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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是三年之后希特勒上台，他被迫逃出德国，在奥地利逗
留一段时间后，在斯堪的那维亚定居，并开始了他的研究人类性行为计划－－这项
计划如此异乎寻常，它使赖赫赢得了一个理想性高潮的“预言家”之美誉。杰依奇
在维也纳参加“性俱乐部”并出版领赫书的内活动，引起了奥地科警方“打击出售
淫书部”的注意。后来该部于1934年春开始调查他的活动，“事实上，此时他已准
备去伦敦了。
在第一总局“荣誉室”杰依奇画像下的注释中，并未提到他与赖赫的来往。里
面只写有：“结束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后，他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工
作”。杰依奇1929年与约瑟芬（婚前叫鲁贝尔）结婚。1933年，他偕夫人来到莫斯
科，系统接受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务训练，其妻也成了一名无线电报务员。
那时他化名为斯特凡·朗，但1934年，他还是用真名并使用奥地利护照去了英国一
一企图在学术界凭借自己的学术头衔建立联系。在伦敦期间，他以大学讲师和研究
者身份演讲。起初他并无固定住处，1935年其妻来后，他们找到了一套住宅安顿下
来。1936年5 月。约瑟芬·杰依奇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尼涅特·伊丽莎白。
金·菲尔比要比杰依奇晚一个月，即1934年5 月回到英国，开始他与妻子都住
在母亲家里。在递交了到政府部门任职的求职申请之后，他立即开始尝试向白厅的
渗透工作。但不顺利的是，他并未得到母校经济研究室主任丹尼斯·罗伯特逊和其
世交唐纳德·罗伯特逊（二人非亲属）的推荐。丹尼斯在与唐纳德就菲尔比的共产
主义热情商量之后，给菲尔比写信说，他们对其热情和聪明才智非常尊重，但不得
不考虑到，“他的政治信仰可能会影响他正常履行国家赋予的义务”。于是菲尔比
撤回了申请，改走以曲线运动方式打入英国上层权势集团的道路。他到一家自由杂
志社上班；，断绝了与剑桥的共产党员朋友的一切来往，极力让别人看出他的政治
信仰改变的迹象。当时，阿尔诺特·杰依奇十分同情他，支持他，并劝告他要学会
忍耐：
“他说，他对我信心十足；问题只是在于，怎样使我人尽其才，我不能毫无价
值地死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或是当一名《每日工人》报的战地记者。更严峻的战
斗等待着我，但我必须要忍耐。后来两年他并未给过我任何实际任务，只是偶而考
验一下我的信心。 我赴他之约总是空手而去， 而作为回报，总能收到一份平静的
“支持”。
杰依奇奉命来到伦敦，是为了建立与伯吉斯和菲尔比之间的联络。伯吉斯也是
受“五人组”秘密战的鼓舞，与菲尔比和杰里一样经人介绍被征募到情报机构中来
的。假如一位满口教条、缺乏想象力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检察员处于杰依奇的位置，
他一定会说疯狂的伯吉斯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个人才而是块绊脚石。但杰依奇同意伯
吉斯的鄙视资产阶级性道德的态度。杰依奇也认为，政治镇压总伴随着性压抑，并
且他的这一看法与其参加“性俱乐部”运动完全是一致的。因此他的见解不能不引
起“五杰”全体成员，尤其是伯吉斯的极大关注。
无论后来人们对伯吉斯如何赞不绝口，他的童年却既是享有特权的，又是极普
通的。他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娶了一位十分富有的女人。在伊顿学院学习一年之
后，伯吉斯被送到达特默思的皇家海军学院。由于视力差，作为海军军官的他无法
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于是，十六岁那年，他又回到了伊顿。在最后一学年中他不仅
在历史竞赛中获胜；同时还考取了剑桥大学历史专业，并获取奖学金。然而，虽然
他善于与人交际，却由于公开的同性恋而未被获准进人享有特权的伊顿协会。1930
年10月，伯吉斯来到剑桥大学以后，他完全抛弃了小心谨慎的束缚。当时同性恋关
系、既使是在成人双方协议下都是严格禁止的，而伯吉斯却在公开场合下自夸与年
轻工人同性恋者有“肮脏”的联系。
在剑桥大学，伯吉斯小有名气。他那情感鲜明的话语，英俊的外貌，与生俱来
的交际手腕和自信，使他成为同代大学生中的位校者。他无论是在享有特权的“皮
特俱乐部”，还是在声誉委实不高的“大学生讽刺协会”中，都被称为自己人。伯
吉斯的才智过人，这不仅表现在他具有一定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出众地表现在他那
概括总结和生动举例的天赋上。除此之外，虽然他整日忙于社会工作，还不时饮酒，
但他没费多大力气就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六月份（1932）历史课第一部分的考试。五
个月后，他被选人一个名叫“传道者”的知识分子秘密俱乐部，其成员有教师和大
学生，他们都以能在俱乐部中召集剑桥最有才能的大学生而自豪。
如龙维·里斯是“万灵教团” （天主教的一个社团） 年轻的荣誉成员，当他
