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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为什么还要带匕首来那就不得而知了。可能，他把它藏在外衣里是以备其他凶
器一旦被发现时用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前用过类似方法。1938年一1939年冬，贝利亚将内务人民委
员部一名叫博科夫的军官叫去，问他，有没有足够的力气将一个人一下打死。“能，
委员同志，”博科夫回答说。贝利亚解释说，驻中东的一个苏联大使，据内务人民
委员部所知，想请求政治避难。博科夫和一名助手被派去出差，任务是”除掉大使
这个祸害”。来到该国后，博科夫从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该地机构负责人那里拿到一
根细金属条。他把金属条藏在衣服里，然后和助手一起去拜见大使。博科夫找准机
会转到大使身后，然后给了他致命一击。他和助手一起将大使的尸体用毯子卷起来，
以便不留下血迹，然后将他塞进汽车里拉到城外给掩埋了。与此同时，大使的妻子
被告知，她的丈夫被“紧急召回”莫斯科，走前他嘱咐说，让她和孩子坐火车紧随
其后。 不难想像， 他的家人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就被从火车上弄下来，送进了关押
“人民之敌”的集中营。
梅尔卡特也想一下击中托洛茨基的后脑勺，把他打死，然后在尸体被发现前逃
之夭夭。当托洛茨基坐在办公室的桌子前看文章的时候，梅尔卡特从衣袋里掏出冰
镐，两眼一闭，用尽全身力气朝托洛茨基的头上砸下去。但是托洛茨基并未当场死
亡。他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惊然的、刺耳的尖叫声”（“这一声尖叫我将终生不能
忘却”，梅尔卡特后来讲道。）并转过身来，咬住凶手的一只手，在力气耗尽之前
还抓住了冰镐。他是在第二天，即1940年8 月21日，在医院中去世的。
在克格勃的档案中，对杀害过程描述得十分详尽。。里面讲到的和后来彼得罗
夫回忆的一样，对其造成致命伤的不是冰镐的锐头，而是钝头。梅尔卡特被判处二
十年监禁，而他的母亲和艾廷根，从事先计划好的路线逃到了苏联。在莫斯科，贝
利亚接见了梅尔卡特夫人，她还被介绍给了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并被授予列宁勋
章。但几年后，她开始受到良心的折磨，在共产国际总部里她曾对西班牙共产党代
表说：
“他们（内务人民委员部）再用不着我了，国外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再
用我就很危险了。但他们也知道，我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女人了……”
“卡里达德·梅尔卡特已不是普通的卡里达德·梅尔卡特了，而是一个万恶的
凶手。我不仅走遍了欧洲，寻找那些脱离乐土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无情地杀死
他们。我做的甚至超过了这些！……我还为了‘理想’把自己的儿子变成了一个凶
手。尽管我看到了他被绑着，浑身血迹斑斑地从托洛茨基的房子里走出来的情形，
但却无法与他接近，我和列昂尼德（艾廷根）还不得不各自朝不同的方向跑掉。”
拉蒙·梅尔卡特在整个监禁期间始终对斯大林主义坚信不移。在历史巨人的眼
中，如他所说，他将成为一个为工人阶级做出巨大贡献的世界革命的战士，是他使
工人阶级摆脱了走上背叛道路的领导人。梅尔卡特如果说明身份，讲清和内务人民
委员部的关系，那他有可能在做出某种承诺之后就会被释放掉。但是他一直守口如
瓶，不得不服满了二十年的刑期。1960年，梅尔卡特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先从墨
西哥到了古巴，然后又途经捷克斯洛伐克来到了俄国。可是当他提出加人苏共的申
请时，却遭到了拒绝。
第六章 无线电监听、间谍的渗透以及剑桥“五杰”
（1930－1939）
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悬挂着众多的苏联侦察英雄的肖像，但其中仅有
一人从未当过人民内务委员部的军官（这是仅有的例外），他就是扬·卡尔洛维奇
·别尔津将军。在国内战争时期，别尔津就指挥过“契卡”的队伍，但最闻名的时
候，还是他当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时期（即1924－1935年，那时军事情报机
构被称作总参四局，后来叫情报总局）。别尔津1890年出生于拉脱维亚，少年时期
加入地下党组织，后来有几年他是在铁窗下和西伯利亚的苦役中度过的。1919年，
他在短命的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中工作过一段时期。在别尔津仕途之初，他的许多
最亲密的战友在军事情报生涯中的经历与别尔津十分相似，因此他们被称为“拉脱
维亚派”——这就如同捷尔任斯基的几名主要助手在一段时期以“波兰派”著称一
样。1935年，别尔津以集团军指挥官身份被派往远东，1936年8 月被召回莫斯科，
被任命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中苏联军事代表团的负责人。一年后，正值大清洗时期，
他被召回俄罗斯，后来也未逃脱镇压的劫运。
别尔津将自己在第一总局荣誉厅中的席位归功于他对情报工作的贡献，而这些
情报的取得主要是靠无线电截听和间谍渗透手段的运用。三十年代初，他参加过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合分队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任务处下辖的第四局的组建工作。
