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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而从日本代表处得来的文件更为详细，甚至包括正式接见时的座位安排情况，
以及使馆官方发言人同他们的拜访者之间的谈话记录。”
兰普森报告说，一名办事处主任和另一个在英国使馆工作的中国人，因为替俄
国人搞间谍活动而被揭露。但是英国外交部并没有引以为戒。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这段时期里，外交部里竟然没有一名保安军官，更不必说专门的安全处了。英国代
表处的安全机构，说得轻些，水准不高。英国驻罗马大使馆里情报的遗失是从1924
年就开始了的。并一直持续到二次世界大战，而至少有一名意大利官员与此事有牵
连。
尽管对驻北京的外国使馆的间谍活动主要是由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而非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组织的，但搜查苏联大使馆时抄出的文件明显可以看出，上述两个情报
机构的工作手段都有所体现。在关于招募外国使馆中“低级”的中国工作人员（听
差、门卫、苦力等等）的报告中讲道：“招募的最合适的间谍是一些党员（共产党）
，他们在以意识形态的信仰为基础招募秘密间谍方面有着精深的造诣、”这些被招
募的间谍要“搜集那些扯碎了的、扔在使馆的垃圾篓里的文件，打废了的纸页、工
作后留在各种油印机上的校样初稿等等。”
“对偷到此类材料的间谍要进行金钱的奖励，但数目不是很大，原因有两个：
一是如果他们手中钱很多。会引起其他在该代表处工作的中国人的怀疑，他们的上
司会通过这些人知道这种事。二是如果间谍由于某种原因突然怀疑其情报有重要意
义的话，他可能会趁机和我们讨价还价，因而我们要不断向他表明，我们等待他拿
出更重要的情报，而如果我们付得多了点，就是希望他以后干得更漂亮。可见，给
这些间谍的报酬应该比他们从自己的主子那里得到的工资要多一些。”
“那些招募来的间谍如果干得好，他们的招募人就应该得到奖赏，因为正是他
们是这项工作的推动力量”。
“要帮助那些秘密间谍懂得，他们应该表现得勤勉、严谨，要呈出自己对主子
的耿耿忠心和依恋之情，努力使自己不受怀疑。他们的联络员要‘时刻保持警惕，
记住会有假情报’，要清楚地意识到间谍有可能被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识破并被利用
来传递假情报”。
从外国的外交代表处窃出的文件，可以和截获的密件对照。这种对照分析是苏
联密码破译员工作的最佳辅助手段。有时，就像沙皇时期一样，还能偷出密码来。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截听和破译又在俄国外交情报工作中扮演起重要角色来。
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截听和破译工作是由格列布·伊万诺维奇·博基领导的保
密处来进行的。保密处在肃反委员会中的工作始于1921年，不过那时它的工作性质
很单一， 主要负责劳改营事宜， 后来它逐渐地开始朝截听和破译方向发展。博基
1879年出生于一个乌克兰教师、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他参加过1905年革命和1917
年的十月革命，曾十二次进过沙皇的监狱，两次被流放西伯利亚、他从1921年开始
领导保密处，一直到1937年斯大林恐怖时期遭镇压为止。还是在二十年代中期，保
密处的工作人员就在驻莫斯科的一些使馆中装了窃听器。除此之外，他们还破译了
一套外交密码、 据说， 有一次博基为了向契切林展示其技术能力，专门请他过来
“欣赏”从阿富汗驻莫斯科的代表处的“现场直播’”。那时阿富汗大使正在同一
名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效力的女歌手调情。
1921年3 月，当苏维埃俄国随着英苏贸易协定的签署而冲破外交封锁之时，苏
维埃的外交情报机构才开始起步。当时成立不久的国外处所拥有的唯一的有关它的
一主要对手”英国的情报，是阿尔图尔·兰塞姆收集的一些只会让人误人歧途的材
料。到1926年7 月，捷尔任斯基去世之时。情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苏维埃的截听
和破译部门尽管还没达到沙皇时期的水平，但已经成为外交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地。
经过对驻莫斯科的和其他国家的西方大使馆的渗透，苏联的外交间谍机构成了世界
上最强大的间谍机构，莫斯科则成了大部分西方情报机构十分危险的活动场所。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一直没有在莫斯科建立常设机构，
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一样，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企图潜入俄国，而且主要是穿越苏芬
边境和波罗地海三国边境的努力没有多大成效。
但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英国驻外情报机构的缺陷便因在截听和破译领域的
优势以及对共产国际文件的大量占有而得到弥补。沙皇政府最复杂的外交密码对国
