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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力助手，不仅可以接触到财政部所有秘密文件，还有可能看到一些来自其他国
家机关的秘密情报。
从1941年起，毕业于瓦萨大学、住在纽约的伊丽莎白·边特丽小姐开始担任西
尔维马斯特小组的联络员。她在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住过一年，笃信共产主义，
并在1935年加人美国共产党。1938年，她被劝说停止与共产党的公开联系，以保守
分子的对外形象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她的上司、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杰科勃·戈
洛斯也是一名乌克兰籍犹太人，以“吉米”之名闻名于他的下属。他破坏了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规矩，引诱了自己的部下伊丽莎白。后来边特丽借用米尔斯和布恩的话
语来描述她和戈洛斯在纽约暴风雪之夜的罗曼史：“他用手轻抚我，我抬眼看他，
突然被他紧紧抱住。然后他吻我的嘴唇。时间好像停滞不动，然后我感到自已飘向
那无穷无尽的迷离恍熄的黑暗中。长夜过后，边特丽和戈洛斯相拥坐在他的汽车里，
抬眼望去，是一生中最美丽的朝霞。”但戈洛斯之后的一席话却多少破坏了些浪漫
气氛。他说，“他刚刚的行为已破坏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规定，规定禁止我们结交
过于亲密的朋友，更不用说相爱了，按共产党员的要求，我们之间不应有现在这样
的感情。”
受戈洛斯愚蠢榜样的鼓舞，边特丽也把友谊与间谍工作混为一谈，而且她做得
使莫斯科中心也大为震惊：她把精心挑选的圣诞节礼物——从香水到内衣都送给了
同事、而且这些都是用公款买的。l943年当戈洛斯死后新任头目准备严密加强安全
措施时，她满怀遗憾地回忆起“过去那些像好朋友那样工作时的美好时光。”
但小组中的其他一些间谍不遵守地下工作规定的行为甚至让边特丽也感到不安。
约翰·朱利乌斯·约瑟夫战时曾在战略局当间谍，1942年被招募。“他好像根本就
不善于遵守地下工作的规矩”。他经常干那些让我们不安甚至疑惑不解的事情。比
如，有一次当人们告诉他文件应烧毁或扔到厕所，而他却把一叠正烧着的文件塞进
抽水马桶——结果坐垫被烧着了。前来察看房屋破损情况的房主对此感到费解，从
住宅出来时边走边低声嘟喀着：“简直无法想象，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战时美国对苏联在华盛顿猖撅的间谍活动漠不关心，所以上述这些破坏保
密制度的举动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伊丽莎白·边特丽每两周去一趟首都，她带去的
情报越来越多。起初的情报不过是几页复述秘密材料内容的打印纸或是几份重要文
件的复印件。那时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将秘密材料带到他家中——西北35大街第
5515号住宅。在这里，他和他妻子每晚再把材料拍到微型胶卷上，并自己冲洗出来。
当时，有三四卷胶卷（每卷35张）就足够了。可到了1943年春，边特丽每两周都要
在手提包中装上40卷这样的胶卷送走。
每卷胶卷都附有胶卷内容副本，因为时常会发生个别胶片报废的现象。内务人
民委员部为了不因大批的购买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就亲自为西尔维马斯特提供微缩
胶卷。的确，如果他自己购买，不仅很麻烦，而且对战时的平民来说从经济角度也
是件不可能的事。由于商品紧缺，内务人民委员部有时提供的胶片不合适，感光性
能差，拍照文件十分困难。“如果他们不能保障必需用品，我们如何正常工作呢？”
——西尔维马斯特问边特丽，——“也许国家的‘租借法案’出了什么毛病？”西
尔维马斯特这一具有挖苦意味的推断，指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急于以其它借口得到
美国的帮助，以便于它在美国本土进行间谍活动。事实上，这一推断也并不是荒唐
无稽的。1944年。在与美国军事委员会驻莫斯科长官会见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
局局长帕维尔·菲京和他的助手安德烈·格拉乌尔就曾要求“美国人提供一切现有
的有关照像技术和使用轻便设备对秘密微缩胶卷进行显影的技术信息”。
尽管存在技术上的难题，可伊丽莎白·边特丽每次带到华盛顿的来自西尔维马
斯特的情报，用她的话说“数量惊人”。1944年 3月，她又成了另一个小组的联络
员，该小组由八名政府职员组成，领导人是那时在军事工业局统计处工作的维克多
·彼尔罗。后来边特丽又列举了11名既非西尔维马斯特小组又非彼尔罗小组的政府
职员，他们从国家专案文件中搞到了大量情报。边特丽认为，西尔维马斯特“最能
产的信息源”是五角大楼。据她不公开的个人看法得知，这个小组提供了“所有的
有关飞机生产情况、向作战地区和国外派遣飞机的计划、技术性能、许多新机场秘
密建设情况的情报”。
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打人美国情报部门十分满意。伊丽莎白·边特丽
后来点到了战略情报局总部（战时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七名工作人员的名字——他
们也同时在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而要从被破译的苏联无线电通信资料来看，恐