联合分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军事、民用情报的侦听。领导这个分队的，是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的格列布·博基和他的副手、第四总局的n ·哈里克维奇上校。这个分队
当时是整个政治保卫总局最隐密的部分。1935年之前，它一直位于库兹涅兹桥上外
交部人民委员部大楼里，而不是在卢比扬卡。叶芙多基姬·卡尔采娃（后改为彼得
罗娃）1933年加入该分队，据她讲，分队严令禁止其工作人员将自己的工作地点告
诉任何人甚至亲生父母。和大多数分队年轻女工作人员一样，卡尔采娃常常在领导
面前感到不寒而栗：博基走起路来稍有些驼背，他行为怪癖，无论晴天还是阴天整
天带着雨衣。卡尔采娃常常由于他那双冰冷的、锐利的、淡蓝色的眼睛吓得发抖，
因为那种目光总使人们觉得自己的样子与他是敌对的。尽管光阴流逝，他也五十多
了，但博基还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风流韵事，每逢休息日，他总要在自己的别墅里
搞狂欢活动。当卡尔采娃向一个男性同事问及这些狂欢的情形时，他回答说：“你
要是对谁泄露了这个秘密，博基就会让你终生不得安宁，你必将玩火自焚。”卡尔
采娃被邀请到领导别墅做客时，总是惶恐不安，上夜班时，为了避免骚扰，她总穿
不惹眼的裙子，害怕招来一些不请自来的麻烦。
尽管领导腐化、淫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仍旧是世界上最
大、装备最先进的截听和破译机构。间谍活动为这个机构带来的利益比其西方任何
一个类似的机构都要多。在大部分机构里，从事间谍侦察的人都时常会得到一些破
译的情报，但在30年代，只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仿效了革命前“暗探局”
制订的规矩，使获取此类文件成为他们独有的特权和优势。在联合分队建立的初始
几年，对苏联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是来自日本的情报。在联合分队日本组工作的
叶芙多基娅·彼得罗娃发现，来自日本的破译材料是“在间谍的帮助下搞到的”。
在30年代的不同时期，这些间谍中就有驻柏林和布拉格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别尔津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情报总局的第二大贡献是，他对那些用于间谍渗
透的技术装备的管理与使用。这些技术装备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二十年代为对付
流亡白军以及在三十年代为渗透外国政府和军事机关而专门研制的。按照1980年为
纪念国外处成立60周年而编写的秘史，这项战略是在别尔津同国外处头目阿尔图佐
夫、国际联络部主任科明捷恩·皮亚特尼茨基的谈话中产生的。极有可能，这项首
创的想法是别尔津提出的。三十年代初，间谍主要用于对付国外的白军组织，后来
是托洛茨基分子。别尔津最感兴趣的是使用间谍来搜集情报。他的首创想法很快就
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效仿。三十年代时期，在第四局和政治保卫
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并无明确的职责划分。第四局的间谍经常是既搜集政治
情报，也搜集军事情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是如此，但搜集的
情报相对少一些。于是两个组织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逐渐代替了国际联络部情报
搜集网。 在克格勃的间谍中，里哈德·佐尔格可以算是出类拔革的，1964年，也就是他
死后二十年，佐尔格成了苏联英雄。在他的忌日，人们写了一系列经官方批准的着
力渲染的传记来纪念他，而且对一个外国间谍尤为不平常的是，为此还专门发行了
一套邮票。1929年，佐尔格来到第四局工作。当时他给共产国际的间谍谢杜·马兴
克的印象是：“一个有着迷人的外佩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的学者”，总之
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高加索。父亲是个德国人。在油田当钻探工，正如后来佐
尔格所说的那样，他父亲是个具有“民族主义和亲帝国主义”思想的人。母亲是俄
罗斯人。佐尔格在柏林一所中学上过学，一战时受过伤，对无谓的战争带来的破坏
感到十分失望，后来他投身于工人运动的革命派之中。布尔什维克使他不仅从理论
和思想上支持这场运动，而且还直接参加到运动中去。战后，佐尔格获取了汉堡大
学社会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了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员。1924年末，他来到莫斯科，
1925年开始在国际联络部工作，并获得苏联国籍。从1927年到1929年，国际联络部
把他派往德国，后来又去了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1929年11月，他被别尔津将军招
进第四局工作。不过，他同时还与皮亚特尼茨基和国际联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