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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所有的党的领导人，要知道是意识形态本身使得他们相信这一点。布尔什维克
人的信仰的基本公理之一，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永远不能容忍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帝
国主义国家及其特工机关一定在策划阴谋，以图消灭“工农国家”。正是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作为“革命的盾牌和宝剑”，担负着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并将其消灭
于萌芽状态的使命。
斯大林第一次使用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巩固他个人在党内的权力。和肃反委
员会一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任务是同反革命作斗争。但是，这时“反革命”的
概念已发生了变化。列宁时期“反革命”即意味着共产党的反对者。而鉴于站在反
对斯大林的最前线的正是共产党人，因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在党内也使用起过去
用于对付党外敌人的渗透和离间等手段。
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左翼反对派” 成了最早的牺牲品。1927年9
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潜入“左翼反对派”中的奸细，发现了一个非法“印
刷所”（事实这个印刷所不过是几台油印机），反对派打算在此印刷自己的纲领。
据一位曾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后来跑到西方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讲，
当亚戈达向斯大林讲了印刷所的事之后，斯大林回答说：“真是好极了！现在要把
你们那个间谍升格，说他是弗兰格尔将军的一名军官、你们一定要在报告中指出，
托洛茨基同弗兰格尔的白军分子有联系。”此后，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报告说，“左翼反对派”有同白色分子合作的嫌疑。
1927年11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近百名拥护者被开除出党。季诺维也
夫愿意悔过，同“托洛茨基主义”划清界线，因而才被恢复党籍。托洛茨基拒绝这
样做，所以，在1928年1 月，他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判决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同中国
相接壤的偏远边境地区。在此后近十年间，托洛茨基一直是“猎人”的狩猎对象，
他是克格勃历史上被监视时间最长的目标。1928年，“猎捕妖婆”（“妖婆”指托
洛沃基分子）行动刚开始时，将一个伟大的异教徒强行逐出莫斯科颇具喜剧的色彩
（然而几年之后这种作法恐怕就不足为奇、毫无“喜剧色彩”而言了）。
l 月17日早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住所，
当时，托洛茨基还穿着睡衣。托洛茨基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革命前，警察来抓他
时，他不只一次这样干过。隔着门谈判未奏效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行动小组负责
人便命令破门而人。当托洛茨基认出其中一位年轻的军官是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的一
个警卫员时，他吃了一惊。看见自己过去的政委穿着睡衣，年轻人失声痛哭起来：
“您枪毙了我吧，托洛茨基同志，枪毙了我吧”，他抹着眼泪央求说。托洛茨基安
抚了自己过去的警卫员，还对他说，不管命令对否，都应该服从。然后，他选择了
消极抵抗策略，拒绝更衣，并哪儿也不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强行除去了他的
睡衣，给他套上外衣，然后不顾他家人的抗议，驱车把他送上了开往西伯利亚的快
车。
1929年2 月，托洛茨基又被转到土耳其。放逐之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想
方设法不让他人与其接触，以防他又采取消极抵抗的方法。在奥德萨，在两名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他和妻子、长子列夫·谢多夫登上了“伊里
奇”号轮船。据后来所知，他们是这艘轮船的唯一乘客，甚至船员也接到指示，让
他们离托洛茨基一家远点。当“伊里奇”号驶进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后，托洛茨基的
一个守卫给了他一千五百美元，以便他“能够在国外开始生活”。当时托洛茨基身
上分文皆无，于是，他将自尊心紧紧搂在手中，接了这些钱。在国外的头半月。托
洛茨基是在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使馆里度过的，然后他去了土耳其的“王子岛”。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二十年代末的“猎捕妖婆”行动，是针对政治、经济间谍的。
