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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巴黎同博伊斯和库捷波夫将军见了面（后者曾试图劝他不要去俄国），并决定
再到芬兰同“托拉斯”代表们谈判。与此同时，“托拉斯”也决定再为自己的“可
靠性”增加点法码：他们把博伊斯的一个“主要间谍”尼古拉·布纳科夫的兄弟鲍
里斯·布纳科夫，秘密地搞出俄国。稍晚些时候“托拉斯”又故作姿态，让其信使
鲍里斯·布纳科夫送来了他心爱的小提琴。但在当时，无论是博伊斯还是赖利都未
有半点疑心。9 月21日，赖利到了赫尔辛基，而后他与尼古拉布纳科夫和玛丽亚·
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一起前往维堡同“托拉斯”的主要代表亚库舍夫会面。维堡本
来是赖利计划中的最后一站。但是亚库舍夫利用赖利的虚荣心和狂妄自大，对他说
此事关系重大，便说服他前往俄国同“托拉斯”领导人会面。他向赖利保证，说他
返回芬兰后还能赶上9 月30日从什切育发出的轮船。赖利在布纳科夫那儿给自己的
妻子佩皮塔留了一封信，“以备不测”。然后便和亚库舍夫向俄芬边境出发了。在
信中，赖利努力向妻子表明，就算是布尔什维克抓到了他，他们也搞不清楚他究竟
是什么人：“如果我在俄国被逮捕的话，他们也顶多给我栽些小罪名，然后很快就
会把我放掉的，因为我的新朋友们是有着足够的权力的”。
赖利应该于9月28日夜到9月29日晨从俄国返回，但事情并非这样。国家政治保
卫总局为芬兰军事情报机构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策划了一整台戏。当夜，在阿勒库
尔村听到从苏联方向传来的枪声。然后观望的人就发现，边防军用担架抬着一个人
急行。而原定的接头人——苏联边防军托伊沃·维亚希亚（此人表面上好像在为芬
兰情报机构效力，也的确多次“帮助”“托拉斯”的密使和信使穿越国境，而实际
上他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并没有出来同芬兰军事情报机构的人员进行联系。
此时，芬兰人和秘密情报处断定，接头人和赖利在越境时或是被打死、或是被抓住
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此时终于如愿以偿。
根据官方的、可能是精心加工的对这次事件的说法，赖利在9 月25日进人苏联
境内以后并没有马上被逮捕。非但没有，亚库舍夫还将他带到了莫斯科近郊的别墅，
在那里他和自称是“‘托拉斯’政治委员”的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军官会了面。他
请赖利讲讲他的行动计划。后来苏联的官方材料中说，赖利建议组织抢劫俄国的博
物馆，将抢来的艺术品在西方销售，用以资助这一行动。这之后他才被逮捕。他们
先审讯了赖利，然后宣布，1918年12月因“洛克哈特阴谋”而对其缺席进行的死刑
判决将被执行。赖利还想垂死挣扎一下，他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信：
“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我表示愿意向您提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感兴趣的有关
英国情报机构的组织和人员的全部情报，同时还有我所知道的有关美国情报部门和
我打过交道的俄国流亡人员的情况。”
假如赖利真是打算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合作的话，那他很可能像萨温科夫那样
被提交公审。但据苏联官方说法，他在1925年11月3日被枪决。
在赖利被诱骗到俄国之后的若干年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散布了有关其命运的
各种各样的说法和传闻。“托拉斯”行动一直进行到1927年。在这一行动的牺牲品
当中，也有赖利的妻子佩皮诺·赖利。她先到了巴黎，然后去了赫尔辛基，指望多
少能知道自己的丈夫的一点情况。同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在赫尔辛基会面
之前，赖利夫人“几乎毫无疑问地认为，她是一名遣入的间谍”。但她们刚一见面
这些疑虑便顿时消失了：
“从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我就认为她是可以信任的。看第二眼时我已知道我
会喜欢上这个女人的。看到我的痛苦、绝望和孤独，舒尔茨夫人温柔地、满怀同情
拥抱了我，并说，她觉得她自己对我丈夫的死负有责任，还说未弄清所有的情况之
前她是无法安心的。她对我保证说，如果他还活着，他们会尽一切努力营救他；如
果他已经死了，则一定为他报仇。”
然而，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几乎相信西德尼·赖利已经死了。她拿出
一则从《消息报》上剪下的消息，那是有关9 月28日晨在阿勒库尔村附近发生的交
射情况的官方报道。上面讲道，有“四个走私分子”在企图越境时受阻：有两人被
打死，一名被俘，另一名在去彼得格勒的途中因伤势过重死去。根据这些搜集来的
消息，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判定。那个伤势过重死在去彼得格勒途中的人
便是赖利。尽管布尔什维克根本没想过这一点。
虽然，佩皮塔·赖利对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是完全信任的，但对她的
