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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面证词，讲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得到供词而采用的手段：
“有些人是因为得到补偿保证而屈从，而其他一些试图反抗的人在体罚手段下
“变得聪明起来’。……那些人揍他们的脸、脑袋。生殖器，把他们往地上摔，用
脚端，拍他们的脖子，直到头部供不上血才松手；他们被放在传送带上、不让睡觉；
被扔进单身牢房里——被扒去外衣，光着脚、扔进冰冷的牢里或是没有窗户的闷热
不堪的牢里……对于一些胆小的人来说，这种方法再加上相应的威吓就已足够了。”
那些参加了这些公审的人当中，很少有人对其真实性发生过怀疑。甚至是托洛
茨基分子，尽管他们也遭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迫害，也对“工业党阴谋”的存在
确信不疑。托洛茨基认为，这些“破坏专家”是受雇于国外帝国主义分子和出卖灵
魂的俄国流亡分子的。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地下组织的成员认为，工人们对“破坏
专家”的愤怒是“他们真正的革命热情”的有力证明。“红色无产者”工厂的一个
工人四十年后讲道：“工人们痛斥叛徒罪行的愤怒情绪我将永生不忘”
对工业党一案审判的结果却非常出人意料。在掌声和观众们的欢呼声中，法官
对五人做了死刑判决。两天后又宣布将死刑改为十年监禁。而后有几人还被秘密宣
告无罪释放。情况发生这样的变化，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尽管新一代技术人员已
在培养中，但在“一五”期间，国家的迅速发展显出苏联经济对“资产阶级专家”
的明显的依赖性。在1931年初举行的工业部门领导人会议上，在工业党一案的诉讼
时期曾主持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作了发言，他强调了“慎
重对待那些诚实劳动的专家”的必要性。春天，委员会对一系列提出上诉的被流放
和被监禁的工程师的案子重新进行了审理。斯大林也在1931年6 月假惺惺地宣称：
“我们总是将‘对专家们的非难’视为、而且继续视为不良和有害的现象。”斯大
林号召“要最大程度地慎重对待那些毅然转向工人阶级一边、从旧学校出来的专家、
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很少在报纸上发表讲话的缅任斯基也在《真理报》的文章中
指出斯大林之辞的英明。他强调说，捷尔任斯基就经常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之所能，
来“保护专家们不受各类迫害。”
虽然对“专家们的非难”有所缓和，但并未由此结束“间谍恐怖症”。斯大林
和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员继续认为，叛徒和国外敌人的反革命阴谋是暗中破
坏苏联经济这一长期计划的一部分。1933年3 月，维克斯地铁公司中有六名在俄罗
斯帮助搞工业建设的英国电气工程师，同一大批被指责怠工和从事间谍活动的破坏
分子一起遭到逮捕。的确，因工作关系，这些英国工程师是掌握了一些有关苏联经
济的情况（但这些情况用公司经理的话讲是“一般性质”的，它们在西方也可以轻
易就能得到），如果抛开这些因素，那么所谓的怠工也和以前的情况一样，不过是
假想而已。实际上，在前贵族会议大厦里进行的公审，事先都被安排好了。作为被
告的苏联人，对这种假想的犯罪活动同声供认不讳。他们就像一群被驯服的畜生，
专注地盯着检察长维辛斯基，并时刻准备恭顺地、无条件地执行驯兽员依靠手中的
鞭子所示意的最微小的动作。当公审行将结束，给他们最后陈述权时，所有的人都
请求宽大处理，并保证要主动赎罪，而且他们的话无论是风格还是表达方式，都很
像审理沙赫特事件时那些被告所说的话。
而英国工程师扮演角色就不那么在行了。据说，其中两人出庭前就把一切都向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交待”了，但开庭后两人又都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当然，其中
一个后来又改变了说法）。另一个被告则在公开审理的时候，发表了前所未闻的声
明。他说，“指控是捏造的，其所依据的证词都是那些受威吓的犯人提供的。”所
有的苏联被告（除了一人）以及两名英国工程师被判处了不同刑期的监禁。英国政
府回之以贸易禁运作为抗议性报复， 而且禁运直到1933年7月，英国工程师被释放
后才解除。
“一五”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仅领导了同工业生产中的破坏行为的斗争，
而且还领导了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强制的集体化运动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斯大林
所谓的“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了。因为富农是集体化运动的死敌，所以消灭
他们也就成了开展这项运动的重要条件。被称为“富农”的不仅是那些富足的农民，
还有所有带有反对集体化嫌疑的农民，甚至包括一些贫农，例如那些常去教堂的人。
最初对富农家庭户主的大逮捕，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于1929年底进行的。这些人后
来都被枪决了。然后，1930年初，又有几千户富农家庭被强行用运送牲口的平台火
车拉到西伯利亚荒无人烟的北极地带，任凭命运来处置他们。他们能否活下来，政
治局丝毫不感兴趣。迁移近一千万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说确实是规
模太大了。为此，专门招募了两万五千名年轻的党员，组成了所谓的“二万五千人
大队”，经过两周培训后，便被派到农村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迁移富农、组建集
