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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希腊和塞浦路斯的间谍机构，其反犹太人组织的活动
比在英国具有更大的意义。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同事们，甚至包括一些最具文化素养、
头脑健全的人都盲目地相信关于犹太人受西方资本主义控制的种种阴谋理论。反犹
太人的偏执思想在斯大林晚年进一步滋长，国家安全部的行动带来了无可挽回的失
误，并一直“蔓延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
第十一章 斯大林之后的冷战时期
（1953——1963）
政治局委员们满面愁容地站在安放着斯大林遗体的灵枢旁，他们中的不少人此
时就开始担心，贝利亚会利用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人的巨大权力谋取领袖的宝座。但
他们心里都明白，每个人都有一顶大帽子在贝利亚手中捏着，所以大家都犹豫不决，
不敢反对他。每个政治局委员都一清二楚地知道贝利亚已给他们建立了一份足以使
他们身败名裂的个人档案。
贝利亚很快巩固了自己在内外安全事务中的权力。他任命内务部自己的老部下，
忠于他的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中将为国外局局长。此人对情报工作
毫无经验。拿叛逃人员彼得·杰里亚宾的话说，“如果不向贝利亚征求意见，他就
寸步难行”。在贝利亚执意要求下，里亚斯诺伊把大部分国外间谍召回总部开会。
为此他俩曾受到指责， 因为同时把所有间谍召到莫斯科无异于让他们在众人面前
“亮相”。贝利亚还命令大规模改组东德内务部的间谍网。据当时在国外处德奥部
工作的杰里亚宾估计，大约有800 名在东德内务部的情报人员被召回。1953年6 月
17日东柏林爆发了自发性起义，这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内首次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严
重挑战。为了镇压此次起义，两个苏联坦克师被调往东德。起义中21名示威者死亡。
在莫斯科总部（也可能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都把未能将起义镇压在萌芽之中归
咎于东德内务部改组引起的混乱。据杰里亚宾讲，德奥部的人认为贝利亚任命的卡
尔斯霍斯特负责人法杰伊金将军明显不称职。
贝利亚一得知发生在东柏林的起义就飞往出事地点展开调查。但他身在柏林却
一直关注着莫斯科自己的对手。当他得知主席团会议将不在预定时间召开时，马上
打电话给主席团秘书处要求解释。尽管他被告知议事日程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均不需
要他亲自到会，他还是立即飞回了莫斯科。在主席团会议上贝利亚对东德形势做了
恬不知耻却又十分精确的估计。未来的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作为列席人员参
加了会议，他认为贝利亚“讲起话来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笑口气”
“民主德国？它是什么货色？它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国家——完全靠苏联军队
维持着，尽管我们也称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对于主席团其他成员来说这显得太过分了。“我抗议以这种态度对待友好国家。”
莫洛托夫火了。其他发言者也都热烈响应莫洛托夫。“我们所有人都被这种狂妄的
政治举动震惊了，”——葛罗米柯回忆道。
离道报应的日子屈指可数，尽管贝利亚丝毫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把贝利亚
搞下台的阴谋以尼基塔·赫鲁晓夫为首，在最初阶段支持他的有国防部长布尔加宁
及其副手朱可夫元帅。他们保证武装力量支持他的行动。仅仅5、6两个月，赫鲁晓
夫就把接替斯大林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格奥尔古·马林科夫拉到了自己一边。从自己
的一个助手谢尔盖·科鲁格洛夫那里赫鲁晓夫也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主席团特
别会议定于6 月26日召开。赫鲁晓夫兜里揣着手枪来到会场。据他自己不很谦虚的
说法：“贝利亚落座后，懒洋洋靠在座位上，开口问道：‘哎，今天议程怎么安排
的？为什么这么突然地就决定召开会议？’我的脚在桌下踩了马林科夫的脚一下，
对他耳语道：‘开会，然后让我发言。’马林科夫脸色苍白，我看到他连嘴都张不
开了。于是我便站起身来说道：‘今日的日程只讨论一个问题：帝国主义代理人贝
利亚的反党分裂行为。现建议撤消他中央委员和主席团委员职务，将其开除出党送
交军事法庭。大家是否同意？” 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人先后发言批评贝利亚。在正式就赫鲁晓夫的提议进行
表决之前，马林科夫按动了桌下的一个按钮。朱可夫率领一队全副武装的军官闯进
会场，逮捕了贝利亚并把他押出了会议室。在贝利亚的提包里发现了一张纸，上面
用红笔写了两个字“警报”，他曾希望用此求援。由于担心内务部的军队营救自己
