卡扎菲
的一些追随者驱逐出境。当时《真理报》就此枪杀事件异常坦率地写道：“没想到
开了枪……结果一名女警察被打死，数人受伤……更有甚者，华盛顿散发的报告说，
借助间谍卫星截获了一封从的黎波里寄往伦敦的密码信件，信中命令，大使馆人员
可以向游行人群开枪。在这些事件发生后的次日，不列颠当局通过了同利比亚断绝
外交关系的决议。”《真理报》刊登了利比亚的反驳文章，但读者毫不怀疑大使馆
内有人确实开了枪。
顺便说一下，克格勃对枪杀弗莱切尔事件的了解，要比《真理报》对读者讲的
多得多。1984年4 月18日苏联驻伦敦情报机构，接到总部的电报，其中有可靠消息
说，是卡扎菲亲自命令开的枪。电报还说，为了监督这次行动，利比亚情报机构这
方面的专家专程从东柏林飞往伦敦。后来里根总统称卡扎菲是“古怪的下流坯子”，
总部对此很赞同。1985年3月，卡扎菲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称开
枪时打死了“一条野狗”。总部评价说，这个讲话证明卡扎菲本人是一个彻底的行
为偏激狂。卡扎菲声明说：“我们全国人民具有合法的和神圣的权力去消灭我们的
敌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在白天，还是在夜晚。”他还解释说，建立
由150 名经过培训的恐怖分子组成的“穆塔拉比索温”（意思是“时刻准备着！”）
新纵队是为了在全球肃清利比亚的敌人。
总部不赞成卡扎菲把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的资金、武器、炸药再提供给爱尔兰
共和军。70年代末英国报界曾宣称，爱尔兰共和军中的恐怖分子获得了苏联武器。
后来克格勃一名高层领导做了紧急调查，查出武器来自利比亚。当时莫斯科正式介
入此事并声明，它对于卡扎菲这一作法及购买苏联武器的诡计所带来的后果不负责
任。可是到了80年代中期莫斯科的立场改变了，苏联十分不安地盯着恐怖分子使用
苏联武器。
70年代和8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曾不止一次地试图与在都柏林的克格勃军官和
以记者身份来到贝尔法斯特的驻伦敦情报机构人员建立联系，但总部对此不予理睬。
克格勃驻都柏林情报机构通常很不乐意去同这些非法组织有所接触，因为他们认为
在爱尔兰似乎没有任何保密的可能性。克格勃军官们说，随便走进一个啤酒馆，听
听那里的谈语，都可令人惊奇地了解到许多情况。而总部对来自爱尔兰的间谍的汇
报并不特别满意。1985年2 月，三处处长尼古拉·格里宾来到都柏林检查工作，并
想竭力提高当地克格勃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此前几年，他曾写了关于北爱尔兰情
况的书。当时，总部把爱尔兰作为年轻地下工作者的训练场，他们一般先在那里干
上一年半载，以便在接到去更重要的国家的（按克格勃的观点）任命之前，了解爱
尔兰和不列颠的生活。
总部不太想和恐怖主义者小组有牵连，特别是在80年代中期这方面的表现更明
显，这是因为过分害怕自己也成为恐怖主义行动袭击的目标。1985年4 月，总部发
出由克留奇科夫亲自签发的通令，要求对8、9月间发生在保加利亚的一系列爆炸事
件予以重视。虽然制造爆炸的凶手还未查明，但克留奇科夫宣称，炸弹装置的复杂
性证明有一个西方的“特别行动组织”参与了爆炸事件。克留奇科夫自然倾向于西
方可能耍各种各样的阴谋，因此他认为，西方可能试图利用恐怖主义破坏苏联盟国
的稳定。他担心西方利用保加利亚侨民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这就有可能成为在其它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类似活动的恶劣先例。克留奇科夫建议各驻外情报机构与当地警
察局取得联系，并向它们强调对付恐怖主义危险的国际间合作的必要性。需要指出
的是，这样的协商合作已经开始了。古克在1980－1984年任伦敦情报机构负责人的
4 年间，先后约有10次同当地警察局取得了联系，向它们提供了来自中东的恐怖主
义者的情报。当然，他主要是通报恐怖主义者对苏联目标的潜在威胁，但他很少提
供恐怖主义者可能袭击自己仆从国的情报。
约在同一时期，即当戈尔季耶夫斯基接到克留奇科夫关于保加利亚爆炸事件的
通令后， C局 （从事地下活动和特别行动） 局长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
（前纽约情报机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请他寄来了一套有关如何对付恐怖主义和西
方特别行动的材料。其中，最令人奇怪的请求莫过于索要彩色电影《制胜的勇士》
的拷贝，德罗兹多夫认为，通过这部电影能找到英国特别航空机构一些战役方法的
秘诀。除此要求外，他还要求提供左翼恐怖主义分子小组、不列颠“特别军事分队”、
武器交易行动及古怪、神秘暗杀行动的情报。C 局甚至想知道英国生产的防弹背心
的详细情况，这种防弹背心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