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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将波列茨基骗到了一条僻静的路上，在那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手罗斯兰·
弗朗苏阿·罗西（他就是阿比）用自动枪对他连发数枪。在这最后一刻，波列茨基
明白他上了别人的圈套。当警方找到波列茨基的尸体时，他的手中还挨着希里德巴
赫的一缕白发。事后，为了将警方引人歧途，内务人民委员部写了封匿名信，说死
者曾干过国际武器走私的行当。但这阴谋并未得逞。尽管罗西和希里德巴赫都逃之
夭夭，但瑞士警方还是从罗西的情人那里知道了他们参预了谋杀的事实。在罗西丢
下的箱子中，警方找到了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住宅的详细平面图。
内务人民委员部“别动队”的下一个受害目标是流亡白军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头
目米勒将军。1936年12月，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亲抵巴黎为劫持米勒的行动做准备。
他请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给他推荐两名能扮成德国军官的间谍。直到八
个月后米勒被劫持，克里维茨基才明白了这一请求的意图。1937年9 月22日，米勒
和七年前的库捷波夫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在巴黎的一个大街上给劫持了。不
过和库捷波夫不同的是，他给自己的秘书长库索斯基留了个条子，如果他回不来就
拆看这个条子。纸条中写道，米勒同斯科布林将军在12：30有个会面，他们要与邻
国的两个武官——两个“德国人”以及驻巴黎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见面。这样，斯
科布林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身份便被暴露无遗。当日晚，俄国军人联合会的
副会长克德罗将军同库索斯基将军派人去抓斯科布林夫妇。当斯科布林夫妇来到俄
国军人联合会的时候，他们向他询问米勒的去向。斯科布林当然不知道米勒留了条
子这件事，就矢口否认当天见到过米勒。于是克德罗夫和库索斯基便拿出了纸条。
斯科布林继续否认和米勒见过面。克德罗夫和库索斯基要斯科布林和他们上警察分
局走一趟。在楼梯上，斯科布林将两人一把推开，冲了下去，转眼不见了。门厅里
黑洞洞的，两人没法追上他。而等他们来到外面，斯科布林连影子都没了。他从巴
黎跑到了西班牙，但在那里他又惨遭暗杀，显然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人灭口之
作。12月份，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虹在法庭上承认参预了劫持行动，被
判处二十年苦役。1940年她死在监狱中。
在普列维茨卡妮一案的审判中，原告称，根据侦探局的调查结果可以判定，米
勒是被劫到了苏联大使馆里，在麻醉以后，给装进一个大箱子里，然后用“福特”
公司的一辆卡车把他送到早已等在勒阿弗尔港的苏联货船上。有几个证人还看见那
些人往船上搬箱子的情景。与库捷波夫不同的是，米勒不仅经受住了麻醉物的作用，
他还经受住了前往莫斯科的这般颠簸旅程。一到莫斯科他就受到了刑讯拷问，然后
被秘密枪决了。然而，就是审判和除掉米勒，也仍不能使“中心”高忱无忧地认为，
白匪军再也不能构成任何威胁了。在米勒被劫持后的一段时间里，谢尔盖·特列季
亚科夫对俄国军人联合会总部的监听工作一直未有突破，在他窃听的谈话的记录中，
再也找不到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阴谋的迹象。于是，“中心”便认为。特列季
亚科夫（化名是伊万诺夫）显然是和阴谋分子串通一气了。“中心”给在巴黎的机
构去了一封电报：“我们认为，伊万诺夫在欺骗我们，交给我们的并不是谈话的真
实内容，而是纯粹的伪造品”。而事实上恰恰是“中心”在自欺欺人，因为他们以
不断臆造新阴谋为嗜好。
劫持米勒的行动给予俄国军人联合会以致命的打击。一些白军分子还错误地指
责他的秘书长库索斯基也参预了这个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后来将总部迁到了布鲁
塞尔，由新任头目阿尔汉格尔斯基领导。但此时的俄国军人联合会已比米勒时期更
像一个气数已尽的组织了。尽管如此，比利时则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策划和实施下
一次政治谋杀的地点。1938年初，九年前逃到西方的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
员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在被长期跟踪之后被别动队除掉了。与此同时，别动队
还开始了对另外两个继阿加别科夫之后逃到西方的人的追捕行动。这两个人一个是
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一个是共产国际后备组织的创建
人维利·明岑贝格。1937年，两人没有遵从命令回到莫斯科，因为他们明白，回去
也是死路一条。1938年7 月，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班牙共和国的机构负责人亚历山
大·奥尔洛夫也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他也是没有服从“中心”让他返回莫斯科的命
令。
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外打击的主要“人民之敌”还是一些有影响的托洛
茨基分子。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三个主要目标：托洛茨基之子列夫·谢多夫；鲁道夫
