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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誓言》一书中十分准确地表达出人民的情绪： “我很清楚……斗争将会充满血腥，步履维艰……但胜利终将属于我们。妇女
和孩子们的眼泪在我心中沸腾。我要让刽子手希特勒和他的爪牙们用他们的狼血来
回答……（出自： 阿列克谢·苏尔科夫， 两卷本诗选，莫斯科，《艺术文学》，
1974，第一卷，131页）”。
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保卫者无法想到，斯大林在1941年10月时的主要目的不
是领导红军进行英勇的抵抗，而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下寻求与希特勒言和的
途径。
10月 7日，红军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格奥尔吉·朱可夫被召进克里姆林宫内斯
大林的办公室。办公室内只有斯大林和贝利亚两人。他们都认为红军正在溃败。那
时贝利亚还直接管理着从叶若夫那儿继承的情报和安全机构。1941年 7月，国家安
全人民委员部又一次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吞并，直到1943年，前者才又作为一个独立
机构行使职权。战争巩固了贝利亚的地位，他作为一个安全机构的领导，却掌握着
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权力——他成了希特勒人侵后成立的国防委员会五成员之一，其
他成员分别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
当斯大林对朱可夫说，红军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抗德国对莫斯科的进攻时，贝利
亚一言不发。因为看不到别的出路，所以到了效仿列宁1918年 3月与德国签订耻辱
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时候了。斯大林委托贝利亚寻找签订新“布
列斯特”和约的途径，哪怕以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和一部分乌克
兰作为代价。由贝利亚物色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选中了保加利亚驻莫斯科大使斯
托捷诺夫充当中间人。斯托捷诺夫同意斡旋，可他的各种努力都被德国人拒绝了。
就在莫斯科的命运千钧一发的时候，贝利亚还在对军队领导干部进行清洗。10
月15日夜至16日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心机构被疏散至古比雪夫，一起疏散的还
有一些当时正在卢比扬卡受讯的高级领导。由于未能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有三百
名犯人被就地枪决了。对剩余人的审讯在古比雪夫还继续进行。1953年贝利亚被捕
后承认：“受讯者被无情地杀戮。那简直就是真正的血流成河的战场。”除英勇地
挺过了所有拷打的A·A·洛克季奥诺夫将军外。所有人都承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强
加在他们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苏联军事历史学家尼古拉·帕夫连科写道：“成百
上千高级军事专家在刑讯室等死。而与此同时，前线上一个小中尉却在指挥着一个
团作战。”一些被疏散到古比雪夫的军事指挥官在10月28日又被枪决。后来，斯大
林突然命令停止贝利亚主持的侦查活动。两位在被捕指挥官中军衔和职位最高的—
—前任总参谋长K·A·梅列茨科夫将军和前任军火人民委员6·R·万尼科夫——虽
然他们供认了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最终还是得到平反而获释。
内务人民委员部暂缓对高级军官的清洗恰好和战争进程中的转折赶在一起，莫
斯科并没有屈服。自信红军在秋末将被粉碎的希特勒夸下海口：“冬季攻势将不再
进行”。那时他的军队没有配发冬衣，在严寒中死伤人数急剧增加。12月，朱可夫
在莫斯科城下开始反攻，结果德军被击退，并在战争中首次转入防御。这次胜利，
使朱可夫成了民族英雄，但他知道，斯大林正对他的知名度投来白眼。后来朱可夫
说：“我属于那些逃避了逮捕的人，但这种危险一直威胁了我五年。”朱可夫认为，
他的战役问题和作战准备问题助理B·C·戈卢什克维奇少将被逮捕这一事实，就是
斯大林给他的信号，暗示他也逃不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手掌心。
在苏联有关舒尔采一博伊金和阿尔维德·哈尔纳克领导的德国地下活动的文件
中强调指出，他们提供的情报帮助了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
从1941年秋开始，英勇的地下斗士向苏联最高领导提供了一些极为珍贵的情报。
舒尔采一博伊金由于在空军中服过役，在军界（包括军事情报部门）有着广泛的交
往，常常得到有关希特勒计划的极为重要的情报。
8月30日，盖世太保逮捕了舒尔采一博伊金，而哈尔纳克1942年9月 3日也遭逮
