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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谈话中，布哈林说，亚戈达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二副主席、国外处处长特里
利瑟尔都“和我们在一起”。他还说，亚戈达告诉了他有关农民起义的秘密情报。
同时布哈林也清楚，亚戈达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因而不能指望他的支持。1931年，
斯大林想巩固自己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的影响，便派去了一个党内工作人员A·H
·阿库洛夫。此人和亚戈达平起平坐，也被委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的职位。
但仅过了一年，阿库洛夫就被迫离开此职。然而斯大林为了等待合适的机会安插一
个自己人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人，就暂时和亚戈达达成了某种妥协。亚戈
达与其说是个空想家不如说是个官迷，为了能往上爬，他也愿意追随斯大林。但是
他也并不准备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特里利瑟尔则是“右翼反对派”的更积极的支
持者。 还在1923年， 他就在进攻托洛茨基的路线斗争中和布哈林站在一边。但到
1929年，将特里利瑟尔视为潜在对手的亚戈达，在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达到了目的：
将特里利瑟尔挤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替其任国外处处长的是前反间谍处处长
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
缅任斯基和亚戈达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的第一年里，主要是在“托拉斯”
行动大功告成的气氛中度过的。但是这一成绩很快就被一连串的丑闻曝光和苏联对
外情报机构的失败弄得黯然失色。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迅速扩大的网络以及军事侦察
机构的安全，都因苏联密码的落后而受到威胁，除此使其受到威胁的还有苏联驻外
间谍机构负责人在对当地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中经验不足这一因素。这些负责人工作
十分勤勉，却常常办些外行事。1927年春，发生了一起揭露苏联间谍机构在八个国
家中活动的轰动性丑闻。3 月份先是揭露了在波兰的一个由过去的白军将军、后来
成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的达尼埃尔·韦特连科的间谍组织；伊斯坦布尔的一家
苏土公司的著名专家，被指责在土耳其——伊拉克边境搞间谍活动；紧接着，瑞士
警察局宣布逮捕了两名苏联间谍；4 月份，在对驻北京的苏联领事馆搜查时，找到
了大量有关苏联间谍活动的文件；之后，法国的安全机构也逮捕了八名苏联间谍网
的成员，该网是由法共政治局委员让·克列梅领导的；5 月份，奥地利外交部中一
些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秘密情报的工作人员被拘捕；与此同时，由于英国特工
机构对“全俄有限合作公司”（“AP KOC”）和苏联贸易代表团住处的突击检查和
搜查，从而揭开了一个据英国内务大臣乌里扬姆·约翰逊一希克斯（此人以好激动、
好夸张而闻名）称是“我曾听说过的最大、最卑劣的间谍组织”。
北京和伦敦的突击检查以及随后公布的一些材料，对苏联的对外间谍网是一个
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公布的文件中，有大量记录苏联秘密行动（主要是军事侦察）
的卑劣的细节，包括从莫斯科来的一些旨在加剧中国人民和西方国家的冲突而“不
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抢掠和大屠杀”的指示。文件中还有间谍的名册、要求中共
党员给予帮助的指示，还有对秘密运人中国的武器的详尽描述。尽管英国的警察局
没能查获这样多的极重要的文件。但伦敦公布的材料影响也不小，因为文件中透露
出了一个重要信息：英国专家又解译了苏联外交密码。在对下院的讲话中，首相、
外交大臣和内务大臣都引证了截获的苏联外交电报。
北京和伦敦的轰动性披露，对克里姆林宫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来说损失不可估量，
因为这件事正发生在苏联与中国、英国的关系处在转折的关键时刻。从1922年起，
苏俄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与国民党民族主义制度合作的基础上的。1927年4 月，由
于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使得上海落人国民党总司令蒋介石的手中。“蒋”斯大林说，
“应该像柠檬一样被榨干，然后给扔掉”。但实际上充当了柠檬的却是共产党人。
在上海取得胜利后，蒋开始系统地消灭共产党人，而正是这些人帮助他掌上了大权。
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共产党人以一次次武装起义作为回复。但所有的起义都被残酷
镇压了。
对苏联间谍的揭露，还带来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苏联同仍然被其视为有影响
的世界大国——英国的关系破裂了。1926年5 月的总罢工，被保守党的多疑分子视
为是俄国的阴谋分子组织的，从此，斯坦利·鲍德温政府便受到要求断绝同苏联的
外交关系的极大压力。1927年，英国政府对苏联军事情报活动展开了声势浩大、毫