·克勒门特——他被任命为1938年成立的第四国际的书记；最后，就是流亡在墨西
哥的大异教徒列夫·托洛茨基本人了。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分子渗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担忧，因1937年10月波列茨基的
朋友克里约茨基逃往西方进一步加深了。同年11月，克里维茨基在巴黎被波列茨基
遗孀的律师介绍给谢多夫：
“我见到谢多夫时就坦率地告诉他说，我来并不是想加入托洛获基分子的组织，
只是想听听你们的建议，同时也是出于同志之情。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此后我们几
乎每天都见面。我很赞赏谢多夫的人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斯大林的间谍们追
捕我的日子里给我的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他很年轻，但同时又有才干——富有魅力，
知识渊博，精力充沛。在莫斯科指控他叛国的审判会上宣称，谢多夫从希特勒和日
本帝国天皇那儿得到了大笔钱款。而我则看到，谢多夫过的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生活，
他整天在为反对派的事业操劳，并没有像样些的吃的和穿的。”
斯大林是不会不从谢多夫同克里维茨基“几乎每天的”见面中看到最险恶的用
心的。克里维茨基显然不知道，谢多夫最贴身的助手马克·兹波罗夫斯基（即埃季
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正是他“勤勉地”将会面情况报告给“中心”。也
正是这些会面在决定清除谢多夫的活动中起了一定作用。
托洛茨基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有着剥夺自己所有孩子的自尊心的才能，他并
不像克里维茨基那样欣赏他儿子对事业的忠诚和其工作能力。谢多夫一度贫病交加，
但他仍坚持继续出《通报》，并关注分裂托洛茨基运动的内部纷争问题。而托洛茨
基却在1938年1 月从墨西哥生气地写信指责：“我对《通报》的进展情况很不满意，
所以我得重新考虑将它迁往纽约的问题。”
谢多夫为了拼命满足托洛茨基不理智的要求，不顾疾病的多次发作。将自己的
阑尾炎手术一再推迟。1938年2月8日，他的老病再次剧烈发作，这次再也无法拖下
去了。埃季延便帮着说服谢多夫，让他相信，不在法国的医院，而在一个俄罗斯侨
民开的私人小诊所中做手术，就能避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视。尽管谢多夫没有起
疑心，但毫无疑问，那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活动。埃季延在叫急救车之
前，就急忙将此事首先告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他后来承认了这件事），谢多夫当
晚就做了手术，此后几天他有所好转。似乎是出于安全考虑，埃季延没有将这家诊
所的地址告诉在法国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他早已告知内务人民委员部了）。来看望
谢多夫的只有他的妻子然娜和埃季延。2 月13曰，病情突然神秘地恶化了。人们找
到谢多夫时，他正在走廊里说着胡话。医生对谢多夫的状况十分震惊，甚至问谢多
夫的妻子，他会不会是想自杀。听了他的话，然娜失声哭了起来，她说可能是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人对她丈夫下了毒。尽管输了好几次血，谢多夫的情况还是在急剧恶
化；2 月16日他在痛苦中死去。那时他只有三十二岁。
常规检查确定他的死因是术后并发症，心力衰竭和抵抗力差。尽管没有证据表
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同谢多夫之死有关——这也确实不奇怪——但很显然，正是内务
人民委员部做的手脚促成了他的死亡。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当时已有一个用药品和毒
物进行试验的医务小组。它的名字叫“暗室”，是由曾经学过药剂学的亚戈达组建
的。毫无疑问，谢多夫也和他父亲一样，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个别动队的目标。很
难想像，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把谢多夫诱骗到那个很可能已潜伏有间谍的诊所里之后，
会不下手毒害他。
谢多夫的死，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进一步控制托派组织的机会。埃季延接
手了《通报》的出版工作，并与那些从斯大林统治的俄罗斯逃出来的、试图与托洛
茨基进行联系的人保持着联系，事实上，埃季延成了联结欧洲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的
重要环节。他玩弄阴谋，使托洛茨基和斯亲利特发生争吵，使然娜与托洛茨基的关
系更加恶化，并悄悄地为托洛茨基分子各派之间已有的分歧火上浇油。埃季延毫不
怀疑地认为，托洛茨基对他是完全信任的，他甚至还直接向托洛茨基询问对他本人
的看法。要知道，当时斯奈弗利特（且不只是他一人）怀疑埃季延一直在为内务人
民委员部工作。托洛茨基的回答非常明确，建议请那些中伤他的人向“独立委员会”
提交指责的证据。显然，托洛茨基本人对埃季延的信任从未动摇过。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下一个目标，是负责为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成立做准备工作
的德国人鲁道夫·克勒门特。7 月13日，克勒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