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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大战期间加拿大竭尽所能帮助俄国人，巩固加俄友谊，而俄国人竟一直把对我
国进行间谍活动作为他们的工作之—……令人震惊的是，这与身居政府、工业部门
要职的人之间竟有如此多的联系。”
除供出在加拿大的苏军情报总局间谍网外，古琴科还提供了苏联密码系统的资
料、有关埃尔德热·希斯和加利·德克斯特·怀特间谍活动的补充情报、以及有关
阿兰·南·梅伊的情况，这些情况在1946年把阿兰送上了法庭。他还对一个化名为
埃利的英国情报人员表示怀疑，但这人一直没被发现。直到1981年，戈尔季耶夫斯
基被获准查阅克格勃有关埃利的个人档案时才弄清，这人便是列奥·朗。
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叛逃未遂事件使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行动遭受重
大损失， 其程度不亚于伊丽莎白。边特丽的叛变在美国带来的损失。1945年8月27
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土耳其活动的二号头目，以副领事身份为掩护的康斯坦
丁·沃尔科夫提出要面见英国副领事佩奇。佩奇没有答复他。9月4日沃尔科夫登门
拜访， 要求为自己及妻子提供政治避难。 这次他的愿望实现了， 并得到5万英镑
（相当于1990年的100万英镑） ，作为回报，他供认了在总部国外局英国部工作时
曾搜集重要的个人档案、文件及其他情报。他断言，二战期间苏联主要间谍中，有
两名在英国外交部，还有7 人在英情报机关任职，而且，其中一名在伦敦英国反间
谍部门担任头目。沃尔科夫坚决要求不要通过无线电、而通过外交信使向伦敦报告
他的变节行为，因为早在两年半以前，伦敦同英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的无线电密码
就被破译了。
9月 19日，菲尔比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外交邮件中得知沃尔科夫的所作所为，并
为此感到十分惊恐，因为邮件中提到了“反间谍组织中的某个领导”，也许真的言
中了，就是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写道：“那天晚上，我工作到很晚，形势需要
刻不容缓采取非常行动。”毫无疑问，“刻不容缓”的行动指的就是同鲍利斯·克
罗托夫的会面。这是菲尔比一生经历的最危险的时刻。因为沃尔科夫的叛逃很可能
获得成功，否则的话，古琴科就不会在两星期前在渥太华叛逃得手。显然，沃尔科
夫再走运一点就会挖出菲尔比，给这位“五杰”之一以沉重打击。不幸的是，驻伊
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正在休假，而临时代办先生鄙视间谍活动。没有把此事通知情
报处的地方头目西里尔·梅奇里，而此人一定会懂得沃尔科夫的重要性并会帮他达
到西方。
与菲尔比会面后不久，9 月19日，克罗托夫向总部汇报了沃尔科夫的企图。一
天后，土耳其驻苏领事馆就给两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专家”签发号护照，两
人以外交信使身份赴土。9 月22日，伦敦的苏联情报机构决定，沃尔科夫事件必须
由菲尔比亲自处理。由于路上耽搁，菲尔比到9 月26日才抵达伊斯坦布尔。按照后
来西方的说法（这是菲尔比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故弄玄虚使西方产生的误解），
“几星期后沃尔科夫被带出伊斯坦布尔”。实际上，沃尔科夫和他的妻子在菲尔比
到达两天前，就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那两名特务人员用毒药灌晕后带上了飞机。
在回忆录里菲尔比还回忆道：在返回伦敦途中，他是如何沉静自若地打着报告，
试图列举沃尔科夫叛逃企图失败的各种原因，诸如嗜酒，麻痹大意，国家安全人民
委员部的人对他的住宅窃听以及决定临时变更等。“另一种解释是有人预先警告过
俄国人会反叛——这更是无稽之谈，不能写人报告里。”古琴科叛逃后没过多久，
沃尔科夫事件的始末又搅得菲尔比心神不定。因为生怕事情捅大，于是他决定在自
己的报告中尽量贬低沃尔科夫的作用。当这份报告的副本送到总部后，莫斯科也真
的开始不安起来。
菲尔比对沃尔科夫叛逃企图所做的解释是， 沃尔科夫是个“叛徒” ，而他的
“叛徒”企图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及时发现。菲尔比急于低毁沃尔科夫提供的有
关苏联情报人员打人内部的情报，因为这些情报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菲尔比还不
厌其烦地试图说明沃尔科夫许诺提供的情报是不可靠的。他一方面说明了苏联近两
年来在破译英国密码的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一方面又对沃尔科夫不能提供详尽情报
表示惊奇。菲尔比贬低沃尔科夫价值的愚蠢想法同后来他在莫斯科写回忆录时采用
的说法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菲尔比到情报处之后第一次受到彻底失败的威胁，他
因此而惶惶不安。其实那时他根本没有被怀疑，沃尔科夫事件也没有威胁到他。直
到1951年伯吉斯和麦克林叛逃，专案文件被公诸于世后，他那些对沃尔科夫价值的
