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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证明“揭皮书”’观点的正确无疑。
明岑贝格把“褐皮书”作为自己的一个得意杰作，1933年夏他来到莫斯科，并
受到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高度赞扬。这不仅仅是因“揭皮书”的功绩，还因明
岑贝格创建了主要由同情共产党的法律专家组成的“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这些
专家能够毫无偏见地公开指出国会纵火案的真相，并认定纳粹是罪魁祸首。一回到
巴黎明岑贝格就与卡茨一起制定了一个“国会纵火案法庭调查”计划，这项调查活
动打算在伦敦实施，应在莱比锡开庭审理国会纵火案前结束。
“法庭调查”主要由被称为杰出的英国“同路人”N·H·普里特负责。他是工
党在议会的著名议员和王室高级律师（后来因为他支持苏联人侵芬兰被开除出工党）。
普里特是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个委员会里还有美国民权运动参加者阿
图·加特费尔德·海斯，瑞典第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总理乔治布兰廷的儿子，教师莫
洛·贾费里、皮埃尔·魏梅林，法国的加斯顿·贝热里，丹麦的瓦利德马尔·赫维
德，以及荷兰的贝齐·巴克一霍特。
奥托·卡茨动身前往伦敦去组织调查。在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
虽然卡茨作为“臭名昭著的共产党人”已被列入英国安全部的黑名单里，但由于阿
图·亨德森先生（前外交部长）和工党其他党员的干涉，卡茨还是被允许进入了英
国。当然他们是出于同情的心态来关注调查的。而并不清楚卡茨与苏联情报部门的
关系。尽管卡茨作为“委员会无形的组织者”在伦敦受到一定的监视，但他仍旧成
功地把调查工作搞得既红火又隆重。 9月13日，议员马利和悉尼·伯恩斯坦在“华
盛顿”饭店的豪华大厅设宴招待了这些国际法律专家。第二天调查听证会在社会权
利法庭开庭。调查以工党成员，王室律师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先生的发言开始（克
里普斯后来在二战时被任命为驻俄罗斯大使，战后又担任了财政部长）。克里普斯
先生强调：“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与德国所指控的政党（即共产党）之间没有任何关
系。”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卡茨对自己非常满意。他后来炫耀说，这次调查成了
“受和平良知委托的非正式法庭”。卡茨把威严同戏剧性成功地结合了起来。许多
证人都是经过整容后．出庭的，同时为了防止不透露姓名的证人出庭做证时有人离
开会场，法庭所有的大门都被锁上。主席普里特甚至戏剧性地声称：拉姆齐·麦克
唐纳的国民政府试图阻挠听证会的举行。但随着预先精心导演的会议的进行。紧张
程度也降了下来。一些像格伯·乔治弗尔斯这样的关注听证会的著名活动家已感到
疲倦。虽然法律专家们并未对提供给他们的证据表示怀疑，但他们也并未像明岑贝
格和卡茨所希望的那样作出果断有力的结论。这次听证会没能以对纳粹制度的公开
审判宣告结束，而是以一个十分谨慎的结论告终。“根据一些严肃的证据我们怀疑，
国会纵火案是由纳粹头子策划的。”
明岑贝格和卡茨可能对听证会的结果感到多少有点失望，但这种失望很快就被
在莱比锡举行的“公开审理”所驱散，因为这次“公开审理”对法西斯分子来说变
成了一场宣传上的灾难。尽管德国法官帮了不少忙，但纳粹的几个主要证人还是露
了马脚。另外，共产党员、保加利亚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西欧局驻
柏林前任领导，后来任保加利亚总理）作为主要被告，他在审判中为自己做了精彩
的辩护。戈林被纳粹分子诉讼的失败气得近乎发疯，他失去自制地对着季米特洛夫
喊：“你等着、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马里纳斯由于从一开始就坚持说他是唯一
的纵火犯，所以他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而所有被指控的共产党员被宣告无罪释放。
因为在法庭上对纳粹阴谋做了公开的围剿，使“揭皮书”所阐述的共产党的理论又
增加了份量。紧接着，明岑贝格、卡茨和同事们又出版了第二版“褐皮书”，书中
对纳粹分子在莱比锡法庭溃败一事大加渲染，同时，他们把第一版中最有说服力的
地方，又进行了修改，从而再次引起了读者们的浮想。
同“无辜者俱乐部”一样，明岑贝格就国会纵火案掀起的这场运动，是与共产
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初衷相吻合、目的是一致的，并且这场运动也成了获得舆论
胜利的法宝。对于明岑贝格来讲，主要任务是赢得社会舆论，但他同时还打算把英
国的知识分子也吸引过来，使他们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同法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争。
招募年轻的英国“无辜”知识分子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是与“法庭调查”工作同时
进行的。剑桥大学是明岑贝格的注意目标之一。伯爵小姐卡伦作为明岑贝格的特使，