外的破译机构来说是难以对付的，至少在一战前是这样；与之不同的是苏维埃的外
交密码和情报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困难，在革命后不到十年就被轻松地破译了。共产
国际当时也和那些莫斯科的西方使馆一样脆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很清楚，“许多
秘密文件都被外国政府的间谍搞到了”。军情五处、伦敦的特工机关以及德里的英
国情报部门。成功地截获了共产国际中英国和印度代表团的通讯内容。现在印度共
产党还将那时被截获的一封密件当做研究自己历史的一个重要文件。共产国际成员
总是想隐瞒自己的一些失败，因为担心苏联政治保卫总局就此会对共产国际的安全
系统加强控制。
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丢失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保加利亚代
表瓦西里·科拉罗夫被请到明斯克参加阅兵。他坐的是夜间列车，待他醒来时，发
现他的衣服和箱子都不见了。从窗口探出头去，他看见仪仗队正在列队等候在月台
上，还有军乐队在演奏着雄壮的进行曲。乐队奏个不停，可是科拉罗夫却一直不露
面；处境十分尴尬，最后当前来迎接的人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后，便应急凑来大衣、
皮靴，引着客人从车厢后门出去了。执行委员会的意大利代表帕尔米拉·陶里亚蒂，
即大名鼎鼎的艾尔科里遭遇也大同小异。艾诺·库西年回忆说，有一次她去陶里亚
蒂夫妇下榻的一家莫斯科旅馆前去拜访：“我敲了敲门，陶里亚蒂应声说他不能来
给我开门，因为他身上什么都没穿。晚上有人把他们的东西全给偷走了……显然，
‘小偷’是趁着他们熟睡之际从阳台爬进去的。”
最严重的失窃事件是共产国际用以资助国外共产党的钱款去向不明的现象，这
些钱或是被手脚不干净的信使挥霍了，或是被位居高层的人物侵吞了。印度一名有
影响的共产党人M·H、罗伊手头便很宽裕，他住在巴黎，常出门旅行，显然，花的
是共产国际给他的钱。因为当时其他的印度共产党人常抱怨说，许多钱“不知上哪
儿去了”。为了报销挥霍的钱款。罗伊给共产国际列了一个资助党员的名单，而事
实上根本没有那些印度党员。很可能。罗伊开具的“资助名单”不止这一份。
在1926年英国国内总罢工中，共产国际遭受了空前的打击。共产国际的图书馆
员、英语说得很漂亮的艾伦·瓦树尼乌斯接到任务，让他将三万英镑交给在伦敦码
头当装卸工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他先来到斯德哥尔摩，然后持着伪造的瑞典护照乘
上开往伦敦的轮船，在船上他结识了一位司炉。这人告诉他，说自己也是一个坚定
的共产党员，并和他要转交钱款的人很熟。回来后，瓦列尼乌斯对奥托·库西年说，
他认识的一个司炉答应按照嘱托转交钱款。库西年的妻子后来回忆道：“‘那个司
炉叫什么名字？’奥托严厉地问道。‘他说了自己的名字，不过我给忘了，’瓦列
尼乌斯应声答道，奥托气恼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向他指了指门。当然了，那些钱
最终没有交到接款人的手中”。
但是，西方政府在利用共产国际安全系统中总是出现疏漏的同时，自己也时而
陷入窘境。因为被截获的共产国际的电稿常常是些伪造品、在柏林，雷瓦尔和华沙
的白军分子就经常伪造一些苏维埃的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在他们看来，伪造文件既
是嫌钱的手段，也是破坏布尔什维克声誉的一个办法。但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例
如，1921年9 月，英国外交部不能不为其向莫斯科表示抗议的正式照会中所言感到
脸红，在照会中引证了一连串苏维埃和共产国际的文件，而据后来调查，这些文件
都是他人在柏林造出来的。英国间谍机构1921——1928年的特命全权代表的助手温
德姆·查尔兹。称这些伪造品为“不可容忍的恶作剧”，因为“它们使得每次我们
拿出真文件的时候俄国人都叫喊着‘伪造品’”。
将所有截获的真文件都说成是假的，这很快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共产国际
的一个迷惑对方的抵赖手段。用类似方法迷惑对方的最明显的上例是所谓的“季诺
维也夫信函事件”。信的落款日期是1924年9 月15日、它被英国秘密情报处截获，
并在1924年10月英国大选期间见诸报纸。这份文件中，指示英国共产党对其在工党
中的追随者施加压力，加强在军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为即将爆发的革命做好准
备。那时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正是这封信导致了英国第一个工党政府的失败而保证
了保守党的胜利。季诺维也夫信函的原稿已找不到了，因而今天很难确定此信的真
伪，要知道那时被间谍机构截获的真真假假的共产国际的文件数不胜数。掌权的保
守党政府认为，季诺维也夫信函的真伪可从其他的情报人员那里得到证实。这些人
中，据后来所知，有军情五处的一个“代理”人员。他混人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
并固定地提供一些有关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