1928年3 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宣布破获了一起在顿巴斯煤田制造的“反革命阴谋”。
根据对阴谋过程极为详实的描写，首先被北高加索政治保卫局局长IO·卜叶夫多基
姆揭露的，是沙赫特城的一伙工程师，他们同煤矿的旧主、当时流亡在外的白色分
子以及西方的帝国主义分子一起，参预了旨在破坏煤矿生产的阴谋。侦察报告呈交
给了缅任斯基，他要求拿出证据。叶夫多基姆出示了几封截获的由国外发给这些工
程师的信件。尽管信中没有一点犯罪的迹象，但叶夫多基姆坚持认为，这些信中有
用这些工程师才懂的密码写成的“破坏指示”。缅任斯基说了对此的意见，并给叶
夫多基姆两周的时间破译密码。于是，叶夫多基姆便直接去找斯大林，而斯大林命
令将这些工程师逮捕。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斯大林得到了亲自处理这一案件的权
力。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凭着几起因机器损害、工人酗酒、劳动组织不当而引起的事
故（也可能还有几起是真正的破坏活动），再掺进几个过去的沙俄工程师和国外商
人，便编造出一个由华沙、柏林和巴黎组织的“蓄谋已久的国际阴谋”。苏联的报
刊对“可耻的怠工者、阴谋分子和间谍”鄙薄地抨击了两个月之久。整个这起假想
中的阴谋被写成25万字的起诉书，指控50个俄国专家和3 个德国专家搞怠工和间谍
活动。人为拖延的公审大会，是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革命前此建筑是贵族议事厅）
的水晶玻璃大吊灯下举行的。总共有10万工人、农民、学生和其他经过专门挑选的
听众，每天轮流着参加法庭的会议。《合众报》记者尤泽·莱昂斯过去曾是共产党
人的积极支持者。他写道：
“那些拒不承认有罪的人引起了听众的特别关注。他们被挤在大厅的一角，弯
着腰，声音中充满了恐慌。他们不时要回答检察长刻薄的提问，还要及时地驳斥那
些来自被告席的、与其不利的‘声明’。每次，当认真听完法官所说之后，他们就
会自语一阵，但很快又顿住，最终又不言语了。他们无力地、惊慌地望着礼堂，好
像这才意识到这里还有他人的存在。实足的一场好戏。对公审大会的组织者来说，
这是一次真正的成功。”
在工会大厦上演的这出悲剧，与斯大林以后搞的“公诉”相比，其血腥味还淡
多了。只有十一个所谓的沙赫特怠工分子被判处死刑，还有六个人被判无罪，这是
因为他们顺从地、准确地扮演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他们安排的角色。对于大多数
出庭的公众，以及苏联报纸的读者来说，这出教益性剧目确实很有说服力：这些与
国外反革命势力相勾结的“阶级敌人”是很合适的替罪羊，可以将那些否则要使国
家领导人良心不安的痛苦推到他们身上。在1928年中央的四月全会上，斯大林“揭
露”了一个大阴谋，而所谓沙赫特案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会让我们安宁那就太愚蠢了。不，同志们，他们是不
会的，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他们是不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发
展等闲视之的。过去世界资本主义企图通过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
一企图破产了。现在他们企图、而且将来也仍会企图以无形的经济干涉来削弱我们
的经济力量；他们并不总是很明显地、但也相当猖狂地在组织怠工，在这样或那样
的工业部门搞各种各样的‘危机’，以此为将来的军事干预铺路。这一切都是世界
资本主义反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偶然的
事。”
沙赫特事件五十年后，一些克格勃的军官们才承认，此事是间谍恐怖症的产物。
但在戈尔季耶夫斯基时代，克格勃还未能正式承认这一点，甚至在1978年由第二总
局（反间谍局）局长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里戈连科领导编写的克格勃秘密
材料中，还毫无依据地称，沙赫特事件是真正的阴谋。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克
格勃仍然坚持斯大林对1928年沙赫特事件的解释。在1979年公布的解密材料中讲道：
“很显然，二十年代末那些构成反苏统一战线的破坏分子、间谍、奸细对发展
社会主义和巩固我国的国防力量构成了严重威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构及其特
工机关对这个敌对的地下组织进行了揭露，帮助党和国家粉碎了国际反动势力的阴
谋。”
1928年时，甚至大部分曾为沙赫特事件编造证据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们，
显然也反对这一阴谋。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经历了一场曾在一战时笼罩欧洲的间
谍恐怖症。在一战前的头几周，英国警察局便接到告密（这些告密者没有一个有凭
据），说国内有“好几千”所谓的“德国间谍”。“间谍恐怖症”，伦敦特工机关
的头目巴兹尔·汤姆森曾写道，“好像一场可怕的流行病，伴随它的是无可救治的
幻症。”直到战争末期，仍有一些大臣和部分公众认为军队失利、生产的跌落以及
其他非正常的情况，都是敌人的破坏和阴谋的结果。在1918年的一个指控陪审员有
诽谤行为的刑事案件中，有人证明说，德国秘密机构有一个“黑名单”，里面有四
万七千名性畸形者的名字，主要是英国的一些达官贵人，他们受到了讹诈和恫吓，
目的是为了破坏英国的军事计划。
在二战初期，欧洲再次被间谍恐怖症所笼罩。1940年，德国人占领了法国的荷
兰后，英国充满对内奸——“第五纵队”的恐怖，这与一战时期的间谍恐怖症相差
无几。国内侦察机构在六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