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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波兰几次，他自称是莫斯科地下组织（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领导人。最后他说
服驻维尔诺的萨温科夫组织的领导人伊万·福米乔夫和他一伺去俄国。在莫斯科，
福米乔夫和一些自称是地下组织领导人的政治保卫总局遣入人员会了面。谈判的结
果是，他同意请萨温科夫来领导他们的组织。
1923年7 月，穆辛在巴黎会见了萨温科夫，并告诉他，莫斯科的地下组织在战
术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迫切需要他的领导经验。但萨温科夫自己没有去莫斯科，而
是派了自己的助手、上校谢尔盖·巴甫洛夫斯基前往赴命。9 月，巴甫洛夫斯基一
到莫斯科就被抓了起来。 克格勃中心就此事在精心编纂的材料里写道， 他一开始
“很猖狂……，但后来，他被驯服并同意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干事，扮演政治保
卫总局给他派演的角色。”巴甫洛夫斯基给萨温科夫连拍了几封电报，请求与他在
莫斯科会合。 1924年7月，萨温科夫终于上了钩，决定回到俄国。他给自己的老朋
友、老助手西德尼·赖利发了封电报，请他离开纽约来帮助他准备秘密回国一事。
他们对此计划讨论了三周，到了8 月15日，萨温科夫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来到了苏联，
直接落入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审问很快就摧毁了他的顽抗。在8 月27日的
公审大会上，萨温科夫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我完全地、无条件地只承认苏维埃政权。我，这个走过一条敌视你们的、血
腥的、沉重的斗争之路的人，这个比任何人都更激烈地否定你们的人，想对每个热
爱自己祖国的俄罗斯人说：如果你是俄罗斯人，如果你热爱自己的人民，那你就应
向工农政权深鞠一躬，并无条件地承认它。”
因为萨温科夫的当众仟悔，他没有被枪决，而是被判处十年监禁。据克格勃的
官方说法，1925年5 月，萨温科夫从牢房窗口跳下去摔死了。但事实上一一关于这
一点，现在的克格勃领导人是再清楚不过的——萨温科夫是在卢比扬卡被人从楼梯
上推下去的。克格勃的一名老工作人员普几次给戈尔季耶夫斯基指了这个地方，而
且他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萨温科夫是被人推下去的。
肃反委员会还制定和进行了另一次行动，这次行动甚至比“辛迪加”行动更为
成功。 肃反工作人员编造出一个代号为“托拉斯” 的有名的“俄罗斯保皇组织”
（MOP ）。这个虚构的组织存在了六年，并被作为和平时期破坏行动的典型例子写
入现代情报史中。“托拉斯”’行动的主要对象是两个重要的白色流亡团体：柏林
的“最高保皇协会”（BMC）和巴黎的“俄罗斯军人联合会”（POSC ），后者的领
导人是亚历山大·库捷波夫将军。虚构的“俄罗斯保皇组织”的“存在”于1921年
秋末开始为人所知。那时，反间谍处的军官亚历山大·亚库舍夫扮成一名有机会作
为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成员出国的“托拉斯”秘密成员，在雷瓦尔与“最高保皇协会”
的成员尤里·阿尔塔莫诺夫会了面，并向他介绍了自己组织的情况。通过阿尔塔莫
诺夫，反间谍处与“最高保皇协会’建立了联系。1922年，阿尔塔莫诺夫又前往华
沙，当上了“俄罗斯军人联合会”的代表，负责保障与巴黎的库捷波夫将军的联络。
在此后几年间，按照反间谍局的安排，亚库舍夫和其他一些“托拉斯”代表去过德
国、法国和波兰，在那里与俄国的白色流亡人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有时陪同
亚库舍夫外出的还有前沙皇军官尼古拉·波塔波夫将军。此人革命后很快就投靠了
布尔什维克，而现在扮成“俄罗斯保皇组织”军事司令部的统帅。
库捷波夫将军比其他白军领袖更怕苏维埃间谍的渗透。在获取其信任的过程中，
玛丽亚·扎哈尔琴一舒尔茨发挥了主要作用。当自己的第一个丈夫死在“伟大战争”
的战场上以后，玛丽亚将孩子托给熟人，自己志愿上了前线，她的第二个丈夫又在
国内战争中被打死。而玛丽亚则随着败退的白军到了南斯拉夫。1923年，她加人了
库捷波夫的组织。“侄女”一一此人就是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多次来到俄
国与“托拉斯”的代表们见面。著名的英国间谍赖利最后一位妻子佩皮塔·赖利这
样描写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她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女子，面色苍白但充满魅力和
智慧，有一双安详、诚恳的蓝色眼睛，当然，受过很好的教育，被西德尼称为‘古
典妇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扎哈尔琴科·舒尔茨在“托拉斯”行动的胜利中作
出的贡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指责她与肃反委员会合作。但是在第一总局安德
