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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全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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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娃·玛丽亚在给神甫遗孀希尔达的信中写道:“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为什么
在世间多多行善的人要离我们而去,而同时却允许那些毫无用处的恶人继续生存?”
安东尼由于很少见到自己无罪的父亲,所以对母亲极其依赖、关于他的母亲,其兄
威尔费里德曾经说,她是一个“十分善良、具有清教徒简朴品行的妇女,甚至在鸡
毛蒜皮的小事上也从不撤谎”。当布兰特满四岁时,其父被任命为英国驻巴黎大使
馆神甫。他的家庭也在法国安定地生活了十年。这段时间使布兰特“对法国产生了
强烈的好感。并成为他看待生活中许多事物的决定因素。从小布兰特就受到崇拜艺
术作品氛围的熏陶”、在马尔博罗苦读十四年的学校里,据他的密友和同龄人、诗
人路易斯·马克尼斯讲述,他曾以虽然年幼却对艺术造诣颇深,并鄙视保守势力而
名声大振。布兰特曾对下一辈的小校友讲过如下的话:
    “为了显示自己的超常果敢,我们竭尽了全力。我们曾高傲地挥舞着丝绸手帕
进人礼堂,任何人也不能阻止我们,因为没有一条规矩不允许这样做。每星期六我
们都去运动场,那里每天傍晚都有一些别的孩子在玩球。我们总会把他们搞得勃然
大怒,因为就在他们的地盘上,我们把皮球涂得花花绿绿格外刺眼,然后传来传去。”
    在马尔博罗,布兰特就对资产阶级那一套政治观点鄙视不已。据马克尼斯说,
“他对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说,他……认为政治话题根本不值得一谈。”
    布兰特最感兴趣的艺术史, 作为一门课程, 在六十年代初才在剑桥开设。而
1926年,他考入剑桥时,没有一所大学教授艺术史。至于库尔托尔德学院(布兰特
后来曾任该院院长)则成立于1931年。布兰特考取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并得
到了数学奖学金——这对一个主要天赋都在美学和文学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成
功。然而数学毕竟不能使他如醉如痴。1927年6 月,即第一学年末,当他以“良好”
的成绩通过数学课程第一部分考试后,即决定转向钻研外语,因为这已同他喜爱的
欧洲大陆艺术和文化相距不远了。1928年,布兰特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外语课
程的第一部分考试,而且法语(自幼他就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都得了高分。
1930年,布兰特又以“优秀”功成绩通过了外语课程的第二部分考试,并拿到了毕
业证。1928年5 月他被选入“传道者”协会,毫无争议,正是协会的同事、著名数
学家阿利斯特·沃斯顿(后来成为海军部的技术军官,同时也是克格勃的间谍)第
一次使布兰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兴趣,并促使他走上了深入钻研之道。布兰
特的共产主义观点开始逐渐地在积极的政治活动表现出来,许多同他打过交道的人
都很同意年轻历史教师斯蒂文·兰西门对大学生布兰特所做的评价:“看上去他总
是过于自满。但同他打交道却使人感到愉快。”
    在诱使布兰特为苏联情报机构效力的过程中,伯吉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
时,即1930年10月,伯吉斯在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学院上大学,而布兰特也在那里搞
学术种研工作,正是布兰特在两年后介绍伯吉斯进了“传道者”协会。这段时期,
布兰特因对“写生和普桑(法国画家,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一一译注)理论史”研究
卓有成效,而被选进特里尼蒂学院的科学委员会。人们经常看到新任的科学委员会
委员和新来的“传道者”形影不离。
    二人亲密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性关系在起作用。布兰特在生理上更狂热地
追逐年幼的伙伴中。而伯吉斯在择偶方面却比较审慎,也许就是他使布兰特摆脱了
心理上的某种束缚, 把他带进了无产者同性恋的圈子, 使他享受到了与那些人的
“肮脏”关系所带来的快感。一但还应该说,那时真正吸引鲍尔和布兰特的主要是
伯吉斯的才智、优雅的谈吐和宽阔的眼界。加龙维·里斯与伯吉斯第一次见面时,
他简直被镇住了。伯吉斯既能够把自己对艺术的执著同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学说有机
地联系在一起,又能把这种学说与他到剑桥帮助组织的公共汽车司机罢工有机地结
为一体。1972年,也就是布兰特的公开叛变被揭露的前七年,他曾经公开反对那些
企图贬低伯吉斯在剑桥的日子里所表现出的出众才能。
    “我认为需要提请注意饰是,他不仅是一个我所打过交道的、在智力上最发达
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勉力十足的活生生的人。”
    与约翰·科恩福特或詹姆斯·克拉格曼(剑桥大学生中两位最著名的党务活动