曾被派往剑桥大学搜集听证调查材料和为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的辩护搜集材料。她
回想起了剑桥那些共产党员们表现出来的幼稚热情：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剑桥之行，在轰隆作响的汽车里，一名年轻的高年级党
员沿途不无悲伤地告诉我说，只要无产阶级专政宣布成立，像牛津和剑桥这样古老
而美丽的楼台就要从地球上消失，虽然这会令人十分遗憾。他说这些建筑几世纪以
来一直是资产阶级特权的象征。当我对拆楼的必传要性表示怀疑时，他倒怀疑起我
的革命精神的真诚性了。我们来到一个学院，那里穿着白色法兰绒海军衫的高年级
学生正在精心修剪过的绿色草坪上打网球。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这些出身富
贵、讲一口纯正英语的名牌大学的娇子们谈论起苏联时，他们就像在描绘一块理想
的乐土，这令我惊诧不已。”
莫里斯·多布陪同卡伦公爵小姐周游了大学、多布曾在彭布罗克郡学院当过经
济学教师，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1920年，当英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他
作为学术界的第一位代表加入了共产党。并经常在剑桥发表演说，称颂苏联所取得
的成就。甚至连国王乔治五世在1925年也对此感到纳闷，为什么允许这样一个以共
产主义观点著称的人去鼓动青年。虽然多布也引起了英国安全部门的注意，但这不
是因为怀疑他与苏联情报机构有联系，而是由于他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并且在一些
名不符实的组织中（比如像明岑贝格的“反帝斗争联盟”）从事积极活动。
1931年，多布与年轻的彭布罗克郡学院现代语教师罗伊·帕斯卡尔。在大学的
“红房子”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不过，多布有十分积极的一面，也有十分幼稚的
一面、在支持共产党、共产国际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行动中，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
己实际上充当了为苏联情报机构提罗间谍的角色。为了组织无产阶级对纳粹主义的
反攻，明岑贝格仿效德国以前搞的秘密“五人组”的样子也在剑桥的“无辜者”和
其他年轻英国知识分子中间建立了“五人组”：共同为苏联间谍机构效力。人们后
来曾把“五人组”一词与“五杰”和其他克格勃所指的二战和二战后最优秀的剑桥
间谍混为一谈。所谓“五人组”，它们是指沙俄时期的地下组织。第一个“五人组”
是1869年由革命的大学生谢尔盖·涅恰耶夫创建，陀斯妥耶夫斯基还以他为原形，
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彼得·韦尔霍温斯基这个人物。尽管陀斯妥耶夫斯基把自己
的主人公当成一个心理变态者，可“民意党”的阴谋家及其追随者还是把恰耶夫看
作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
在希特勒上台前， 魏玛共和国最后风雨飘摇的几年中， 德国共产党又重新使
“五人组”这种形式活跃起来。1932年夏，德共开始把半公开的党支部都变为秘密
“五人组”，其中成员有10－30人不等（“五人组”此时只是一种形式名称，并非
所有“五人组”都由五人组成）。只有领导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其他成员的地
址，只有领导才有权与下一级党组织联系。
如凯斯特勒所说，德国共产党在来自希特勒的危险面前，表现得如同“被阉割
的巨人”。纳粹分子上台前，共产党员不是向德国纳粹党开火，而是向自己的左翼
敌人——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难。纳粹分子上台之后，许多共产党员
转向支持希特勒。在“第三帝国”时期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主要的倒不是那些地
下党党员，而是由希特勒劳动大军中低薪建筑工人组成的松散的反对派党员。共产
国际隐瞒了德国共产党这一可能的失败，声称德共已转人地下，“五人组”正在为
“推翻希特勒政府、建立新的革命的德国而斗争……”。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明岑贝格的助手谢苗·尼古拉耶雄奇
·罗斯托夫斯基，是“五人组”的主要宣传分子。他曾以厄恩斯特·杰里的化名在
伦敦居住（后来他曾几次易名），并以记者身份进行活动。1933年8 月和10月；他
以“纳粹德国的革命运动”为核心标题，撰写了三篇文章投往激进的英国左派周刊
《新政治家》。作者在文章中首次公开承认“五人组”的存在，并坚持说他们不仅
在活动，而且干得相当出色。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了秘密革命运动，而且能够建立如此庞大的组织机构，
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威慑力，这的确是史无前例……‘五人组’实际上已打入德国
的所有工业领域，他们活动在所有工厂和大部分大型企业中。”
“情况表明，在‘五人组’里还加入进来许多以前的社会党人、共和党人、自
由党人和天主教徒。他们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捐弃前嫌，只奉行一条共同的政
策——反法西斯政策。”
除出版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