不留情的揭露。接着1927年5 月26日，奥斯汀·张伯伦向苏联代办阿尔卡季·罗森
戈列茨通告说，鉴于苏联进行“反英的间谍活动及宣传”，英国政府决定断绝与苏
联的外交关系。对自己的正式声明，张伯伦赋予了一种出人意料的个人性质，他引
证了罗森戈列茨4月1日发出的一封电报，并说：“您在电报里请求向反对英国政府
的政治运动提供物质援助”。在回国途中，罗森戈列茨在华沙做了停留，并和苏联
大使彼得·沃伊科夫在中心火车站小餐厅里进了早餐。在罗森戈列茨的火车开动前
几分钟，一个白色俄国流亡分子一边喊着：“这是为了民族的俄罗斯，而不是为了
共产国际！”一边朝沃伊科夫连开了几枪。苏联政府很快作出反应，声明“这是英
国之手给了沃伊科夫致命一击。”不管多么耸人听闻，反正1938年在战前最后的公
审中，罗森戈列茨竟然承认，说从1926年起他就在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
苏联情报机构在1927年春的失败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整个苏联使馆和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的安全体系以及密码体系都不得不做出重大变化。所有苏联使馆和贸
易代表团都收到了紧急通知，要求销毁所有一旦被截获可能造成新的披露的文件、
甚至是在遭受攻击危险最小的德黑兰使馆，其院内由于焚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文
件而燃起的火堆惊动了当地的消防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国情报机构也接到命
令，他们只能保存近一个月的信件，还要同时制定出一个一旦被搜查即迅速销毁文
件的计划。而对与当地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间谍合作工作也下达了新指示，主要是
要抹去他们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触的任何痕迹。
为了保障外交信件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络系统的安全。克里姆林宫下达命令，
启用虽然费力费时、但只要使用正确则绝对可靠的“一次性”密码。结果使得西方
的破译员们从1927年到二战开始，几乎未能破译一份重要的苏联的密码通告。为此，
作战处处长A·T·丹尼斯托曾悲伤地写道，英国政府将破译苏联密码之事公诸于众
“无疑是破坏了整个工作”。
1927年，对苏联间谍人员的揭露，对斯大林的影响也相当大。他从中看到了帝
国主义阴谋的迹象：“毫无疑问，现代的主要问题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问题。
这不是某种非现实的、抽象的、局部战争的‘危险’，而是完全现实的、具体的、
整体上的战争，尤其是反苏联的战争的威胁。”
依斯大林看，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联合阵线”的组织者，首推其主要敌人—
—“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战斗指挥部——保守党”。“英国帝国主义曾经是、现在是、
将来也仍是人民革命的最凶险的刽子手”。斯大林认为保守党政府制造的阴谋分三
个主要阶段。
第一步是对北京的苏联使馆进行搜查，目的是“揭露有关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
‘可怕的’文件，并以此制造群情激愤的氛围”。第二步是对伦敦的“全俄有限公
司”的处所，进行突击检查，并断绝英苏外交关系，目的是“在整个欧洲开始对苏
联的政治封锁”，以作为战争的序曲。第三步是“保守党间谍组织”在华沙刺杀沃
伊科夫的行动，它就像1914年在萨拉热窝发生的、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刺
杀奥地利皇储弗郎茨。费迪南的事件一样。
虽然这个“英国阴谋”没有带来任何结果，但之后必然会有其他阴谋接蹱而至。
英国继续资助“在苏联的间谍恐怖主义小组”，并试图挑起白色流亡人员及其他帝
国主义势力的对苏行动。斯大林表示，他反对“那些所谓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他们
认为新的战争的威胁是‘凭空想象’的，而用和平的谎言去麻痹工人，并对资产阶
级对新的战争的准备视而不见……”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威胁，必须做好以下几项
工作。首先，需要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加强我国的防御能力”，尤其是加强军事
工业，并提高苏联人民的警惕性。其次，必须向那些内部敌人——恐怖分子、工业
生产中的怠工分子和“其他的废物”进攻，以“巩固我们的后方”。斯大林的“废
物”也暗指共产党内的反对派：“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们对我们的反对派还能说些
什么呢？无论是对他们在面临新的战争威胁之时对党的非难，还是对于他们在战争
威胁切实存在的时刻加紧对党所进行的攻击，我们都勿需表白什么。”
在1927年之前，对斯大林日益增长的权力欲构成唯一威胁的因素来自于布尔什
维克党内部。战争威胁的出现对斯大林是个绝好的时机，因为此时他正在积极巩固
手中的权力；从另一方面讲，斯大林这个人，正如赫鲁晓夫所言，是个“有着病态
的疑心”的人，很显然，他坚信自己的阴谋理论。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可以这样来
概括所有的党的领导人，要知道是意识形态本身使得他们相信这一点。布尔什维克
人的信仰的基本公理之一，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永远不能容忍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