积极分子)相比,他的兴趣范围要宽广得多。虽然他倔强而又固执,但这并不妨碍
他对一切都感兴趣,并且关于任何话题他都能谈出自己有趣而独到的见解。
    为使布兰特确信,他的职责就是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体现在为共产国
际做出的实际工作中,体现在最终为克格勃效力,体现在与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斗争
中,伯吉斯竭尽全力地对布兰特施加影响。他之所以这样做可以用他最喜爱的克洛
德·科克伯恩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你的行为以某种方式与你的言语相一致
的时刻到了。‘这就是所谓的‘真情时刻’。”
    这个时刻的真正到来是在1933年。那时,伯吉斯受杰里的“与反法西斯‘五人
组’团结起来”的理想所鼓舞,也着手建立了剑桥“五人组”。布兰特在其1933年
(这是他仕途的转折时刻)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1933年秋,剑桥突然之间就传遍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时间我是不会记错的,
那时我由于免修秋天的课程,正好在休假。待一月份(1934年)回来时,我发现几
乎我所有的年轻朋友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了共产党。剑桥一夜之间似乎换
了一副模样。”
    布兰特那时还不能公开谈论剑桥的“巨变”是如何影响他的。伯吉斯那时宣称,
“真情时刻”业已到来,布兰特应将自己全部力量献给反法西斯的共产国标秘密斗
争。1933年秋天的学期末,伯吉斯在罗马与正在休假的布兰特见了面,当时布兰特
借宿在罗马一所英国学校图书馆馆员埃利斯·沃特毫斯那里。沃特毫斯房东并不清
楚布兰特与伯吉斯所从事事业的性质。可是他说,在伯吉斯到来之前,“他们的谈
话从未涉及政治。但这却是伯吉斯唯一想谈的东西。他在政治上是个行家里手。布
兰特也竭力不落后于他”。很可能,就是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首都罗马,伯吉
斯把布兰特吸收进了旨在协助共产国际进行反法西斯秘密斗争的“五人组”。
    除布兰特之外,伯吉斯“五人组”活动初期的最大收获,就是把特里尼蒂学院
的学生唐纳德·麦克林(十八年之后他被迫逃往莫斯科)争取到手。麦克林的父亲、
唐纳德·麦克林爵士是出生于英国的苏格兰人,是长老会的律师和自由党派的政治
家。1932年猝死前,他曾担任拉姆齐·麦克唐纳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主席之职。对
唐纳德爵士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崇高的道德准则,基于此种原则,他把儿子
送到了格列舍马学校,校长埃克斯对每一个新生都要灌输“真诚、坦率、诚实、纯
洁、艰苦以及爱劳动”的思想。为了保持纯洁、防止孩子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早期
性试验,每个男孩子的裤袋都被缝上。格列合马学校最有名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
诗人的奥登,1934年写道:“我反法西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学校中曾经推
行这种法西斯制度。”
    麦克林对这些制度的反应倒没那么强烈。没有有力的证据说明他恨(或是不太
喜欢)自己的父亲或那所他学习过的学校。他赞成学校搞橄揽球赛,因为在竞赛中
获胜就可获得进入剑桥特里尼蒂学院的权力,当然这不如在大学里获得学位那么声
名显赫。中学毕业时,他是一个以思想纯洁而获得好名声的学生。但与菲尔比和伯
吉斯不同的是,他早在中学就初次认真地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他的校友,后来
成为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成员和党史学家的诺尔曼一约翰·克拉格曼说,他在格
列合马学校入党是为了气恼那些领导。在中学时代,麦克林就过着双重生活,他向
父亲隐瞒了他已不再信仰上帝的真情,并且,他的政治观点也越来越左。如果1931
年他没有入党的话(也就是他成为特里尼蒂学院学生前),那么可能就是在大学一
年级时他入了党。 介绍他与伯吉斯相识的, 是外语专家、他的朋友克鲁格斯。而
“猛兽”伯吉斯毫无例外地又成了两性同体的麦克林的第一个情人。把麦克林从性
问题中解脱出来之后,伯吉斯又企图在其他方面占有他。后来伯吉斯曾讥笑麦克林
说,“他那硕大的,虚胖的,白白的,象鲸鱼一样的身体”能够给他带来某种快感。
而事实上,麦克林高大魁梧、强壮有力,并与伯吉斯一样十分英俊,令同性、异性
都十分迷恋。
    伯吉斯同时还为麦克林在政治问题上指点迷津。很可能就是在、1933年秋那个
学期中,即伯吉斯去罗马会见布兰特前不久,他成功地将麦克林吸引进了自己那个
即将投入反对国际法西斯秘密战中的秘密小组。1933年,麦克林对剑桥大学一家主
要的学生刊物进行了采访(这家刊物曾在一篇文章中好奇地暗示过麦克林在性和政
治中的双重生活方式)。采访一开始,麦克林就首先声明,他过的不是双重生活,
而是三重生活,然后他就不无幽默地依次描述起这三个角色来。他刚开始扮演一个
爱美的同性恋者:“我刚穿上绒布短裤,你又打来电话……下次约会你一定要来我
这儿,到时会有奇花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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