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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而被解除了职务，但两人仍在远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工作，直到1937年在“大
清洗”中被枪决。赫鲁晓夫后来认为，这样是为了“对刺杀基洛夫一事杀人灭口”
基洛夫遇害的当天晚上，从上面就下达了指示，要求立刻惩办所有有搞恐怖活
动嫌疑的人，包括判处死刑。据赫鲁晓夫称，该指示的下达“未经政治局”批准，
是斯大林个人的倡议。这样，内务人民委员部获得了对苏联公民的生杀予夺之权。
二十年间都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确定谁是“恐怖分子”，谁不是。第一批被指控与
基洛夫之死有牵连的是所谓的从波兰、芬兰、拉脱维亚边境潜入俄罗斯的白匪阴谋
分子。有104 名“阴谋分子”为此遭殃，他们被抓获并被枪决。基洛夫遇害三周后
又披露了一桩实际并不存在的阴谋。1934年12月22日宣布，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
夫的追随者建立的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斯大林亲自罗列了被定名为“莫斯科中心”
和“列宁格勒中心”两个“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名单。后来又宣布说，尼古拉耶夫
从拉脱维亚领事馆那里领取过5000卢布（此人后来被驱逐出境），而这个人曾帮助
季诺维也夫分子与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进行联系。12月30日又宣布一条消息，所
有阴谋分子在未有辩护情况下经过简短审判都被枪决了。1935年 1月，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作为前反对派领导人，在政治诉讼案中，以主要被告者身份出现在审判
会上。含糊的控词指出，他们对基洛夫之死应负有类似教唆性质的政治责任，对此，
二人并未表示异议。法庭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尽管这一
审判是如此荒唐，但苏联人对此却是十分严肃的，因为他们早已对此类揭露各种阴
谋和地下组织的事情习以为常了。 审判过后， 斯大林将亚戈达叫到身边对他说：
“您干得很不好，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他认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就该折磨到他们对一切都招认了为止。亚戈达异常震惊，以至于在把这次谈话讲给
自己的副手格奥尔吉·普罗科菲耶夫听时，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1935年，斯大林又对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对派展开了新一轮的、更密集的进攻。
从1933年开始并持续到1934年末的党内清洗、 主要是为了根除腐败和懒散。 到了
1935年，清洗便呈扩大趋势，并开始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斯大林宣称：“对基洛
夫同志恶毒的暗杀，”让“党内许多可疑分子现了原形。”只有精良的镇压机器才
能将他们清除，因为据一名党内活动家称，“骗局、政治诡计和两面三刀是党的敌
人的基本战术。”地方的所有党组织中都展开了自我批评和坦白交待的运动。用叶
甫根尼·金兹堡的话来讲，“挤满人的大礼堂成了忏悔室。”每一次这样的集会都
有自己的一套内容。人们忏悔说，他们对持续革命理解不正确，还说1932年对反对
派行动纲领一事投票时投了弃权票。他们承认“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和对‘二五’
计划的意义认识不够。他们表示后悔与‘罪孽的家伙’们保持了联系，并对‘梅耶
霍德剧院’（1920－1938年由梅耶霍德领导的一个莫斯科剧院，经常上演宣传鼓动
的、政论性强烈的戏剧——译者注）盲目迷恋。
尽管列夫·托洛茨基当时处在斯大林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斯大林对这个主要的对手越发感到不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后继者们在对“政治犯”
的逼供时总是用同一个问题发问：“您是否也认为托洛茨基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先锋
队的领袖呢？”大部分被开除出党的人都被称为是托洛茨基分于或季诺维也夫分子、
对于被驱逐中的托洛茨基来说这是个鼓舞人心的事情。1936年1 月他写道：“在最
近几个月被开除出党的一、二十万托洛茨基分子中，也就有不超过几十名，最多也
不超过几百名是1923——1928年那时的老一辈反对派，而大多数人都是后来者……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遭受了十三年前所未闻的野蛮和残酷的迫害、诽谤和折磨，尽
管有比迫害本身更危险的失败主义和背叛变节的存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今
天在苏联仍有着最强劲、最庞大、最团结的队伍。”
应该说，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都生活在他们臆想出来的世界中，并总
是以虚幻之景相互慰藉。斯大林对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的托洛茨基分子危险性的坚信，
也传染了托洛茨基本人，于是托洛茨基便不能不为这些不存在的继承者而欢欣，而
这又使得斯大林相信，托洛茨基主义具有比其所预料的更大的威胁。
但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分子在苏联消踪．匿迹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再简单不
过了：要知道，除极个别例外，他们确实没有在国内。但是斯大林以及大多数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人认为，他们的消失恰恰证明了这一事实：托洛茨基分子已转人地下，