说法还是有些怀疑。尽管赖利待的是假护照，而且衣物穿的也是别人的，但他穿的
是定制的衬衫，上面有他名字的字母缩写。此外，他的手表上还有他的英语签名，
衣袋里还有佩皮塔的签名照片。因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应该能猜到，他们抓到的是
著名的英国超级间谍，并且依赖利夫人所见，他们应该向全世界宣扬此事的。玛丽
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承认她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但她向佩皮塔保证，将尽一切
努力弄清“真相”。此时的赖利夫人已处于崩溃边缘：
“我要向他们报仇……舒尔茨夫人当时就站在我身边。她既善良又聪慧，能理
解一切，可以分担我的痛苦。她要我完全信任她。我一言不发，只是抓住她的手。
她建议我参加这个组织。我相信了她。在莫斯科该组织中心的‘允许’之下我加入
了‘托拉斯’，我的化名是‘维阿尔多’。就这样，我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接
替了丈夫的位置”。
按照“托拉斯”领导人的指示，赖利夫人在《泰晤士报》上登了他丈夫的死讯：
“西德尼·赖利于 9月28日在俄国的阿勒库尔村附近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战士打
死”。当然了，她也不相信赖利还会活着，可她幼稚地以为，这会迫使布尔什维克
揭开他丈夫遭遇的真相。但苏联的报纸只是证实了他已死亡这一事实本身。而后则
是有关他的“可怕的谎言”。唯一使她欣慰的是，她相信“托拉斯”正尽其“全部
实力、影响和侦察手段，来弄清西德尼究竟出了什么事。”1926年初，赖利夫人收
到“托拉斯”领导人的来信（此信是亚库舍夫和奥佩尔普特写的），信中说，考虑
到她精通俄语，建议她到俄国来“和组织的成员们认识一下，并在其工作中采取更
积极的行动”。同时，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也使佩皮塔相信，她“要不惜
生命去弄清西德尼·赖利究竟出了什么事”。她分别从彼得格勒、赫尔辛基和华沙
用保密墨水给巴黎的佩皮塔写了信。“她是信守承诺的，并尽了自己的努力去做了”
，赖利夫人讲道。
对“托拉斯”来说，最难的是满足西方特工机关对军事情报的需求。对于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来说，给他们提供些假的政治情报是毋需费力的，至于有关苏联武装
力量和军事工业的情况，肃反委员会的人们就不得不费一番脑筋了。因为要让他们
的情报看起来即可靠又有价值并非一件易事。因而“托拉斯”尽量避免回答来自英
国秘密情报机构和其他情报机关的这类询问，并总是强调一个情况，即组织的主要
任务是准备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而对军事情报搜集得过于积极会影响这一目标的
实现。第一次进行散布伪军事情报的尝试就差点儿酿成大祸。1926年，皮尔苏茨基
元帅当上了波兰军事部长（事实上的国家首脑）。很快，波兰的总参谋部便接到他
的命令，要求其通过“托拉斯”搞一份苏联的征兵计划。波兰人来找亚库舍夫。他
先是有些疑虑，然后答应搞到这个计划，要价一万美元。但后来“托拉斯”提交的
文件中，有关邻近波兰的铁路情况的资料明显是假的。皮尔苏茨基研究了这份计划
之后，又将它退还给总参，批示是“伪件”，考虑到因萨温科夫和赖利的垮台而引
起的怀疑，以及“托拉斯”散布伪军事情报的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大的一次行动的
失败，可以确定，“托拉斯”的时日也不多了。
1927年春，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给赖利夫人（当然还有库捷波夫）写
去了一封充满绝望之情的信，信中她说，“托拉斯”里“尽是内奸”，“一切都完
了……我兴致勃勃、全身心投入地干了四年，知道的却是令我余生毫无意义的一些
东西。”阿勒库尔村附近的那场交战“是一场骗局，一切都是做戏，”她写道：
“您的丈夫被人用最卑劣、最怯懦的手段杀害了。他根本就没能到边境跟前。
这不过是演给我们看的戏罢了。他在莫斯科就被抓住了，关进了卢比扬卡。他被当
作特别犯人关押了起来。每天有人带他出来放风，就在一次放风出来的时候，他被
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命令是他的死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头目阿尔图佐夫
下达的，这个家伙决定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报复他……我原来也不知道这一点，但
这并不能免掉我的责任。我的双手上沾有他的鲜血，我就是到死也洗不尽。我要以
可怕的复仇来赎罪。为此我不惜一死。”
赖利夫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对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的同情：“意识到自
己这些年来一直是布尔什维克手中的玩物，而且正是因为她，许多人或牺牲或被捕，
其中还包括自己最亲密的女友的丈夫，这对玛丽亚可能是一次可怕的打击……佩皮
塔不相信这位女友关于赖利之死的说法，她认为她又被人骗了。玛丽亚在信末尾请
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