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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成功地使瓦萨尔相信，他非常喜欢他们在高级宾馆中“多次有趣的谈话”。他努
力让瓦萨尔在经济上离不开他。他给瓦萨尔钱，使他能大大方方地住在海豚公园街
的豪华套房里。
当波兰的一名叛逃者米哈尔·戈列涅夫斯基，向情报处和军情五处交代了有关
乔治·布莱克的情况之后，罗金作为间谍头目在伦敦的第二个任期也突然结束了。
1961年4 月，根据英国情报机构的指示正在黎巴嫩学习阿拉伯语课程的布莱克被召
回并逮捕。罗金也匆匆飞回莫斯科，否则他可能永远回不去了。布莱克被判处42年
的最高刑期，但6 年之后由于爱尔兰共和军的一名恐怖主义分子和反核运动的两名
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他被释放。1962年瓦萨尔暴露后被判18年监禁，但他只服了10
年。军情五处的工作人员在他房间的暗柜中发现了用来复制文件的微型照相机和拍
摄在35毫米胶片上的176份秘密文件。
罗金的第二次伦敦之行正赶上科农·特罗菲莫维奇·莫洛德也在英国。莫洛德
是克格勃最有天才的间谍，他的工作完全独立于驻外间谍机构。莫洛德1922年生于
莫斯科一个著名学者家庭。7 岁时母亲送他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姨妈家生活。在那里
他开始念小学。1938年他没有获得美国国籍就回到了苏联。战争期间在内务人民委
员部供职。1954年莫洛德用一张假护照来到加拿大，在那里搞到一张芬兰裔加拿大
人的出生证，并改用戈尔东·阿诺尔德·朗斯代尔这个名字。1955年他以加拿大公
民朗斯代尔的身份来到伦敦，报名参加了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国家研究院举办的汉
语学习班，用克格勃的资金开办了私人企业，成为几家专门出租乐器。玩具、和商
用自动装置的公司的老板。10年后他回到莫斯科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学习语言并
没占去他很多时间，因为他的汉语已掌握得相当好，只是瞒着老师和同学而已。他
的同学中有很多西方情报工作人员，莫洛德进培训班就是为了策反这些人。后来在
总部和人谈话时，他只爱回忆他一个同学的话：“戈尔东，在这儿除了你我，大概
都是间谍。”莫洛德把自己企业的成功引为骄傲，他曾给戈尔季耶夫斯基看过他的
一家电子锁公司的照片。1960年这种锁在布鲁塞尔国际发明家协会组织的展览会上
获金奖。很快莫洛德的间谍活动已经不需总部补贴，尽管他还必须付给自己手下的
间谍大量经费，但仍然给克格勃带来了巨款利润。后来莫洛德在与一名苏联记者谈
话时说，“我想请你注意：我们四家公司的所有周转资金和利润（价值几百万英镑）
在我的经营下每年翻番，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财产’。真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
莫洛德对待自己的英国间谍简直厚颜无耻，这似乎是冷战期间克格勃职业间谍
头目们的一大特点。
“间谍头目，又称‘上司’，他们招募间谍（按我们的说法叫‘帮手’），根
本不像是在“发展自己的力量”，简直就是买一些他们需要的情报……而间谍的手
脚一旦被捆住，就无法逃脱。如果一个间谍具备以下条件就是个好间谍：例如在军
队机构供职，职务不高但很关键，能够接近机密；本人升迁无望，是个失败者（比
方说，因为得病失去了“美好年华”，没有念完总参军事学院）；喜欢喝酒（这笔
开销可不小！），爱女人（这也不会少花钱！）；对本国政府持批判态度而对招募
者的政府怀有好感。”
莫洛德承认间谍有“良好的思想基础”便是最好的。但遗憾的是像“五杰”和
乔治·布莱克那样的思想进步的间谍，在战后的英国少而又少：“英国人普遍不问
政治，他们对谁是自己的领导人，他你把国家引向何方根本不放在心上，也不关心
‘欧共体’的前途，他现只对自己的工资、工作和妻子是否满意感兴趣。”
莫洛德甚至不知羞耻地认为，间谍不能有专注的感情，只能满足于沾花惹草：
“间谍离不开女人，但也不能与女人终日厮守。我的一位同事在吃尽苦头后就是这
样做的。经常有年轻姑娘从法国来英国进行语言实习，这就叫来‘配对’……她们
的最大好处就是只呆3 个月。他常同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士们招摇过市。三个月后只
需互相说一声：‘拜拜，我亲爱的姑娘”，“再会，先生！”一些小礼物，如大衣、
戒指一类通常是对这段美好时日的纪念。”
在谢罗夫领导期间及此后一段时期，莫洛德的这种态度在克格勃是非常典型的。
谢罗夫坚决反对在实际情报活动中使用妇女。他认为妇女只能用作诱饵或仅仅用于
招募其他女人。严重的偏见也使他反对在办公室中任用妇女。尽管有雷布基娜等几
名声名显赫的妇女在第一总局任领导职务，谢罗夫仍坚决禁止招募妇女从事间谍活
动，这个禁令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莫洛德同他的大多数克格勃同事一样，
