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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分子来说，莫斯科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耶路撒冷，而共产国际的建立只是更加坚
定了他们对光明未来的信念。法国共产党人鲁伊——奥斯卡·弗罗萨的发言表达了
公众的心情：
“遭到一大群敌人包围的、忍饥挨饿的、被推入混乱和无序状态的俄国，在付
出无法想象的代价之后建立起了我们共同向往的公平、和谐的世界。曾受禁止的、
处处遭压制的社会主义在那里取得了胜利。我们所向往的、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
追求、期待而又未实现的东西，正在由为不屈的意志所鼓舞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们变
为现实。在古老的沙皇帝国的上空，飘扬着共产国际的红色旗帜。再没有人剥削人
了！资本主义终于被打倒在地，被碾碎、被消灭了！前进！人类不会灭亡，俄国开
始了新的一天！”
在西方一些国务活动家的咒骂声中，如同在镜子中一样，映出了共产国际对世
界革命最终要到来的坚定信念。在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的工作结束后两周，劳合·
乔治对法国总理乔治·克雷孟梭说：“整个欧洲都充满了革命情绪……现存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各个方面都为欧洲各个地方的人民群众所怀疑。” 实际上，早在共产国际开始输出革命之前，革命就已经开始迅猛展开了。在没
有莫斯科帮助的情况下， 仅在轰轰烈烈的几周内，匈牙利（3月21日）和巴伐利亚
（4月7日）相继成立了共和国。共产国际主席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曾预言说，一
年内整个欧洲就会变成共产主义的欧洲。但布尔什维克遭受的打击是沉重的：成立
还不到一个月，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就被正规军和起义部队打败了，而8月罗马
尼亚的人侵则结束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
1919年10月，共产国际在西欧创立了两个秘密组织用以传播革命：柏林的西欧
秘书处以及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柏林的组织是由雅科夫·赖赫（化名为托马斯同
志）领导的，而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则是由西博尔德·鲁特克格思领导的。列宁亲
自选定了这些人，认为他们比那些名气较大的德国和荷兰的共产党人更合适，因为
后者就他看来可能会不遵从莫斯科的指示。他和他们每个人都见了面，并对他们初
期的秘密任务、经费及联系等问题亲自做了指示。尽管有种种防范措施，西方局还
是很快就被警察局盯上了。 1920年2月召开的第一次秘密会议的第二天，俄国来的
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波洛金就发现，荷兰警察局在隔壁房里装了窃听器。
他试图告知与会者有危险，但警察局已比他领先一步，逮捕了所有代表。虽然他们
最终都被释放了，但英国的代表却没能得到他们翘首期盼的共产国际答应提供的资
金，结果是空手而归。1920年4月西方局被关闭。
命运对柏林的西欧秘书处还是比较厚待的。托马斯同志成功地利用了秘密间谍
网，其工作人员持外交护照往返于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给那些党的战斗队员提供了
伪造的证件，资助了德国和其他的西欧共产党。因为警察局更多地注意的是男子，
因而他的信使中有许多女性党员， 其中就有在1921年4月当上捷尔任斯基副手的约
瑟夫·斯塔厄斯拉沃维奇，温施利希特的妹妹。托马斯居然租了两架飞机和一艘不
大的轮船，将持有伪造证件或外交护照的代表送到彼得格勒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
代表大会，这也显示了他的精明能干。
在彼得格勒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主要由列宁起草的“二十一条”，事实上是确
定了共产国际成员的军事纪律。所有共产党的活动都应是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并用，
同时建立了一些平行的非法机构，以在关键时候帮助党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中，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代表卡尔·拉杰克称：“俄国是工人阶级已
掌握政权的唯一国家，因而全世界的工人都应成为俄罗斯的爱国者。”大部分外国
共产党人都同意这一说法。英国工党领袖们的界定十分贴确，他们认为英国共产党
“是莫斯科的富有教养的奴仆，”而它却是自愿地、甚至是高兴地接受这种奴役的。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一名持强烈批评意见的英国代表从彼得格勒回来之后写道：
“很显然，对于许多共产党人来说，俄国不是一个他们可以学习经验的国家，而是
一个神圣之至、可望不可及的国家，在它面前他们须俯首贴耳、就像那些穆斯林圣
徒在祷告时面向麦加方向一样”
季诺维也夫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宣称， 执行委员会不仅有权。 而且也有责任
