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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交易行动及古怪、神秘暗杀行动的情报。C 局甚至想知道英国生产的防弹背心
的详细情况，这种防弹背心重量不足2 公斤。德罗兹多夫是作家弗雷杰里克·福尔
赛特的忠实崇拜者，他再三建议戈尔季耶夫斯基读一读他的小说《第四备忘录》—
—它是克格勃人员的案头必备书。如德罗兹多夫所说。该书描写的是一名克格勃特
别行动专家朝夕思慕的幻想：为了使左翼政府掌权，在大选之前，苏联间谍在英国
的一个美国航空基地制造了一起小规模的核装置爆炸案。
根据德罗兹多夫开列的这张清单可以看出，他很想更多地了解特别行动和恐怖
主义行动的情况。但戈尔季耶夫斯基猜想，他可能想在英国实施一项克格勃早已计
划好了的特别行动，德罗兹多夫一再要求伦敦情报机构租一些空仓库、这引起了戈
尔季耶夫斯基的怀疑：他确实在寻找储存武器和特殊设备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
一再索要一些情报，而这些情报只有在为克格勃某项战役组织掩护时才需要。
显然，克留奇科夫对恐怖主义向苏联蔓延的担心压倒了德罗兹多夫在西方掀起
冒险的“特别行动”计划。1988年10月，克留奇科夫接替切布里科夫任克格勃主席
之职后，东西方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必要性，成为他的一系列文章和接受记者
采访时的主要题目。
1988．年12月，一架从高加索起飞的“伊尔”客机被劫往以色列后，克留奇科
夫说：“我们的工作开始了新阶段。”在此之前的15年间曾发生过15次劫机事件，
它们虽都被及时制止了，但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报界对此只字未提）。1988年12
月亚美尼亚劫机犯要求飞机在以色列着陆时，克留奇科夫说，“克格勃没反对，因
为我们相信。我们同以色列能相互理解”。结果没发生流血，“没有一个孩子，没
有一名参加该行动的工作人员遇难，甚至没有一个恐怖分子丧生”。苏联外交部长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对以色列为和平解决该事件，并遣返劫机犯方面所提供的帮
助公开表示感谢。克格勃对此表示赞同。克留奇科夫的副手维塔利·波谱马廖夫将
军在就劫机事件首次举行的西方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这是苏联和其它国家就此
类事件进行的首例合作。”克留奇科夫的另一副手格尼·阿格耶夫将军向塔斯社提
供了事件的详细情况，他说，劫机小组的策划者帕维尔。亚克什扬兹是个吸毒者，
克格勃给了他麻醉剂。“因为我们认为，这能使他平静下来。”
1989年克留奇科夫的一系列讲话中，都号召克格勃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它西
方间谍组织在与恐怖主义斗争时进行合作：“恐怖主义者的一只翅膀用来对付美国，
另一只对付苏联。我们对消除本世纪的这种可怕现象都很感兴趣。如果我们采取最
果断的措施，那我们就会很快结束这种罪恶。恐怖主义的残余部分还可能存在，但
它仅仅是残余部分，不是恐怖主义本身。”7 月，克留奇科夫在对最高苏维埃的一
次讲话中和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强调指出正在增加的核恐怖主义的危险，这也
是东西方国家间情报合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最高苏维埃的听证会上我曾讲错
了一句话，即当今世界已丢失了几吨浓缩铀。可不是几吨，而是几百吨。虽然我们
可以猜测，但我们不知道它们到哪里去了。当今世界上知识迅速传播，技术潜能越
来越高，以致于很容易地就能组装出一个核装置，它恫吓的已不再是一个城市，而
是整个民族。我不能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因为全球罪犯猖撅。简短地说，我
们都准备在同恐怖主义和毒品交易的斗争中合作。”1989年10月，克留奇科夫宣布
解散研究持不同政见者的五局（它的职能转给了第二总局，但在形式上已被淡化）
和成立维护苏联宪法体制的新局，该局要协调同“70年代初以来席卷全球的恐怖主
义”的斗争。他还宣布说，克格勃70年代在苏联揭露并打击了“1500多名带有恐怖
主义企图的人”。同时，克留奇科夫还派了两名不久前刚刚退役的克格勃高级军官，
前去参加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同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秘密会议，并讨论同恐
怖主义斗争的方法，他们是前第二总局副局长费奥多尔·谢尔巴克中将和前第二总
局反恐怖主义专家瓦连京·兹韦兹坚科夫少将。
但是克留奇科夫对其本人建议的，这种和平时期进行循史无前例的情报合作划
定了界线：“侦察，这是一种无规则的游戏。虽然它具有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
很遗憾，并不能使我们签署一些协议，规定我们如何、按什么原则来进行相互争斗
的情报战役。但是我想，干我们这一行的应该始终烙守‘礼貌的准则’。”克留奇
科夫提出的这种有限合作，使西方情报部门传统的恶魔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淡化。
