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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学家破译的，而今天协助他们的是大型的情报计算机系统。事实上，大量的超
级密码和译码系统，主要是通过那些由侦察途径得到的情报而加以解密。在三十年
代，苏联密码破译员比他们西方的同事更广泛地依赖侦察的帮助。在外交部工作的
四名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他们既能使用与密码传递方案相媲美的普通语音来传递
英国外交电报、也可同时通过密码系统为自己人提供情报。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在
这方面没有那么多第一手材料，但完全可以做出结论：与破译日本密码电报的功绩
相比，苏联密码破译员对英国密码电报的破译同样功不可没。
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及第四局所遭受的劫难一样，大清洗的浪潮也没有放过苏联
截听机构。1937年末，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截听工作的总局汇编处处长格列布·博
基和他的副手、上校哈里克维奇被处决。博基被捕后，在他的住宅内发现了一个藏
有许多金银钱币的密室。他的继任者也没能干多长时间，一个月之后就被捕了。但
基层密码破译员们并没有像国外处同行一样遭到普遍的清洗。在领导中也有个别未
受到冲击的，如领导日本部的托尔斯泰——大概在处里工作最有成效——在他的位
子上安然无恙地干过了大清洗和二战时期。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后来从清洗潮中恢复过来，并重新开始积极活动之后，它在
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间谍也立即富有成效地工作起来。二战期间，苏联间谍不仅在白
厅，而且还在英国情报机构内站稳了脚跟。
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对美国的兴趣要比英国少得多，但从另一个角
度说，间谍向那里渗透却也容易得多。和在英国相同，苏联对美的间谍活动，在战
前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起无线电截听机构。二战前和二战中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几乎
充满了苏联间谍。可以说，没有一个大国能够摆脱像苏联这样的意识形态敌人的间
谍的密集渗透。1933年11月，美与苏建立了外交关系。那时美国还没有民用情报机
构，而军事情报机构又不能炫耀自己的人员编制情况。
美驻莫斯科第一位大使威廉·布里特1936年在给国会的报告中写道：“任何情
况下都不能向苏联派间谍。与共产党员打交道没有比绝对的诚实更有效或更不用诉
诸武力的办法了。”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诚实的确到了真正毫无戒备的程度。一位
布里特在莫斯科的同事后来回忆，1933年一1934年这个冬天，大使馆里没有密码，
没有保险箱，没有外交信使，甚至没有起码的安全措施：“我们用普通电报与政府
联系，我们的信件就那么众目睽暌下摆在桌上。”当大家都决定建立一个安全系统
时，才发现实在不适用。按布里特的请求，调来了海军陆战队士兵保卫大使馆。在
其他大使馆中还可能暂时没有这种先例。但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快就用各种借口向这
里派了几个模样俊俏的女孩子。有一天，一位打扮入时的姑娘走到海军陆战队负责
人的面前，声称她是俄语教师，要到中士奥汀的房间上课。
使馆在斯帕斯大楼的官邸也同使馆一样轻而易举即可打入。博林（美国使馆的
第一批工作人员，后任大使）回忆说：“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动不动电话铃就响
起来，等你拿起话筒，又没人应声——明明能听到有呼味呼味喘粗气的声音，却又
令人费解地默不作声。”守门人谢尔盖狡黠地说，拨电话的是原外交部人民委员契
切林，他退休之后就疯了，孤身一人住在附近。虽然表面上谢尔盖像个正人君子并
且十分殷勤，实际上他是个奸细，他总在他那间经常上锁的卧室中偷听使馆情况。
1952年，傅林再次回到苏联当大使时，他向谢尔盖要房子钥匙。当然谢尔盖极不情
愿地交出了钥匙，而且是在一周以后，这期间所有设备早就被拆走了。谢尔盖也很
快被解雇了。
三十年代，大部分美国外交家根本就不知道苏联谍报机构是如何将间谍安插进
来的，至于无线电侦察更是一无所知。接替布里斯任职两年（1936－1938年）的约
瑟夫·戴维斯对此更是一窍不通。博林认为，“他去苏联时像个白痴似地对其国家
结构和意识形态毫无了解……他甚至不清楚大清洗和镇压是怎么一回事。几乎相信
了‘斯大林阴谋’（即清洗对象都是反苏维埃分子）的那套理论”。上校（后升为
准将）菲利普·菲莫维尔1934年一1939年任美大使馆武官。博林认为，虽然他能讲
一口流畅的俄语，但与众不同的是，他比戴维斯还不了解苏联的事情。上校完全是
“靠着俄国人加官进爵的”。少校阿文·德·伊通是1939年一1941年驻莫斯科使馆
