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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尔施塔姆死在劳改营中，而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被枪决了。他的后继者们都
是一些修养不高、没有理想主义观点的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也和党内一样，
恐怖的氛围帮助了那些最不道德的、随时准备诽谤他人而保全自己的人存活下来。
驻在劳改营周围的行刑队的战士们，大多数成了酒鬼。每天早上，当他们从武器间
取来自己的枪时，总有人给他们一杯伏特加，喝完后，他们将那些受害者装上卡车
拉到由一些刑事犯挖好的坑前，命令他们排成队，然后就开枪射击：“在这些行将
毙命的人中，有些人默不作声，有些人就开始哭着，说他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
他们都是屈死的，等等。但妇女们只是哭着，互相紧紧依偎在一起。”
有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士把犯人排成行，后脑勺对后脑勺，然后进行比赛：
看谁一枪能打死更多的犯人。“娱乐’完毕，他们回到营地，把枪交回武器间，又
取来酒尽其量地喝，之后倒下便睡。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受害者中有俄罗斯的，也有外国的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和其
他外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代表中，大多数人都被定为“敌人的奸细”或“外国间谍”
而被枪决。最易受害的是那些非法的共产党的成员及其家人，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
们本国政府的支持。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因各种原因都在国外的监狱里呆过，因此很
容易就被指控说他们被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工机关收买了。在所有的外国共产党人中
又数波兰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间谍”嫌疑大，尤其是波兰共产党人更为苏联当
局所“怀疑”。首先，他们的领导人中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在列宁死后站到了托洛
茨基一边。毫无疑问，他们都逃脱不了被枪决的厄运。马努伊尔斯基在1939年苏联
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言说：“为了破坏共产主义运动，法西斯——托洛茨基的间谍
们千方百计在一些共产党中建立自己的‘代理派别’和‘小团体’，并挑起宗派斗
争，而受敌对分子沾染最深的是波兰共产党，其上层领导的位置，基本上都被波兰
法西斯间谍所占据”。
对于由西马·马尔科维奇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斯大林也放心不下。因为他
们在1925年对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曾持反对意见。不可思议的是，斯大林所信任的唯
—一名著名的南共党员，在战后成了苏联阵营里第一个异端分子，他就是约瑟普·
布罗兹·铁托。铁托后来回忆道：“1938年我在莫斯科前……我们讨论了是否应该
解散南共。当时在苏联的所有南共领导人都已被捕，就剩下我一人，我当时在那儿
真是孤立无援。”
最后一个大规模“粉碎国际反革命阴谋”的行动，是1938年2 月进行的对21名
“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成员的公审。主要的被告是布哈林、李可夫和亚
戈达，对他们的指控不外乎是其他托洛茨基分子也有的那些罪名：进行间谍活动、
搞破坏、实施恐怖行动、积极为外国人侵和肢解苏联当马前卒、阴谋推翻苏维埃政
权、复辟资本主义等。不同的是，以前托洛茨基分子只是被指控同德国和日本的秘
密机构合谋，现在则指责他们还和英国和波兰的秘密机构合作。按照指控的说法，
托洛茨基似乎在1921年时当了德国的间谍，而从1926年起又成了英国间谍。对亚戈
达的指控更离奇，说他在一段时间内“被德国、日本和波兰的间谍像苍蝇一样团团
围住。”
在最后一次审判中“查明”，托洛茨基及其所领导的反革命团伙，曾答应将乌
克兰割让给德国人，把滨海边疆区及阿穆尔边疆区划给日本。1938年2 月又“查明”，
他们还把白俄罗斯许给波兰，将乌兹别克斯坦许给英国。托洛茨基分子们的恐怖主
义计划也越发显得危险诡诈、规模庞大。比如，亚戈达不仅参与了暗杀基洛夫的行
动，他还是首先利用医学手段进行“救死扶伤”的人之一：正是他一手策划毒死了
自己的前任缅任斯基、伟大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B·B
·古比雪夫；正是他企图向叶若夫本人下毒，但未达到目的，因为他的阴谋被及时
揭穿。
在对“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审理中所体现出的阴谋理论的新特点，
是将注意力转向了西方政府及其情报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上来。他们认为，托洛茨基
分子已不是外国特工机关的一些普通帮凶，而成了他们的“走狗”，成了自己主子
的“奴才”。国家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宣称：“‘右倾分
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不是一个普通政治团体，而是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和奸细
组成的反革命集团。这一点已被完全彻底地证实了，而这也正是本案独一无二的社
会、政治和历史意义之所在。”