我们知道，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报界经常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把它描写
成“令人极端厌恶的啊牙裂嘴的丑八怪，贪婪地吞食诚实的纳税人钱财的吸血鬼，
粗暴践踏一切道德准则、凌辱全民族尊严的恶魔”。70年代，第一总局内敢于明目
张胆地极力批评克留奇科夫的，是英国事务专家米哈伊尔·柳比莫夫和美国事务专
家奥列格·卡卢金；前者1980年被解职，后者是第一总局内最年轻的将军，1980年
被派往列宁格勒，他们都渐渐地被人忘掉了。
虽然柳比莫夫把罪过平均地推到东方和西方情报机构头上，但他还是常常鄙薄
地讥笑克格勃的自命不凡：“一次甚至极微小的成功都要颁授勋章。秘密情报机构
好像刘易斯·凯罗尔童话中的百兽和群鸟，围着一个问题转圈：谁是胜者。一听到
这样的问题他们就会一齐回答：‘我们！’克格勃与其在西方的同行一样，变成了
间谍狂，‘破坏积极的外交努力’、‘在恶化国际形势方面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
柳比莫夫认为，卫星侦察带来了“稳定的效果”，减少了双方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但当他在1989年成为克格勃第一个离任的驻外间谍头目后，他在苏联报纸上呼吁裁
减第一总局以及克格勃庞大的国内机构。1990年柳比莫夫出版了《关于传说的传说》
——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之间有价值的秘密战滑稽剧。《莫斯科新闻》报认为可以
把柳比莫夫的这本书改编成一部“很好的音乐喜剧”。
奥列格·卡卢金由于着手调查几个带有政治背景的受贿事件，而于1987年被解
除列宁格勒克格勃副主席之职，此后，他开始公开批评克格勃。1988年他开始对在
第一总局掌权14年的偏执狂克留奇科夫，发起了几乎毫不隐蔽的攻击：“就在几年
前，上面有人强迫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不成体统，其根源不是隐匿在我们体制内
的弊病，而是由于敌人的包围、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的极力压制、少数人的反
社会行为和国内犯，这些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恶意的宣传和挑拨离间的结果。”卡
卢金1980年被克留奇科夫从第一总局解职也是因为类似的言论。即使在批评美国的
秘密行动时，卡卢金也是从克格勃的角度来抨击中央情报局这个传统的敌人。他在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担任驻华盛顿政治情报处处长时，对以下情报就曾深思良久；
中央情报局对越南战争结局的观点要比五角大楼的现实得多。他说：“我曾多次同
中央情报局人员见面，但他们都没告诉我从事什么职业。他们是些极其敏感，富有
教养的交谈者，在发议论时不会走极端。我并没被他们善意的微笑所迷惑。但我认
为，他们对全体苏联人民并不怀有阶级仇恨。”卡卢金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
怀布斯捷尔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当他感到要维护正义的事业时，就不怕影响自
己同白宫的关系。”显然，卡卢金对克留奇科夫并没有太大的好感，他在1990年称
克留奇科夫的改革是在给自己的脸上涂粉。“克格勃的爪子和阴影充斥了生活的各
个领域，所有关于克格勃新形象的议论都只不过是伪装而已”。
克格勃和整个世界一样，都未能预见到东欧的共产主义盟国解体的速度和时间，
而实际上，解体早在1989年就已经开始了。但可能是它首先感觉到二战末期形成的
苏联集团注定必遭灭亡。80年代初期和中期，总部对东欧未来的态度就表现出绝望
和宿命论一一一80年代末更加深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戈尔季耶夫斯基就听到
一些悲观的抱怨、说共产主义制度不可信，责备说“我们推行了苏联的堡垒政策，
但这些国家都要完蛋了！”尽管这种说法未必很严肃，但类似的议论却在1989年的
变革中被东欧国家所证实。
在1985年3 月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任总书记以前，三个东欧国家就根据不
同的原因，严肃地向总部表示了他们的担心。第一个国家是波兰。1980－1981年间，
由于团结工会力量的迅速壮大，第一总局在波兰的地位已经动摇。1981年12月，雅
鲁泽尔斯基、波兰军队和波兰国家安全部联合发动军事政变，镇压了团结工会。虽
然其娴熟的手段得到了莫斯科总部的赞赏，但克格勃比大部分西方观察员都明白目
前的情形只是暂时的。
总部主要担心罗马教皇在波兰的威望迅速提高并压倒波兰政府。当然，任何一
个苏联领导人都可以重复二战末期斯大林那个自负的问题：“教皇有几个师？”但
那个时代已成为历史。 总部的大部分波兰专家回顾过去时都认为， 波兰危机始于
1978年波兰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特雷（后来改名为约安·帕维尔二世）被选为罗
马教皇之前。7 个月后，当沃伊特雷以新罗马教皇身份来到波兰时，全国几乎四分
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