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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娃·玛丽亚在给神甫遗孀希尔达的信中写道：“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为什么
在世间多多行善的人要离我们而去，而同时却允许那些毫无用处的恶人继续生存？”
安东尼由于很少见到自己无罪的父亲，所以对母亲极其依赖、关于他的母亲，其兄
威尔费里德曾经说，她是一个“十分善良、具有清教徒简朴品行的妇女，甚至在鸡
毛蒜皮的小事上也从不撤谎”。当布兰特满四岁时，其父被任命为英国驻巴黎大使
馆神甫。他的家庭也在法国安定地生活了十年。这段时间使布兰特“对法国产生了
强烈的好感。并成为他看待生活中许多事物的决定因素。从小布兰特就受到崇拜艺
术作品氛围的熏陶”、在马尔博罗苦读十四年的学校里，据他的密友和同龄人、诗
人路易斯·马克尼斯讲述，他曾以虽然年幼却对艺术造诣颇深，并鄙视保守势力而
名声大振。布兰特曾对下一辈的小校友讲过如下的话：
“为了显示自己的超常果敢，我们竭尽了全力。我们曾高傲地挥舞着丝绸手帕
进人礼堂，任何人也不能阻止我们，因为没有一条规矩不允许这样做。每星期六我
们都去运动场，那里每天傍晚都有一些别的孩子在玩球。我们总会把他们搞得勃然
大怒，因为就在他们的地盘上，我们把皮球涂得花花绿绿格外刺眼，然后传来传去。”
在马尔博罗，布兰特就对资产阶级那一套政治观点鄙视不已。据马克尼斯说，
“他对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说，他……认为政治话题根本不值得一谈。”
布兰特最感兴趣的艺术史， 作为一门课程， 在六十年代初才在剑桥开设。而
1926年，他考入剑桥时，没有一所大学教授艺术史。至于库尔托尔德学院（布兰特
后来曾任该院院长）则成立于1931年。布兰特考取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并得
到了数学奖学金——这对一个主要天赋都在美学和文学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成
功。然而数学毕竟不能使他如醉如痴。1927年6 月，即第一学年末，当他以“良好”
的成绩通过数学课程第一部分考试后，即决定转向钻研外语，因为这已同他喜爱的
欧洲大陆艺术和文化相距不远了。1928年，布兰特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外语课
程的第一部分考试，而且法语（自幼他就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都得了高分。
1930年，布兰特又以“优秀”功成绩通过了外语课程的第二部分考试，并拿到了毕
业证。1928年5 月他被选入“传道者”协会，毫无争议，正是协会的同事、著名数
学家阿利斯特·沃斯顿（后来成为海军部的技术军官，同时也是克格勃的间谍）第
一次使布兰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兴趣，并促使他走上了深入钻研之道。布兰
特的共产主义观点开始逐渐地在积极的政治活动表现出来，许多同他打过交道的人
都很同意年轻历史教师斯蒂文·兰西门对大学生布兰特所做的评价：“看上去他总
是过于自满。但同他打交道却使人感到愉快。”
在诱使布兰特为苏联情报机构效力的过程中，伯吉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
时，即1930年10月，伯吉斯在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学院上大学，而布兰特也在那里搞
学术种研工作，正是布兰特在两年后介绍伯吉斯进了“传道者”协会。这段时期，
布兰特因对“写生和普桑（法国画家，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一一译注）理论史”研究
卓有成效，而被选进特里尼蒂学院的科学委员会。人们经常看到新任的科学委员会
委员和新来的“传道者”形影不离。
二人亲密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性关系在起作用。布兰特在生理上更狂热地
追逐年幼的伙伴中。而伯吉斯在择偶方面却比较审慎，也许就是他使布兰特摆脱了
心理上的某种束缚， 把他带进了无产者同性恋的圈子， 使他享受到了与那些人的
“肮脏”关系所带来的快感。一但还应该说，那时真正吸引鲍尔和布兰特的主要是
伯吉斯的才智、优雅的谈吐和宽阔的眼界。加龙维·里斯与伯吉斯第一次见面时，
他简直被镇住了。伯吉斯既能够把自己对艺术的执著同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学说有机
地联系在一起，又能把这种学说与他到剑桥帮助组织的公共汽车司机罢工有机地结
为一体。1972年，也就是布兰特的公开叛变被揭露的前七年，他曾经公开反对那些
企图贬低伯吉斯在剑桥的日子里所表现出的出众才能。
“我认为需要提请注意饰是，他不仅是一个我所打过交道的、在智力上最发达
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勉力十足的活生生的人。”
与约翰·科恩福特或詹姆斯·克拉格曼（剑桥大学生中两位最著名的党务活动
积极分子）相比，他的兴趣范围要宽广得多。虽然他倔强而又固执，但这并不妨碍
他对一切都感兴趣，并且关于任何话题他都能谈出自己有趣而独到的见解。