按照斯大林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阴谋理论，从十年前的沙赫特案件开始，外国
情报机构在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颠覆活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阴谋理论
的最终方案中，外国情报机构“后来居上”，成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就开始进行
反革命险恶活动的主角：“苏联国内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整个历史，是同国际资
产阶级欲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积极企图紧密联系的。在苏联策划的所有阴谋，不论大
小，没有哪一个没有外国资本家和军事集团的直接的、积极的参预。”
菲茨罗伊·马克林是“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的旁听人之一。他
当时是英国驻莫斯科使馆中的一名年轻外交官。后来他回忆道，在审理中，有一次
灯光忽然照在了礼堂尽头的一个单人包厢上，马克林极为吃惊地看到斯大林坐在包
厢里。尽管斯大林并不热衷所有的细节，甚至他连大多数被告的名字也不知道。然
而正是他主宰了这一切，他是恐怖政策的设计师。戈尔季耶夫斯基从自己的父亲以
及其他老克格勃那儿得知，基洛夫死后，斯大林每天晚上都要分别同亚戈达和叶若
夫会面。同叶若夫的谈话常常是晚上十点开始，深夜两点才结束。斯大林不仅对惩
办党内、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军队内的有地位的活动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个人兴趣，
而且也很关注被揭露出的普通“人民之敌”的数量。他经常派他最信任的助手，像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等人，到全国各地巡视，以保证“揭露’计划的完成或超额完
成。甚至在‘大清洗”最高潮的时候，斯大林也仍不满足于向他报告的被镇压的人
数。伊万诺沃州警察局长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后来回忆说，1937年卡冈诺维奇就到
他这儿视察过。每天他都打电话给斯大林，报告逮捕的人数，尽管当地的内务人民
委员部，用施赖德尔的话讲，已采取了“残酷的拷问”方式以获取那些臆想的“人
民之敌”的招供，但每次给斯大林打完电话后，卡冈诺维奇都要求再加快获取供词
的过程。有一次卡冈诺维奇当着施赖德尔的面打电话给斯大林，向他报告了截止此
时逮捕的人数。和以前一样，斯大林很不满意。施赖德尔听到卡冈诺维奇一个劲地
重复道：“一定完成，斯大林同志。我刚刚已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各部门的负责人交
待过，让他们不要太姑息，要尽量扩大对‘人民之敌’的打击数量。”
凡是同外国有联系的人，一旦成为“人民之敌”，就必须要承认自己是间谍。
许多年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的档案里看到了这些人的案卷。其中最典型的
一例，是他年轻时就留在记忆中的一个名叫施图尔姆的德国共产党员的案子。1937
年，他饿着肚子从乌克兰前往沃洛格达。在吉比雪夫城，当他想要点面包的时候，
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逮捕了。在几次不堪忍受的审讯之后，他承认自己是德国间
谍，并很快被枪决了。
恐怖的不可遏制的势头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臆想出的“人民之敌”
又不得不供出同样也是臆想出的“同伙”，而众人的疑点又自然地落到他们的亲朋
好友身上。结果是1937—1938年间被逮捕的人数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但恐怖政策
的主要推动者、急于让它无所不在的人，当然，还是斯大林。为了在公审中收到最
大效果，经常需要伪造这样或那样的罪证，对此，斯大林从未感受到良心的谴责，
因为无论是他还是叶若夫，都深信自己的阴谋理论，而所有的诉讼也都是建立在这
一基础上的。实际上，这些有关“帝国主义特工机关和其托洛茨基分子爪牙的联合
进攻”的荒谬理论，同列宁的思想逻辑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在审判“右倾分子—
—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的时候，斯大林就曾在一封公开信中引用列宁的话，试图
证明其阴谋理论的正确性：“我们不单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多
国体系中，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并肩存在最终是不可思议的。但只要这
一局面还未结束，苏维埃共和国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恶战便不可避免……我们应
该记住、我们时刻都处在遭受侵略的危险关头。”
就斯大林看来，如果认为苏联的外敌不会一有机会就向苏维埃国家发起进攻，
那就“荒谬而愚蠢”了：“能有如此想法的不是盲目说大话的人，就是隐藏的人民
的敌人。”这样一来，那些不同意斯大林阴谋理论的人立刻就被划归为“人民之敌”。
依据列宁的原则，帝国主义分子是不会放弃消灭世界上唯—一个工农国家的企图的。
而一旦他们准备实施这个计划，其情报机构进行积极的破坏活动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但如果要把两位领导人相比较。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列宁从未达到斯大林的那
种惨无人道、那种对“间谍恐怖”思想的偏执程度。列宁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