“干涉’ 那些已是共产国际成员或是想加人共产国际的共产党的工作。 进行这种
“干涉”的主要工具，就是那些被称为“莫斯科的眼睛”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共主
席、参加大会的德国代表团团长保罗·莱维，在1921年同共产国际决裂之后写道：
“这些代表从未与那些独立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合作过，他们总是站在他们背后与之
作对。与当地的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们受到莫斯科的信任……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就
像是肃反委员会派往国外的方案制定人。”
“莫斯科的眼睛”们是各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他们的职责包括准备秘密汇报。
这些汇报，用托马斯同志的话讲，是做给列宁本人及共产国际“小局”（即事实上
的政治局）的成员的。而意大利社会主义分子贾钦托·塞拉吉的说法更形象。他说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在国外的行动就像是些“灰衣主教”：他们对社会主义政党搞分
裂，其结果是1920－1921年在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建立起
了新的共产党。1920年，在图拉举行了筹建法共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会上，法
国社会主义者安德烈·莱·特罗克尔不无气愤地发言说：“虽然我也想加人第三国
际（共产国际），但我不准备容忍这种没完没了的、甚至连我们的代表大会也不放
过的监视行为。”
共产国际的特使对在共产党的活动中引入那些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时期采用
的秘密手段起了促进作用。在他们的活动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从莫斯科获取资金
来资助共产党和亲苏维埃的报刊。资金主要是一些从沙皇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没收
来的珠宝。据被驱逐到巴黎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首都的大公们说，他们有时还能认
出（当然有时不排除搞错的可能）一些陈列在珠宝商店的珍品是原沙皇国库里的珠
宝。芬兰女共产党员（其丈夫于1921年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艾诺·库西年回忆说，
1920年冬，他丈夫曾资助一名叫卡尔麦·皮卡尔的芬兰共产党员前往伦敦执行秘密
使命：“当时我丈夫忽然从西装背心的口袋里拿出四颗大钻石给我看，并说：‘它
们每颗都值四万元，我已记不清是按什么货币换算了。’然后他把钻石交给皮卡尔
的妻子，笑了笑，说道：‘这些钱是给你们路上用的”
一家经营社会主义报纸的年轻经理弗朗西斯·梅内尔也曾将沙皇的珠宝带出境
过。尽管在回到英国后，他多次遭到搜查，但警察却一次也未能当场将其抓获。有
一次在“钻石旅行”中，他将两串珍珠藏在装有荷兰黄油的罐子里顺利带走了。还
有一次， 他给自己的哲学家朋友奥卢·贾德寄去了一个包裹（此人后来成为BBC广
播“答听众问”节目的颇受欢迎的主持人），里面装的是伪装成高级巧克力糖的珍
珠和钻石。回到伦敦后，梅内尔即被“伦敦警察厅刑事部”扣留搜查。当然，在他
身上什么也没找到。两天后梅内尔从贾德那里拿回了自己的包裹，然后和妻子一起
“干了整整一个小时的非常不利于健康的工作”——吮吸那些裹上巧克力的珠宝。
这种用沙皇的珠宝来资助世界革命的顽童式的热情，自然时常造成一些麻烦。
1919年，波罗金受委托，将缝在皮箱夹层里的沙皇珠宝带给美国的共产党人。因为
怕有人跟踪，波罗金请他在船上认识的一个同路的奥地利人照管一下箱子。那人对
波罗金保证说，一定将这些箱子送到芝加哥。但从此它们就消踪匿迹了，而波罗金
本人也在一段时间内被怀疑偷窃了这些珍宝。
共产国际最初两年的秘密活动，主要是给那些非俄罗斯的革命者和亲布尔什维
克分子以指示和资助。 直到1921年3月，才在德国开始了第一次革命的尝试。德国
“三月行动”的倡导人是别拉·库恩——是当时非俄罗斯人的共产党人中最有功绩
的一位。 他参加过十月革命， 曾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共产国际”
“小局”的委员。库恩曾说：“资产阶级政府现在还很虚弱，这是组织起义、罢工
和暴动、对他们逐个进行打击的最佳时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德国，依他看来，
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列宁并没有像他那样头脑发热，这时他对世
界革命不可避免的信念也开始减弱。”他认为，苏维埃俄国必须同帝国主义暂时和
解，以重建这个国内战争后成为一片废墟的国家。’但是库恩还是得到了列宁的支
持，一一他向列宁表明，在德国的行动会减轻苏维埃政权所遭受的外部压力。
1921年3月初， 库恩随共产国际秘密代表团来到柏林，策划德国的革命。共产
国际驻德国的主席托马斯同志气愤得不能自已。后来他讲道：“我极力提出抗议，
井要求将库恩召回。我向他们提出证据，表明在德国还不具备起义的条件。莫斯科
则保持了沉默。 ”尽管如此，到3月17日，库恩还是得到了德共领导人的支持，他
们宣称，“从此所有工人都被号召参加斗争。”法国、英国、捷克等国的共产党代
表人被召到德国来充当见证人， 并从中汲取德国革命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