的上司，朱可夫调了两个师进驻莫斯科，一个坦克师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必要时
能够将内务部部队的行动平息下去。几天以后内务部的官员们才被告知：贝利亚被
捕了。 对不少人来说贝利亚垮台的预兆首先表现在他的挂像消失了。7月初，当时
14岁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正在乌克兰度假，他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他父亲是内务
部教育局的一名上校），信上说：“昨天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们上司的画
像被摘了下来。”几天以后第二封信到了：“头儿被捕了，进了班房。”
贝利亚被捕的消息是7 月10日正式宣布的。赫鲁晓夫领导了政变，现在他成了
领导层中的主要人物，尽管官方还称它为集体领导。9 月他当上了党中央委员会第
一书记。9月24日宣布，最高法院认定贝利亚和他的6名部下（他们中包括梅尔库洛
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过去的负责人，杰卡诺佐夫——国外局前领导）有罪，
原因是他们参与旨在“复辟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政权”的阴谋。贝利亚最令人
发指的罪行是大屠杀，因为担心影响今后的统治，这些罪行未被提及。在有关他被
判死刑的报道中含含糊糊地提到他“道德败坏”。在秘密审理贝利亚的过程中最高
法院被告知，在贝利亚的一个警卫那里发现一张写有4 名妇女姓名及电话的纸片。
这是几百名被拖到贝利亚住处被他强奸的妇女中的一部分，他们中间还有年仅16岁
的小姑娘。
贝利亚罪名中最大的一条要数他同英国情报部门的合作。而法庭上提供的他同
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的唯一证据来自他的个人档案， 据说档案显示国内战争期间
（1919年）他在巴库为民族主义木沙瓦特分子统治的反间谍部门工作，而当时这一
地区由英国人控制。贝利亚案件的一名证人后来承认，在那份个人档案中没有任何
谈及交给贝利亚的任务及他如何完成任务的内容。但有关审理贝利亚的官方消息说，
从1919年“一直到被捕，他非但没有停止而且还扩大了同外国间谍机关的秘密联系”。
这样，贝利亚步30年代受绞刑的亚戈达和叶若失后尘，成为第三名被指控为替英国
情报部门工作并被绞死的克格勃领导。
6 月26日贝利亚被捕后，他过去的副手、后来站到阴谋分子一边的谢尔盖·科
鲁格洛夫接替他内务部部长职务。这时前国家安全部仍隶属内务部。贝利亚提拔上
来的国外局局长里亚斯诺伊被撤职，不久后失踪（虽然有可能在劳改营的某个地方）。
斯大林死后，莫洛托夫重新出任外交部部长。也许由于他的建议，外交官亚历山大
·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亦称潘友新）担任了国外局局长职务。莫洛托夫希望恢
复情报委员会创建时他对对外侦察工作的特殊影响力。1947——1957年帕纽什金任
驻华盛顿大使，这期间他还担任过驻北京的大使。帕纽什金不仅在情报委员会活动
期间是合法的驻华盛顿间谍头目，而且在1949年间谍头目格奥尔吉·索科洛夫被召
回的一年间直接领导了情报工作。一个后来的叛逃者回忆说，1953年帕纽什金还是
个很朴实的人，不自命不凡、追名逐利；他高个儿，略微有点瘦，背稍驼，像矿工
和工人一样有一张褐色面庞。这是他在军官之家的礼堂里给国外局的同事们留下的
印象。当时任某党组织秘书的彼得·杰里亚宾在军官之家门口迎接他，并把他引到
主席台上，同科鲁格洛夫和他的副手伊万·谢罗夫及其他党组织的书记们坐在一起。
科鲁格洛夫宣布了对帕纽什金的任命。接着帕纽什金简述了在此之后他们从事的工
作，并建议大家提问。与会者被那种相对比较随便的气氛惊呆了，大家都默不作声，
会议就此结束。
尽管帕纽什金过去曾是一名外交官，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内务部在国外的行动全
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事实上，帕纽什金亲自从总部指挥的首批行动中，就包括收
买西德的乌克兰移民领导人即“莱茵”行动。在此之前的一代人在“托拉斯”行动
中曾成功地收买两名白俄罗斯移民领导人——库捷波夫将军和米勒将军，但后来两
人都没能被引诱回到苏联。冷战初期，苏联在周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类似的颇为成
功的行动，但后来便开始清除那些更有影响力的移民领导——西德劳动人民联盟的
负责人。第一个被认准的牺牲品是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奥科洛维奇，对他的
杀害如同其他国外暗杀活动一样，是经过主席团直接批准的。帕纽什金亲自监督内
务部暗杀小组组长尼古拉·霍赫洛夫的准备工作。霍赫洛夫的手下包括米哈伊尔·
鲁巴科——苏联桑勃式摔跷冠军，3 次获苏联手枪射击冠军的戈德列夫斯基中校。
暗杀用的武器是一支装在烟盒中的手枪，它带有电动扳机和消音器，子弹经过氰化
钾处理。这种枪是内务部（国家安全部）秘密武器实验室搞出来的。但霍赫洛夫却
比斯大林时代的杀手们更谨慎些。他所熟悉的几份西德劳动人民联盟刊物几乎使他
确信：该向奥科洛维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