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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伙。
到此事发生之时，军情一处在俄国的活动已基本停止，博伊斯也被抓了起来，
投进了条件恶劣、人满为患的牢狱。肃反委员会还逮捕了赖利的几个情妇，而他自
己持着希尔提供的假护照悄悄地乘一艘荷兰货船逃出了俄国，希尔本人也逃脱了被
捕的命运。但当其十八名间谍和联络员被抓住并遭枪决之后，他认为，应该从伦敦
接受新的指示和经费，“一切从头开始，组织新的人马，建立新的联络点。”和博
伊斯不同，洛克哈特被捕的这段时光，是在相对舒适些的克里姆林宫过去的宫娥的
房间里度过的。在他被捕期间，他的情妇穆拉被释放并获准与他见了面。为了监视
洛克哈特，别尔津被安排在这里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洛克哈特“很害怕，不敢和
他说上哪怕是一句话”。十月份，洛克哈特、博伊斯、希尔以及协约国使馆的其他
人员被准许返回家园，交换条件是释放那些在伦敦被扣留的俄国官员。
洛克哈特和彼得斯的告别倒是惊人的友好。9 月28日。彼得斯来通知洛克哈特，
说他已被释放。他赠给他一张签名照片，给他看了自己在伦敦的英国妻子的照片，
并请他捎信给她， 但后来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也许不核烦劳您，”彼得斯说，
“您一离开这儿，就会把我视成最可恶的敌人痛骂和诅咒一番的。”洛克哈特说他
不要装糊涂了：“如果抛开政治，我从不打算和你作对，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对
穆拉的思典。这封信我要收下并代转。”彼得斯对洛克哈特说，他若留在俄国会更
好些：“您会很幸福的，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我们可以给您工作干，反正资本主
义迟早是要灭亡的。”但彼得斯没有告诉洛克哈特，他已经有证据表明穆拉是个德
国间谍。后来他说，考虑到洛克哈特的前途，他甚至对十二月份“受理”洛克哈特
“阴谋”的法庭也隐满了这一事实。但是到了1924年，彼得斯为了对洛克哈特在英
国进行的“疯狂反苏运动”表示抗议，他披露了这个秘密。
获释后，洛克哈特回到了伦敦，随后是博伊斯和赖利也相继回国。而希尔到了
法国后，接到军情一处处长卡明的命令，让他返回俄罗斯几个星期，以便协助反布
尔什维克小组组织的怠工活动。根据卡明的提议，希尔被授予“战斗功勋”勋章，
赖利因其在俄国的行动而被授予“军事十字”勋章。十二月份，洛克哈特、赖利、
格列纳尔和维迪曼被莫斯科的最高革命法庭缺席判处死刑，而8 月31日逮捕的美国
间谍卡拉马蒂亚诺仍被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为了逼其招供，他们两次威胁说将要
对他实行枪决，但未能有获。后来死刑被改为监禁，而到了1921年他最终获准返回
美国。
肃反委员会将清除“洛克哈特阴谋”视为一次最为重大的胜利，而克格勃至今
也持同样的观点。在苏联的官方史料中就有如下字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肃反
工作人员给予阴谋分子们的致命打击，可以与一次最重大的战役的胜利相提并论。”
而事实上，肃反工作人员只是在小小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因为反对他们的不是有组
织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而只是一伙冒险分子、政治上太幼稚的西方外交官和秘
密间谍，这些人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初期进行活动时，能够依靠的只是自己的力量。
“洛克哈特阴谋”的主要部分——莫斯科拉脱维亚族步兵的起义计划——是肃反委
员会自己制定出来的。但是，肃反工作人员在揭露“洛克哈特阴谋”过程中所积累
的派遣间谍和离间分子的经验，在以后、在20年代，曾帮助他们取得了对英国秘密
情报机构的更大胜利。
到了20年代初，白军已经不能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了，尽管他们
还未被彻底消灭。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签署命令，取消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实
施的死刑，但三周后，列宁又改变了自己的决定。2月6日，在会见地方肃反委员会
代表的时候， 他发言说， 死刑是今后与“反革命的言行”斗争中很可能用得着的
“必要措施”。1920年4 月，波兰对乌克兰的人侵以及随后的六个月的俄波战争，
掀起了肃反委员会残酷镇压那些确实存在的和臆想出来的阴谋分子的新浪潮。在克
格勃的官方史料中曾写道：“正是因为肃反委员会的坚决斗争，才使波兰白匪以及
他们的协约国幕后策动人妄图通过间谍活动、怠工及匪祸来破坏红军安全的企图破
了产。”到1920年底，捷尔任斯基的战友马丁·拉齐斯，试图为肃反委员会对苏维
埃社会的全面控制打下基础；“反革命活动正在四处漫延，在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
以各种形式表现着，由此可见，没有哪个领域是肃反委员会不应该涉人的。”
拉齐斯的这个思想，为30年代建起的斯大林的警察国家的大厦铺了第一块砖。
从1917年到1921年期间，有二十五万多人成了肃反委员会的牺牲品。到1921年，
当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已胜券在握之时，许多党员认为，肃反委员会的时代已
经过去了。很自然，肃反工作人员是反对这种观点的。因此，尽管肃反委员会的发
展有所停滞，其权力受到了某种限制，甚至机构也进行了某些改组，但它仍然得以