体农庄。这支大队对自己的正确性毫不怀疑，他们非常残酷而又卖力地同“制造反
革命阴谋、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斗争。当年“二万五千人大
队”的一员、列夫·科佩列夫后来写道：“我当时坚信，我们是看不见的战线上的
战士，我们是在同富农和破坏分子战斗，是为了国家在‘一五’期间非常需要的面
包而战。”但眼看着几百万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对他们的痛苦和惊恐的感受，连那
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老军官们简直也是无法承受的。伊萨克·多伊切尔讲了他同
一位刚从农村执行任务归来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派员的会面情形：“‘我是一
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含着泪对我说，‘我同沙皇斗争过，后来又参加过国内战争，
难道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现在用机枪围住村子，命令自己的士兵只管朝一大群农民
开枪么？不，不，决不是！’”
到1930年3 月初，“二万五千人大队”将一半多的农民赶进了集体农庄，同时
将村子搞得一片混乱。 斯大林只好下令暂缓这一行动，为的是保障春播的进行。3
月2日， 斯大林在《真理报》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文中，假惺惺地指责了那
些特派员没有遵循“自愿”的原则。在此之后，集体农庄的数目减少了一半多，但
是在庄稼顺利收割之后，强制集体化又重新开始了。
集体农庄造成的损失、低收成、急剧扩大的余粮收集、干旱和1932年的欠收—
—所有这些都是二十世纪欧洲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饥荒的原因。1932年——1933年
间，有近七百万人死于饥荒。一名在当时饥荒最厉害的乌克兰工作的党内活动家后
来回忆说：“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
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采，但他们还没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
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毡子，在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
尸……”但他还没有失去信心：“我努力说服自己，对自己解释说，我不应该受怜
悯之心的软弱感情的影响。我们体现了历史必然性，我们是在履行自己的革命职责
……我坚信，我是在对农村进行伟大的必然的改造，而他们的痛苦是他们无知的结
果，或是由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使然。”
当乌克兰饥荒横行的时候，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在继续揭露“阶级敌人” 和
“反革命阴谋分子”的破坏事件。当中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兽医；有被指控集体谎
报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有似乎是破坏了拖拉机并往种子里掺草籽的人员；还有没
完成计划的集体农庄主席。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科肖尔（后来在大清
洗时被枪决）宣布说，“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司法委员会。乌克兰马
列主义研究所、农科院、舍甫琴科研究所等地方也发现了一大批反革命巢穴。”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二连三地揭露农村破坏阴谋的本领，为越来越为斯大林所
痴迷的“阴谋无所不在”的理论提供了长期的滋养。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是深得斯
大林信赖的一个手下，也是政治局中侥幸躲过大清洗的、不多的成员之一。他坚持
说，那些逃脱了驱逐的富农以及白匪、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对粮食供应和播种工
作的破坏活动”。1934年4 月，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曾向斯大林报怨说，顿河
地区“集体农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斯大林则回答道：“亲爱的肖洛霍夫先
生，贵区（而且不仅是贵区）那些尊敬的农民企图破坏对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
这种破坏行动是暗中的，表面上并不显著（没有流血冲突），但它并不能改变如下
事实：尊敬的农民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反苏维埃政权的饥饿战争……”
尽管有关饥饿的农民都是些破坏分子的说法实在荒诞，但是还不能将一切都简
单地归为一种企图，即苏联党内领导人为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自己的罪责和错误上引
开而寻找替罪羊。因为和猎捕中世纪妖婆的猎手一样，斯大林坚信这些阴谋理论可
以用来达到其个人的政治目的。除了在农村寻找根本就不存在的破坏分子之外，在
1933年饥荒时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执行了两项重要的任务。首先，他们要将饥
饿中的乌克兰同外界隔绝起来。不允许往乌克兰境内运粮食，而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