贬毁之辞倒成了指控他有罪的证据。
战后莫斯科总部在西方开展活动的最大潜在威胁，来自战争最后一年密码的安
全性失去保证。1944年，美国战略情报局从芬兰人那里搞到了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长达1500页的密码本。尽管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干预。原件
还给了俄国人，但副本还被多诺万留下了。密码本本身对西方的破译人员并无太大
意义，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给每封信函加密时，每个词甚至每
个字母均用这个本子中的一个五位数字表示，而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国外的加
密员还要在每组数字中加人从一个“粉红色笔记本”中任意选出的五位数字。“粉
红色笔记本”在莫斯科还有一个副本。如果按照总部的指示每组数字只用一次的话，
那么破译该密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战争最后一年从美、英发回的秘密情报数量
庞大，因此情报机构有时也重复使用“粉红色笔记本”。据说这名违反规定的密码
员后来被枪决了。 战争快结束时， 又发生了两起违反密码制度的事件，结果使得
1944年联邦调查局截获并破译了几份由纽约发给莫斯科的情报。伊戈尔·古琴科叛
逃后，于1945年向美透露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及情报总局运用的加密方法。
1948年，卓越的密码专家梅雷迪恩·加德纳在破译苏联密码方面取得了重大突
破。加德纳曾在美军的安全事务部工作，该部一年以后改组为武装力量安全事务部，
即1952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加德纳是著名的语音学家和密码专家。据说他
在战争期间3 个月内便掌握了日语，开始和日文电码密码打交道。1948年，他成功
地破译了战争最后一年由莫斯科总部发出及发给总部的几段密码。联邦调查局的罗
伯特·兰波见过他一面后对他的印象是：“他是个少言寡语的高个儿青年人，样子
有些笨拙，一看便知是个知识分子，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工作，生怕超出了联邦调查
局从破译情报中得知的内容。”在其后几年中，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几千份密码
文件被破译，这些文件代号为“维诺纳”。有关“维诺纳”的秘密及加德纳的破译
方法，是1948年美军安全事务部加密员威廉·威斯巴恩德出卖给苏联人的，此人于
1946年被苏联国家安全部策反。后来他被美国法庭缺席判了一年徒刑，但对他从事
间谍活动的指控却没有进行审判。因为美军安全事务部和它的英国同行政府联络总
部都认为“维诺纳”是绝密，即使不公开审理也要冒极大的风险。
莫斯科总部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维诺纳”对它的间谍网来说，是一颗具有
巨大潜在破坏力的定时炸弹。既然不清楚哪些情报被破译，炸弹何时何地将被引爆
也就不得而知了。金·菲尔比在1949年成为英情报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员后，解决
了一部分问题。梅雷迪恩·加德纳后来沮丧地回忆说，菲尔比总站在他背后，吧喀
吧喀地吸着烟斗，神情兴奋地监视着苏联情报的破译过程。直到1951年6 月离开以
前，菲尔比利用自己接触“维诺纳”的机会，及时地预先提醒总部，哪个情报人员
正面临危险。
即使是在遥远的澳大利亚， “维诺纳” 也给苏联情报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
1943年在堪培拉设立第一个苏联公使馆之前，澳大利亚基本上没有引起苏联的兴趣。
但后来，在谢苗·马卡罗夫领导下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外处很快渗透到澳大利
亚外交部。该外交部成为苏联获取英澳两国机密文件（包括总参谋部的机密文件）
的重要来源。其间有两名马卡罗夫的重要情报人员就是因“维诺纳”被发现的。
1948年初，军情五处的一个工作小组来到澳大利亚调查有关苏联情报人员渗透
的事件。当时由珀西·西里多任组长，成员包括未来的组长罗杰·霍利斯。为了保
住情报来源，他们在堪培拉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是从在苏联情报部门卧底的英国间
谍那儿得到消息的。外交部第一个被“挖出”的是吉姆·希尔，根据“维诺纳”查
明了他的代号为“旅行者”，他的兄弟是一名共产党员，律师。在“维诺纳”的帮
助下调查人员确定了希尔发往俄国的电报编号，这样就可以证明他有罪。这次的截
获成功也导致了另一名代号为“布尔”的间谍的暴露，他是一名共产党外交官，吉
姆败露之后他由外交部去了联合国，之后在布拉格请求政治避难。冷战期间，苏联
对澳大利亚内政外交机关的渗透未能重整旗鼓。1954年叛逃的驻外克格勃头子弗拉
基米尔·彼得罗夫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他领导的间谍组织取得的成绩微乎其微。
西方情报人员复员，苏联间谍叛逃及“维诺纳”的成功破译给苏联情报工作带
来了巨大损失，并在两个相关领域里，使莫斯科总部陷入极大的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