为使布兰特确信，他的职责就是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体现在为共产国
际做出的实际工作中，体现在最终为克格勃效力，体现在与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斗争
中，伯吉斯竭尽全力地对布兰特施加影响。他之所以这样做可以用他最喜爱的克洛
德·科克伯恩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你的行为以某种方式与你的言语相一致
的时刻到了。‘这就是所谓的‘真情时刻’。”
这个时刻的真正到来是在1933年。那时，伯吉斯受杰里的“与反法西斯‘五人
组’团结起来”的理想所鼓舞，也着手建立了剑桥“五人组”。布兰特在其1933年
（这是他仕途的转折时刻）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1933年秋，剑桥突然之间就传遍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时间我是不会记错的，
那时我由于免修秋天的课程，正好在休假。待一月份（1934年）回来时，我发现几
乎我所有的年轻朋友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了共产党。剑桥一夜之间似乎换
了一副模样。”
布兰特那时还不能公开谈论剑桥的“巨变”是如何影响他的。伯吉斯那时宣称，
“真情时刻”业已到来，布兰特应将自己全部力量献给反法西斯的共产国标秘密斗
争。1933年秋天的学期末，伯吉斯在罗马与正在休假的布兰特见了面，当时布兰特
借宿在罗马一所英国学校图书馆馆员埃利斯·沃特毫斯那里。沃特毫斯房东并不清
楚布兰特与伯吉斯所从事事业的性质。可是他说，在伯吉斯到来之前，“他们的谈
话从未涉及政治。但这却是伯吉斯唯一想谈的东西。他在政治上是个行家里手。布
兰特也竭力不落后于他”。很可能，就是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首都罗马，伯吉
斯把布兰特吸收进了旨在协助共产国际进行反法西斯秘密斗争的“五人组”。
除布兰特之外，伯吉斯“五人组”活动初期的最大收获，就是把特里尼蒂学院
的学生唐纳德·麦克林（十八年之后他被迫逃往莫斯科）争取到手。麦克林的父亲、
唐纳德·麦克林爵士是出生于英国的苏格兰人，是长老会的律师和自由党派的政治
家。1932年猝死前，他曾担任拉姆齐·麦克唐纳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主席之职。对
唐纳德爵士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崇高的道德准则，基于此种原则，他把儿子
送到了格列舍马学校，校长埃克斯对每一个新生都要灌输“真诚、坦率、诚实、纯
洁、艰苦以及爱劳动”的思想。为了保持纯洁、防止孩子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早期
性试验，每个男孩子的裤袋都被缝上。格列合马学校最有名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
诗人的奥登，1934年写道：“我反法西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学校中曾经推
行这种法西斯制度。”
麦克林对这些制度的反应倒没那么强烈。没有有力的证据说明他恨（或是不太
喜欢）自己的父亲或那所他学习过的学校。他赞成学校搞橄揽球赛，因为在竞赛中
获胜就可获得进入剑桥特里尼蒂学院的权力，当然这不如在大学里获得学位那么声
名显赫。中学毕业时，他是一个以思想纯洁而获得好名声的学生。但与菲尔比和伯
吉斯不同的是，他早在中学就初次认真地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他的校友，后来
成为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成员和党史学家的诺尔曼一约翰·克拉格曼说，他在格
列合马学校入党是为了气恼那些领导。在中学时代，麦克林就过着双重生活，他向
父亲隐瞒了他已不再信仰上帝的真情，并且，他的政治观点也越来越左。如果1931
年他没有入党的话（也就是他成为特里尼蒂学院学生前），那么可能就是在大学一
年级时他入了党。 介绍他与伯吉斯相识的， 是外语专家、他的朋友克鲁格斯。而
“猛兽”伯吉斯毫无例外地又成了两性同体的麦克林的第一个情人。把麦克林从性
问题中解脱出来之后，伯吉斯又企图在其他方面占有他。后来伯吉斯曾讥笑麦克林
说，“他那硕大的，虚胖的，白白的，象鲸鱼一样的身体”能够给他带来某种快感。
而事实上，麦克林高大魁梧、强壮有力，并与伯吉斯一样十分英俊，令同性、异性
都十分迷恋。
伯吉斯同时还为麦克林在政治问题上指点迷津。很可能就是在、1933年秋那个
学期中，即伯吉斯去罗马会见布兰特前不久，他成功地将麦克林吸引进了自己那个
即将投入反对国际法西斯秘密战中的秘密小组。1933年，麦克林对剑桥大学一家主
要的学生刊物进行了采访（这家刊物曾在一篇文章中好奇地暗示过麦克林在性和政
治中的双重生活方式）。采访一开始，麦克林就首先声明，他过的不是双重生活，
而是三重生活，然后他就不无幽默地依次描述起这三个角色来。他刚开始扮演一个
爱美的同性恋者：“我刚穿上绒布短裤，你又打来电话……下次约会你一定要来我
这儿，到时会有奇花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