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犹太人也有成见。1964年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当时在C 局负责
文化工作的戈尔季耶夫斯基给他搞到一张莫斯科“罗曼”茨冈人剧院戏票。几天后
莫洛德在走廊里碰到戈尔基耶夫斯基，气愤地问他：“你跟我搞什么名堂？你告诉
我那是茨冈人剧院，我去了——可那里全是犹太人。”
好像是命运的捉弄，莫洛德在伦敦6 年期间的技术保障由一对来自美国的犹太
夫妇莫里斯和洛拉·科恩负责。他们就是彼得和海伦·克罗格尔。在美国时他们加
人罗森堡的小组，以旧书商为掩护身份，而且生意做得很红火。1961年，军情五处
和政府专门机构进行刑事搜查时，在伦敦郊区的科恩夫妇家中，发现一架藏在厨房
地板下的发报机，其功率足以把信号传到莫斯科；一台用来收听莫斯科高频广播的
短波收音机；藏在手电筒和打火机中的密码本；装在粉盒的微型计算机装置以及用
于通讯的其他附件；炉子底下的罐子里还发现了用于快速拍发“莫尔斯”电码的磁
铁氧化物，几千英镑和美元，大量通行证和7本护照。
在莫洛德控制下、由科恩夫妇提供技术保障的英国间谍中只有两个人被起诉—
—加利·哈夫顿和他的情人埃特·朱。莫洛德回到莫斯科后写道，绰号为“老将”
的哈夫顿完全按英国间谍的老一套行事。他在波特兰的水下武器总局作职员，有在
档案馆工作的埃特·朱的协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到有关对潜水防御和核潜艇方
面的情报。军情五局从中央情报局在波兰安全局工作的间谍米哈尔·戈列涅夫斯基
那里得到的有关哈夫顿的情报中发现了莫格德的踪迹。哈夫顿出狱10年后所写的回
忆录雄辩地证明，莫洛德如何欺骗了他。莫洛德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
他认为像哈夫顿这样的间谍是一群倒霉鬼。哈夫顿幼稚地认为（如同瓦萨尔回忆起
他同罗金的首次会面一样），“他们第一次见面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尽管哈夫
顿也曾对从事间谍工作感到后悔，但他也承认他是迫于压力才开始干的；在同莫洛
德热诚的友谊影响下他付诸了行动，他也喜欢这种工作，因为“我们被一种真正的
同志情谊团结在一起”！虽然莫洛德在性方面很开放并有不少情妇，但他还是说服
了哈夫顿，“同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能推心置腹”。
1961年，法庭判处莫洛德25年、科恩夫妇ZO年、哈夫顿和朱各15年监禁。1964
年莫洛德通过交换人质被释放。克格勃未作任何努力以便其他人也能获释。当然也
有几个莫洛德的间谍没有被揭穿。莫洛德在回忆录中强调，他从波尔顿一达乌纳的
细菌研究中心（他称之为细菌战中心）得到信息是公正合理的。他的附有评论的回
忆录在菲尔比帮助下准备交由第一总局复核，其中有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即莫洛
德在波尔顿一达乌纳的主要任务在于阻止纳粹分子实现他们疯狂的计划一向英国传
播鼠疫新疫苗，然后嫁祸于克格勃：“有什么能比粉碎狂热分子企图制造毒药和细
菌加害人类的计划更高崇的工作呢？”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实莫洛德的意义，那就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第一总局工作期
间，他是唯—一个被列人第一总局荣誉室侦察英雄名录中的战后间谍。莫洛德1970
年去世，他是由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持续饮酒而丧命的，年仅48岁。盛放尸体的棺
材停放在捷尔任斯基俱乐部的休息室中。他的同事们把他得的众多的奖章用天鹅绒
做座垫陈放着。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亲自到场以表示对这位肃反工作者的
高度重视与评价。但是莫洛德的荣耀也引起了其他克格勃间谍的嫉妒。一位在西德
工作了15年和他年岁差不多的间谍曾苦恼地向戈尔季耶夫斯基抱怨：“莫洛德不怎
么样。他把事情搞糟了，而为了救他付出的代价可不小。我干了15年没出过一点差
错，可还是无名小卒一个！”
苏联间谍在法国暴露的人数比在英国少，但工作开展得并不逊色。1966年以前
因为北约总部设在巴黎，莫斯科总部对其尤其关注。打人北约内部的苏联间谍之一，
乔治·帕克就是1944年在阿尔及尔被首批招募的。帕克战后曾在第四共和国几个部
任办公室主任和顾问。1958年底，在戴高乐将军出任总统的第五共和国建立前夕，
帕克开始专门负责国防问题。在后来的4 年中他一直被获准接近秘密军事文件。他
起初在法国参谋部，然后在国防研究所，后又到北约总部工作。他同最后两任上司
尼古拉·利先科和瓦西里·弗拉索夫每周见面两次，把有关巴黎周围几个目标的文
件交给他们。他所提供的文件全是北约的西欧防御计划。他们还一直使帕克相信，
他的活动直接影响着苏联政治。帕克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