武官，他认为菲莫维尔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牺牲品”。1939年，伊通动身去莫斯
科，当时在华盛顿的菲莫维尔交给他两份秘密的法军条令，并请他带给他的朋友—
—位红军战士。除此之外，菲莫维尔极力向伊通保荐他的俄国司机，他说“这个司
机会成为您在莫斯科最可爱的人”。正因如此，伊通一到莫斯科马上就解雇了这个
司机。两周后，他居然碰上了这个司机——当时他正穿着佩有大尉军衔的内务人民
委员部军服。
刚到莫斯科时，伊通任武官助理，当时他就十分惊诧于安全系统的混乱管理。
使馆密码早已在报上公开发表。使馆工作人员到处在和来自“慷慨”的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姑娘们游逛调情。当然他也不会忘记使馆内的同性恋关系。内务人民委员部
提供的来自莫斯科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到处追逐着使馆的工作人员。博林说；“使
馆里常有两三个女芭蕾舞演员，吃完中饭吃晚饭，聊天喝酒，闲扯到天亮……时间
纠缠不清。”
似乎诱惑大使的企图未获成功。一位女芭蕾舞演员经常呆在使馆，曾向布里特
大使表达过“如火如茶”的爱情，并称他为“我的太阳，月亮和星星”。但好像未
能得手。
伊通对使馆安全系统的责难，好像只对他的同事起了点作用。当伊通报告说，
前任大使罗林·斯泰恩加特（1938－1942年任大使）的法国女管家曾在“黑市”上
捣卖军粮，大使不但不信他，反把他数落了一顿。当1940年初美国国会使用新密码
前，伊通冒险决定通过华盛顿军事情报机构，请一位联邦调查局间谍来检查使馆并
防止新密码泄露。一天深夜，以外交信使身份派来的间谍在密码室看到保险箱敞开
着，密码本与其他文件之类的东西随意混放在桌上。还有一次，值班的密码员干脆
就擅自离岗一小时去干自己的事儿了，当然他走后密码室的门仍旧敞开着。当时受
雇于美使馆的苏联雇员人数基本与美使馆自己的工作人员数量相当，可想而知，他
们会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搞到密码和秘密文件。
联邦调查局间谍报告：“在使馆里，无法看到体面、正经的妇女，使馆这些男
性工作人员都把苏联那些妓女招来服务……，有情报表明，这些妇女都是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的情报员。”除此之外，密码室工作人员常沉缅于反常的性行为之中。根
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一小批单身汉”很快就被召回华盛顿，使馆安全系统
也有所改善、但要命的是，联邦调查局的间谍不是个技术专家，他想都没想应找一
找窃听装置。最终，在1944年，还是由“最高君主委员会”（这是流亡白匪的一个
组织）的一个电气技师解决了问题，他只大概看了看就找到了120 个隐蔽微型窃听
器。后来，据一位使馆工作人员讲：“这些微型窃听器出现在所有桌、椅的腿上，
还有墙皮里——简直无所不在、无孔不人”。
三十年代初，莫斯科总部几乎对在美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丝毫不感兴趣。但到三
十年代中期，美国共产党的几个有影响的地下活动小组在某种程度上一直保持着与
共产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起地下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纽带作用的，是
一名坚信共产主义教条的记者，他名叫维塔克尔·切姆伯斯，1932年受令中止了与
共产党的有形联系。
1934年，切姆伯斯主要为华盛顿各地下党支部做联络工作，这些地下组织的领
导人是加罗德·维尔，他曾在农业部任职。但在1935年的一次车祸中维尔丧了生。
据切姆伯斯提供的材料，几年后，在其他地下组织领导人中有农业部的约翰·阿布
特（后来供职于劳动教育参议院委员会和司法部），农业部的纳塔·维特（后供职
于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农业部的里·普列斯曼（后供职于劳动就业委员会），
农业部的艾德热尔·希斯（后供职于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军工活动调查小组、司法部
和国家议会），希斯的兄弟、国家议会工作人员唐纳德·希斯（后供职于劳动部），
来自民族复兴社的杰利，柯里恩（后供职于农业部），来自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的
查尔斯·克拉梅尔（他就是克里维茨基，后供职于物价局和参议院下设军事调动委
员会），还有来自物价局的维克多·彼尔洛（后供职于军事生产委员会与财政部）。
1935年，维尔党支部最得力的成员希斯，在切姆伯斯的帮助下，建立了“平行
机构”。除此之外，1935年一1936年，切姆伯斯的间谍网也加人了新成员：在财政
部占居高位的加里·德克斯特·怀特，招募怀特的国家机关统计员乔治·西德维尔
曼（后在五角大楼供职）以及牛津大学毕业生、1936年由农业部调至国会贸易协议
部的朱里安·沃特利。和“五杰”的初始思想一样，华盛顿的苏联间谍们也持此种
看法：
“当共产国际成为世界唯—一支反纳粹德国和人侵者力量的局势明朗之时，我
要把自己的努力作为与纳粹法西斯斗争的微薄贡献献给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