罗波夫学院的教材中写道——而且也不无根据——她甚至都不曾想过．自己扮演了
这样一个角色，她不过是亚历山大·奥佩尔普特手中乖顺的玩物。后者在莫斯科与
她相见时引诱了她，并在以后的好几年里与她保持了暧昧关系。既多情又很幼稚的
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获取了库捷波夫和赖利的信任，这使她在“托拉斯”行动的组
织者手中成了一名作用无法估量的“间谍”。
“托拉斯”帮助反间谍处打入到流亡国外的主要白军分子组织中，并查明留在
俄国的这些人的支持者。除此之外，或多或少被诱上钩的还有芬兰、波罗的海三国、
波兰、英国和法国的情报机构。像爱沙尼决贸易代表罗曼·比尔克，就在反间谍处
的压力下成了白军组织和虚构的“俄罗斯保皇组织”之间的信使。而波兰的外交官
则通过自己的外交邮政渠道转发“俄罗斯保皇组织”的电报。负责送“托拉斯”代
表出境的是苏维埃边防军准尉托伊沃·维亚希亚。此人表面上好像在和芬兰军事情
报机构合作，实际上在为反间谍处效力。据苏维埃官方史料记载，至少有8 个“托
拉斯”组织的成员获得过西方情报机构的奖励，而实际上他们却是在积极地同这些
机构斗争着，确有其事曲是。至少有二个“托拉斯”的间谍因其工作卓有成效而被
波兰情报机构奖给了一块金表。
由于“托拉斯”行动，肃反工作人员除掉了当时被反间谍人员错认为是自己最
危险的外国对手、“超级间谍”西德尼·赖利。还是从1918年莫斯科传奇经历之时，
赖利就把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救俄罗斯”的事业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战争
末期，在和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曼斯菲德尔·卡明的谈话中，赖利说道：“我觉得
我还能为自己的国家效一点力，我要将罪孽生命的剩余时间献给这项事业”。但对
于赖利这种狂热以及他那种对奇怪行动的向往（比如他想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扒光衣
服去遭众人鄙薄的计划），卡明是持鄙视态度的，而外交部的官员们对此更是有过
之而无不及。卡明决定不给他分派工作，因而他同秘密情报处的联系在和平时期也
就无足轻重了。
战后几年间，赖利主要做些买卖。他往返于美洲和欧洲之间，有时出口些捷克
收音机，有时卖些叫“古马格索兰”的神药。但是他想以此积蓄财产的希望却不曾
实现。同时他还制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推翻布尔什维克的计划。二十年代初，他与
鲍里斯·萨温科夫保持了紧密联系，正是赖利不顾卡明和外交部的指示，在1922年
将萨温科夫带到英国。与高层官员进行了整整一轮谈判之后，他在很奇特的情况下
与劳合·乔治在其郊外总统府里见了面。渐渐地，赖利和现实情况脱离了联系。据
他的一位女秘书埃列奥诺拉·托耶讲，赖利有“好几次出现严重的精神失常并产生
幻觉”，“有一次他认为他就是基督耶稣”。但是苏维埃的情报部门把赖利这些推
翻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古怪的计划并不视为是其脱离现实的一种表现，而是当作英国
秘密情报机构进行阴谋活动的证据，并认为它们和政府最高层有着脱离不掉的干系。
直到今日赖利在克格勃内仍享有不应有的“超级间谍”之誉。1924年“托拉斯”的
行动主要目的是中立赖利，而为此需要将他诱骗到俄国来。
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抓获赖利的人之一，是毫无戒备之心的埃内斯特·博伊
斯大尉。在1918年赖利试图实施其冒险的计划之时，他任秘密情报机构驻莫斯科情
报站站长。作为一名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的人，博伊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对赖利
的装腔作势和显示出的勇敢印象十分深刻，而未能现实地评价他那些为了推翻布尔
什维克的不切实际的计划。1919年，博伊斯领导了秘密情报机构驻赫尔辛基的情报
站——这是英国情报机构进行反俄活动的主要中心。 他不仅对赖利有所青睐， 对
“托拉斯”的活动也表现出了极大热情。甚至是在1924年8月对萨温科夫公审之后，
博伊斯依然没有改变自己对“托拉斯”的态度，坚持认为，这个组织的影响以及其
拥护者的人数（其中包括在苏联政府成员中的）还在呈增长趋势。尽管秘密情报机
构的上司曾禁止博伊斯参预赖利的冒险行动，但他全然不顾，在1925年1 月给赖利
写了封信，请他与巴黎的“托拉斯”的代表们会面。赖利当时还在纽约，他所有的
计划都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坍塌了。三月份，他给博伊斯的回信中写了自己“凄惨的
现状”，并宣称：“我准备在任何时刻，只要遇上可靠的人讲认为这是真正可行的
事，就会抛开一切，将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为‘辛迪加’（‘托拉斯’）的利益而服
务的事业。”
“凄惨”的景况和高筑的债台将赖利因在了美国。尽管如此，他还是在9月3日
来到巴黎同博伊斯和库捷波夫将军见了面（后者曾试图劝他不要去俄国），并决定
再到芬兰同“托拉斯”代表们谈判。与此同时，“托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