捕，到12月22日他们在柏林被处绞刑时，他们手下有80多名成员暴露了身份。虽然
最主要的涉嫌人员是在空军、航空部、国防部和军队辅助部门的关键人士，但宣传
部、柏林市政府、种族政策部和劳动部也有不少工作人员与此有联系。纳粹安全警
察局和安全部门以日耳曼人的精确调查表明，在被捕者中有：
29％的学者和大学生；
21％的作家，记者和艺术家；
20％的职业军人，平民和国家公职人员；
17％的战时应征入伍军人；
13％的手工业者和工人。
在苏联的史料中，为了强调在法西斯德国共产主义的抵抗的重大意义，通常都
对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小组提供的情报的价值作些夸大。虽然一些情报，例
如有关德军歼击机数量和实力的预告，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搞到的，而且对形势的
评价也很重要，然而它们对于反击德国人侵并无多大战役意义。纳粹安全警察局和
安全部门，将舒尔采一博伊金向苏联提供的重要情报分为九大类：
1．与苏联交战之初德国空军数量的报告；
2．德国航空工业1941年6月一～月间日产量统计；
3．德国燃料资源情报；
4．计划向迈科普（高加索）进攻的消息；
5．德军指挥部部署情况；
6．在被占地区飞机批量生产的材料；
7．德国为化学战生产和储备弹药的情报；
8．德国截获苏联密码的情况；
9．德国伞兵在克里特的伤亡情况。
政治抵抗与间谍活动同时进行，使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失败不可避免。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他的妻子一道为地下成员和同情反法西斯地下活动的人建立夜间
组织，这就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于了危险之中。身穿空军军官服、掂着手枪的舒尔
采一博伊金在野战排中经常去执行保护张贴反法西斯标语的年轻抵抗者的任务。
1942年在柏林举行反苏的“苏维埃天堂”展览时，舒尔采一博伊金组织了宣传画行
动，口号是：
展览：纳粹天堂
战争一一饥饿——谎言——盖世太保
能忍受多少？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还书写和散发传单，这些传单后来被苏联历史学家
评价为：“反希特勒宣传的光辉典范”。
德国外交家鲁道夫·冯·谢里哈的冒险程度要小一些。战前和战时他一直与舒
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小组保持着距离。如果不是情报总局在柏林的话务员缺
少的话，他或许能迟一些被逮捕。导致他失败的原因，是他发送情报的话务员在布
鲁塞尔被捕。“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之后，冯·谢里哈与情报总局合作似乎没了往
日的热情，他的搭档伊莉莎·什乔贝也很难从他那儿得到情报。1942年12月，情报
总局将间谍亨里希·克年（前德国共产党代表的儿子）空投到东普鲁士，然后他辗
转到柏林以期通过什乔贝与冯·谢里哈建立起联系。他随身带着向莫斯科发送冯·
谢里哈情报的无线电发报机，他还有一张冯·谢里哈1938年从情报总局领取数额为
6500美元的收据——若冯·谢里哈拒绝的话，这就是恐吓的把柄。德国安全机构对
此作出了十分符合逻辑的结论，克年的使命证明了“莫斯科认为谢里哈的工作具有
重大意义”。9 月盖世太保逮捕了伊莉莎·什乔贝，并等着克年与她接头，果然，
此事一个月后发生了。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小组是情报总局在西、中欧间谍网的一部分。德
国中央安全局称之为“红色乐队”（一些文章误译为“红色御夫座”），向莫斯科
发射密码文件的话务员被称作“音乐家”，“指挥”是利奥波德·特雷伯。特雷伯
后来说，1941年11月12日，布鲁塞尔的一名“音乐家”将舒尔采一博伊金小组有关
希特勒“蓝色”战役开始的情报发往莫斯科——此次战役就是一年之后对斯大林格
勒的战略进攻：
“第三号计划，目标——高加索，第一阶段预计在11月份进行，但要到1942年
春才能实现。5月1日前部队应布置完毕……具体内容晚些时候通知。”
据德国情报部门的评价，特雷伯的情报给德军带来的损失与舒尔采一博伊金小
组最重要的情报所带来的损失不可同日而语。特雷伯后来说，1942年 5月12日，他
的一个信使带给莫斯科“一条十分重要的有关进攻的情报”。这样特雷伯的回忆就
与苏联的材料不符了。关于“蓝色”战役的第一批材料是从一架被击落的德国飞机
上（1942年6月19日）上获得的。但6月26日，斯大林宣布他不再相信有关“蓝色”
战役的一个字，并责备情报机构上了这么明显的假情报的当。两天之后“蓝色”战
役开始，德国人在从库尔斯克到北顿涅茨的广阔战线上展开了攻势，这再次使希特
勒重新燃起了1942年底前战胜俄国的曾失去过的希望。
1942年，德国的无线电测向仪测出了“音乐家”的位置，这之后“红色乐队”
就逐渐减少了活动。特雷伯本人是1942年12月 5日在巴黎一家牙科医院的治疗椅上
被捕的。据后来一名反间谍机构的军官说，特雷伯“开始惊呆了，然后用流利的德
语说——干得太棒了”。后来他同意为盖世太保效力，这样就成了一个双料，或许
还是一个向莫斯科发送带有预警的伪情报的三栖间谍。引人注目的是，1943年他逃
掉并一直隐匿到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