1932年夏第一次在牛津大学见到伯吉斯时，后者“在同时代的大学生中，已成为一
名颇具声誉的出类拔革之士”。
“毫无疑问，他无愧于这种声誉。一当时他已荣获学院颁发的奖学金，大家都
认为等待他的是学者的锦绣前程。那天晚上，他谈了许多有关彩色写生艺术的问题，
我感觉他的思想既十分怪异又热情洋溢。他有着十分广博的知识面。当他讲话时，
其样子简直令人倾倒，得体的举手投足之中伴随着孩子般的活跃，他可真是个地道
的英国美男子。如果要说到有无荒唐之处，那就是他的言辞使人毫不怀疑他是个同
性恋共产党员……我感觉，他说的一切都有些玄深古怪，都透露出他的一些性格本
质。”
正如里斯在与之第一次会面时发现的，1932年前，伯吉斯就已是一个马克思主
义者了。最迟是1933年，在莫里斯·多布的鼓动下他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不列
颠帝国迟早要灭亡”，这是他为论文答辩准备的几个最喜爱的题目之一。在这个题
目中，他对上述结论的强烈预感大大超过了他的老师们。在剑桥印度民族主义者协
会中，伯吉斯通常议论的是，帝国内部的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为英国开辟通向社会主
义的道路。怕吉斯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容忍英国资本主义的继续，在于这个日
趋衰落的帝国的生活暂时还能满足了他那种对享乐的需求感。
伯吉斯对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深信不疑的，因为他认为，先前的哲学家们只打算
完善世界，“而问题在于要改造世界”。大学最后一年，伯吉斯开始显露出他的积
极性。学校食堂员工一直反对学生放假时他们大部分人无事可做的劳工制度，于是
他就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并以成功告终。一边满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颓废享乐，一
边又将一生献给消灭这种制度的事业，这就是伯吉斯年轻时的性格特点：“既要吃
卒，又要将军”。
由于党务缠身，同时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伯吉斯这次没能像第一次那样轻松
通过历史课第二部分考试。1933年夏天，他在毕业考试时病倒，由于有患病证明而
被授予普通学位，获得这种学位的人通常都是有能力取得高等学位，但因各种原因
无法通过考试的人。尽管如此，人们一如既往地认为，伯吉斯在学术上前途无量，
他也着手撰写题为“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博士论文。满心希望获得一个
在剑桥从事科研工作的奖学金持有者称号。
甚至在大学期间，伯吉斯就具有宠幸于人的本领。他不仅会讨老师、还会讨同
学们的喜爱。加龙维·里斯虽然不是同性恋者，并且在与他第一次见面时拒绝了伯
吉斯诱惑的企图，然而还是马上就成了他的密友。从这时起，伯吉斯在他们的关系
中开始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伯吉斯的活动越来越积极，他企图打动更多一些同性
老师的心。公认的牛津古典主义者莫里斯·鲍尔、沃德海姆学院系主任，曾与伯吉
斯有过暧昧关系，而且疯狂地爱上了伯吉斯。里斯发现伯吉斯总是“有意识或无意
识地希望控制别人……虽然，有时他也把自己扮演成费加罗的角色，但为他人效劳
只是形式、最终操纵别人才是其真正的目的。鲍尔认为，凡受伯吉斯控制的人也都
有心情复杂的一面，他们经常感到绝望，经常因自己的非法性生活而有一种负罪感。
的确，伯吉斯对他们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性作为基础的：
”在对待那些情人的态度上，伯吉斯粗鲁甚至残暴，但同时在他的性行为中也
有些高尚的东西……他与自己的大多数朋友都睡过觉，而这些人往往并不是都令人
讨厌。同他们做爱，伯吉斯使他们从各自所经历的失望和内心痛苦的压抑中解脱出
来……当这种关系不再继续时，伯吉斯都有本事让他们继续依赖他。他继续协助他
们解决许多头痛问题，其中包括不满意性生活的问题，这一点也证明了他所占的统
治地位。每当听完困扰他们的情感问题，伯吉斯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在必要
的情况下，还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新伙伴。对这些人来说，伯吉斯既是个听取忏悔
的神甫，又是个撮合私通的“媒人”。
安东尼，布兰特是受伯吉斯影响时间最长的人之一，伯吉斯的那些令加龙维·
里斯难忘的水彩画艺术观点就是从布兰特那里听来的。安东尼·布兰特是剑桥“五
杰”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布兰特的父亲是圣工会教堂的神甫，他与上层社会有着密
切的联系。当他去世的时候，安东尼正在剑桥大学读三年级。乔治五世的夫人科罗
廖娃·玛丽亚在给神甫遗孀希尔达的信中写道：“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为什么
在世间多多行善的人要离我们而去，而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