怕人数会更多。在他们中间，大概最重要的要数内战时罗伯特·利将军的后代敦坎
·恰普林·利、牛津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罗德萨和纽约“威廉·约翰·多诺万公司”
（恐怕只是个幌子）优秀的年轻律师。1942年，多诺万当上战略情报局的头子，他
很快就将公司的律师利作为私人助手调到身边。戈洛斯“对利提供的情报评价很高”，
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总的来说，美国战略情报局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况要
比内务人民委员部了解它的少得多。
苏联间谍对战略情报和罗斯福行政机构的渗透使多诺万也无法大规模地反对内
务人民委员部。1944年11月，多诺万从芬兰人手中买到了一本有烧痕、长达1500页
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密码本。刚开始，一些在华盛顿的苏联间谍担心会露了马脚。伊
丽莎白·边特丽回忆说，当时，罗斯福的行政事务助理、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波
奇林·卡里急忙跑到乔治·西尔维曼小组，“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美国人很快就会
破译苏联人的密码”。不久边特丽就弄清了真相。多诺万不愿冒险，也没有把买密
码本一事汇报给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了纽斯。但战略情报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
谍把此事汇报给了国务卿，斯退了纽斯就说服总统，说绅士不应看盟友的信件。于
是命令多诺万将密码本还给俄国人。对此多诺万一直认为是最大的遗憾。然而他把
密码本交给菲京时，隐瞒了真实意图，并说“作为诚实的盟友，当看到密码被出卖
时，不得不把它买了下来”。
“多诺万将军想让菲京将军知道，他们虽然没有研究过手头上的这份材料，也
无法对其进行估价，然而根据推断，他们认为这些材料对苏联意义重大”。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菲京对多诺万在这次“十分重要事件” 中的行动表示他
“真诚的谢意”。应菲京的请求，多诺万把略有烧痕的密码本交给了苏联驻华盛顿
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而使馆其他任何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菲京并没有被多诺
万“盟友般的忠诚”所欺骗。但却为罗斯福和斯退了纽斯的幼稚大吃一惊。1945年
5月，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更换了密码。多诺万当时在退还密码
本原件时，还为自己留下了一本副本，而且在1948年前，他用这本老密码本还破译
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在战争最后一年的一些报文，也正是根据
这些报文，美国人在后来才能对战争年代的苏联间谍予以揭露。如果1944年能将购
买密码本一事瞒过俄国人，那么它对美国无线电截听的价值就要高得多了。
虽然大部分间谍战时都在西尔维马斯特和由洛小组工作，但也有几名重要人物
却是单独行动。他们中有艾尔杰尔·希斯（化名阿莱斯）。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
后，他陷入了十分复杂的境地，因为他与切姆伯斯是朋友。1939年夏到1944年 5月，
他一直是斯腾利·霍恩贝克（国会远东局政治问题顾问）的助手。“对艾尔杰尔—
—霍恩贝克后来说——我绝对信任，而且我们的看法也一致”。毫无疑问，正是艾
尔杰尔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大量材料。1942年联邦调查局对他的一项罪行进行
了短暂调查，可当他自我辩解道“只有一个我想推翻的政府——希特勒政府”之后，
调查立即停止了。
或许，内务人民委员部更希望怀特而不是希斯游离于西尔维马斯特和拍络小组
之外进行独立工作。然而由于切姆伯斯叛变带来的震动，怀特除了西尔维马斯特，
不想再与任何人打交道。
希斯战时的接头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工作人员伊兹哈克·阿卜杜洛维奇
·阿赫梅罗夫。19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出生于巴库。在美国，他以比尔·格伦
克、迈克·格林、迈克·阿达梅茨的化名生活。1938年他在华盛顿的餐馆碰到了剑
桥毕业生迈克·斯特赖特（这也是布兰特极力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的人员），当
时，“他站起身，面带热烈、善意的微笑……伸出手，十分友好地用力握我的手…
…这是个身材发胖、黑皮肤的人，厚厚的嘴唇好像随时准备开口发笑。他讲一口流
利的英语，举止轻松得体。看起来他对美国的生活很满意。”
阿赫梅罗夫在第三局的国外机构里曾引起过不大不小的混乱，因为他娶了美国
共产党领袖艾尔·白劳德的外甥女海伦·波莉。但是与戈洛斯的情况一样，这件破
坏内务人民委员部规矩的事情后来居然也就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1943年11月，戈洛斯死后，阿赫梅罗夫（化名比尔）代替他成为伊丽莎白·边
特丽的上司。很快他提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