他们常常扮演成最忠诚的党员。1936年夏，中央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通过了一
项秘密决议，赋予内务人民委员部肃清所有“人民之敌”的特权。七月，以政治局
的名义，但多半是根据斯大林的个人命令，向所有党组织下达了秘密通令：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流正联合所有我国劳动人
民最凶恶、最不共戴大的仇敌——间谍、奸细、破坏分子、白匪、富农之类的人进
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此时区分托洛茨基分子还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已变得毫无意
义，因为他们是一丘之貉。我们所有的党组织、所有的党员都应明白，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都需要共产党员们保持警惕。在目前的情况下善于辨认党的敌人、不被他
们乔装打扮所迷惑，是每个布尔什维克所不可缺少的素质。”
在此后的几周里，报纸上连篇累续登载一些文章提醒大家，“由于一些党员无
原则的自由主义和警惕性不高”，使得党的队伍内仍然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
夫败类”在活动。
8 月19日，开始了对主要的“败类”的审判。这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
其“帮凶”的“供词”比1935年1 月的供词又进了一步，他们承认说：他们是刺杀
基洛夫行动的“直接组织者”，他们把刺杀基洛夫视为刺杀包括斯大林本人在内的
其他党的领导人， 进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准备阶段。 他们从1932年起就一直依照
（根本没有的）转达的托洛茨基的指示在行动。一个被告甚至讲了他和托洛茨基的
儿子在哥本哈根的宾馆里的会面情况（而据后来所知，这次会面的实际时间与供认
的时间相差了近二十年）。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所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
夫恐怖分子中心”的成员都被判处死刑。
他们的当众忏悔，是斯大林建立又一个阴谋理论的重要一步，即通过这一事件
来证明国内外敌人企图合流的勾当。公审不仅将“左翼反对派”残余分子和流亡中
的托洛茨基联系起来，还将他们同白匪和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法庭定论说，“托
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已经陷入“白匪”的泥沼并和他们同流合污，
“他们构成了已被苏联根除的剥削阶级残渣余孽”。他们还同盖世太保合作，托洛
茨基曾与其商定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苏维埃政权。在法庭最后的表白中，季诺维也
夫用极简单的话概括了自己的拥护者们与纳粹主义和国际法西斯主义势力之间的关
系：“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而季诺维也夫主义又是托洛茨基主义的
一种。”
令斯大林满意的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还提到了“右翼反对派”的残余分子：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托姆斯基深知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便以自杀了之。11
月中旬，斯大林在索契例行休假之时得到了一个不愉快的消息：经过内务人民委员
部的调查，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宣告无罪。于是，斯大林对亚戈达由来已久的怀疑开
始公开化了。亚戈达当时正沉醉于国家安全委员这个新头衔（它和元帅军衔相平）
以及克里姆林宫的新住宅。他实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被荣耀的光芒刺昏了
头脑。他实施了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卫换岗程序，这一音乐伴奏下的换岗仪式很
容易使人想起沙皇时代。11月25日，晴天一声霹雳：斯大林及其宠臣安德烈·日丹
诺夫联合致电政治局，要求让尼古拉·叶若夫接替亚戈达：“亚戈达看来无力揭露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成这方面迟误
了四年。”这显然是指亚戈达对1932年留金“反革命”行动纲领以及托洛茨基分子
的威胁所持的态度不够强硬。
可能斯大林此时已决定开始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大清洗。但他决定先麻痹一
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让他们感到很安全。因此斯大林只是撤掉了亚戈达和
其副手F ·普罗科菲耶夫，而且，这两个人既未被枪决，甚至也未被逮捕。亚戈达
被任命为人民邮电委员，而普罗科菲耶夫成了他的副手。
接替亚戈达的叶若夫相貌不佳，孩子气十足，他是第一个成为克格勃头目的俄
罗斯族人。在这之前，叶若夫是中央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主席，代表斯大林对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进行监控。他在党内建立了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平行的安全机
构。一切迹象表明，正是该机构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策划了暗杀基洛夫的活动。叶若
夫参加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审判的准备工作。他甚至在
卢比扬卡有自己的办公室，并作为党内负责安全事务的代表亲临审讯。他对如何设
法让那些进行强烈反抗的人招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