存活下来。1921年12月28日，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苏维埃政权在国
内和国外的巩固使得我们可以削减肃反委员会的职能及其机关了。”1922年2月8日，
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替代了肃反委员会。从1919年3 月起，领导
内务人民委员部及肃反委员会的捷尔任斯基当上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领导。同肃反
委员会所拥有的权力相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已被官方削弱了很多。国家政治
保卫局的活动领域仅限于组织和实施打击破坏活动，而其他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现
在都由法院或革命法庭来解决。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有调查权，它已不能取代法庭而
进行判决，也不能以行政手段将犯人关进集中营。但是逐渐地，国家政治保卫局又
重新拥有了肃反委员会的大部分权力， 而且这些都是得到列宁的赞许的。1922年5
月，列宁曾写道：“法律不能代替恐怖，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和蒙弊他人……”根据
1922年颁布的法令，国家政治保卫局获得了驱逐、监禁等权力，而且在一定情况下，
还可以枪决反革命分子、“暴徒”、以及个别类型的刑事罪犯。
1923年，苏联成立之后、国家政治保安局被赋予了联盟机关的地位，称“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缩写为OTTY）。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拥有自己的“法律委员会”，
用以迅速判决反革命分子、间谍和恐怖分子。以前的肃反委员会是在非常时刻作为
保卫革命的必要手段而临时组建的机构，与其不伺的是，而后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
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及其后继者，在苏联国家体系中一直占着一个中心的位置。
第三章 对外情报机构及其“积极行动”，捷尔任斯基时代
（1919－1927）
还是在通过对外情报系统搜集情报之前，苏维埃俄国就已开始采取一系列步骤，
以实现其在国外的大规模秘密行动的计划。当肃反委员会还在为保卫布尔什维克制
度免受国内现实的和臆想的敌人的侵害而努力的时候，国外的苏维埃间谍机构的活
动主旨是为了输出革命。而且当时在国外的大部分行动不是肃反委员会组织的，而
是由控制在布尔什维克人手中的共产国际组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NkkH）称
自己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
1917年十月革命后，相当一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一直在期待着革命先传播
到欧洲，然后席卷全球。一战末期，西线的一些战事导致了中欧几个大帝国的垮台，
这使他们燃起了希望。 而且列宁还在1918年10月1日就写道：“世界革命在一周的
时间内向我们走近了许多，我们可以认为它在最近的几天内就会到来……我们应该
不惜自己的生命去帮助德国工人们加快革命的到来，革命应该很快就在德国开始了。”
11月9日， 即颁布停战令前两天，德国宣布成立共和国。那里照苏维埃的模式
建立起工农苏维埃。 但列宁的欢欣和热望很快就消失了。1919年1月柏林的起义被
镇压了，而不久前成立的德国共产党（kFIF）的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
克内西尽管不是工人运动的发动者，但却因对运动表示了支持，而被军官中右翼激
进分子残暴杀害。虽然他们的死使德共以主要左翼政党身份取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位
置，这一本来已渺茫的希望更加无望，但莫斯科却因此而能够毫无障碍地向德国共
产党人强加自己的意志。遇害前不久，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罗莎·卢
森堡曾批评布尔什维克制度、指责列宁不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搞对无产阶
级的专政。她大概是唯—一个敢于公开反对列宁、抵制把共产国际变成苏维埃对外
政策的工具的外国共产党人。
三月初，在莫斯科俄国革命剧院举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中
只有五人是从国外来的，其他的“国外”代表则是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从那些
逗留在莫斯科的外国追随者当中选出来的。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就从未到过他们所
代表的那个国家。而且，他们所代表的党派，有些根本就没有成立。但是，对于大
多数欧洲左翼运动的代表来说，这些技术上的细节没有多大意义。对于许多左翼积
极分子来说，莫斯科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耶路撒冷，而共产国际的建立只是更加坚
定了他们对光明未来的信念。法国共产党人鲁伊——奥斯卡·弗罗萨的发言表达了
公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