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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晨的气势面前，杨小翼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低头。不过，她心里是不服气的，刘伯伯确实向妈妈行了军礼。
刘世晨冷冷地看了看杨小翼的脚，指了指她脚上的皮鞋，冷冷地说：“你瞧瞧，这班上谁穿皮鞋的？只有你这个资产阶级小姐。”
说完刘世晨带着人走出了教室。
杨小翼感到无地自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剥削。暴力。专政。这些都是她刚刚在干部子弟学校学的词汇，虽然似懂非懂，但她清楚“资产阶级小姐”是不好的，这个词代表电影里面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令人作呕的女人。
春天的时候，新政权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
杨小翼一星期前已知道了这消息。是刘世军告诉她的，刘世军说，那将是一次公判大会，解放军会当着老百姓的面，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地枪决。
刘世军说这话时非常兴奋。他用手当枪，对着远处，叭叭地打了几枪。他说：
“一颗子弹击中脑子，你想想，脑袋会是什么样子？”
杨小翼看过一些电影，电影里经常有死人的场面。根据这些经验，她的眼前浮现出脑袋被子弹击中后血流如注的想象。奇怪的是，她竟然没有感到害怕，好像这一切也如电影一样是不真实的，只是一出戏。
“脑袋会从中间裂开来，然后脑浆飞进而出。”刘世军的脸上有某种奇怪的幸福的表情，“也许开裂的脑袋会在空中飞一段路程。”
杨小翼傻笑起来。她觉得刘世军像在说书。城隍庙的说书先生说的都是历朝历代英雄好汉的故事。那些故事里经常出现这样的细节。她记得范嬷嬷不让孩子们去听那些故事，她说，那是魔鬼的故事。
公判大会那天，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一起去观看。那天，原三民主义广场——现在叫民主广场前面人山人海，场面沸腾，其盛况比过年看烟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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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多。那些队伍排得整齐的观众是由政府各部门和学校组织来的。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是自己偷偷跑来的。他们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好不容易才挤到前面。刘伯伯坐在主席台上，他的左右都是军官。那些“反革命分子”低着头，挂着写有他们名字的巨大的牌子，牌子把他们的上半身完全掩盖了，他们的名字上打着一个大大的红叉子。
一会儿，刘伯伯开始讲话，他讲述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理由和伟大意义。台上的那些“反革命分子”，脸上毫无表情，他们的脸像是蜡做的，显得脆弱而虚假，好像灵魂早已不在他们的身体里。只有他们的眼睛才透着活气，因为他们的眼睛里面遍布着惊恐，惊恐让他们有了一种遥远的气息，好像他们早已置身于这欢乐的现场之外。
有人开始宣读他们的罪状。人群屏息倾听，现场一下子安静得出奇。这些“反革命分子”大都是特务，或蒋介石政府的高官，或地方权绅，或战犯。他们的罪行是触目惊心的，罪状大都涉及到杀人等种种霸行。那个宣读的人在一些细节上描述得十分仔细。这些可怕的细节像一把刀子一样戳破了眼前的和平气息，让杨小翼害怕。
这时，杨小翼认出了他。他是个医生，经常受范嬷嬷的邀请到慈恩医院来出诊。他站在第一排的最左边。她不知道他的名字，每次做弥撒，他都会来。做弥撒的时候，慈恩学堂的孩子就成了唱诗班的成员，他们站在教堂的讲台上，随着仪式的进行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演唱。他总是坐在教堂最前排的左侧，就像他此刻在审判席上的位置。只要唱诗班唱到“因他降世，亲历死地，现今荣耀无比”时，他就会流下泪水，然后，跪在地上进行祈祷。他是最热心的教友，每次仪式完毕，他都会走上台给唱诗班的孩子分发糖果，或拥抱他们。那时候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仁慈，好像他就是上帝的化身。孩子们看到他都很高兴，因为他总是那么慷慨。
杨小翼久久地凝视着他。此刻，他的眼神同他们一样，暗淡无光。杨小翼不知道他因何站在那里。那人开始宣读他的罪状：革命期间曾有党的地下工作领导人受伤后到他所在的医院救治，被他出卖了，领导人不幸被国民党枪决。宣判书还说，那人的儿子是国民党军官，现已逃往台湾。这样的指控令杨小翼心惊肉跳，他竟然是一个干出如此险恶之事的坏蛋。那一刻，她感到自己小小的心灵被某个奇怪的梦境所控制。
她不知道那个宣读的人是何时结束的，当她回过神来时，广场上的人正在欢呼。枪决已正式开始。一排军人已站在那些罪犯的身后，端起了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勺。刘世军描述的情形真的出现了。但语言和现场是有区别的。当看到脑袋被击碎时，杨小翼感到恶心直冲喉咙。
那天，刘世军一直在同她谈清算问题。刘世军说，新社会就是要把旧社会的坏蛋一个个抓出来，得到应有的惩罚。只要在旧社会做过坏事的人。人民就不会放过他，就要把他放到人民的审判席上审判。说这些话时，十三岁的刘世军的口气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在握的。
杨小翼对此不是太懂，但她却因此对自己的身世担忧起来。她想起外公，他也是个医生，并且还开了一家医院，他算好人还是坏人？妈妈也曾是教会的医生，和革命似乎没有任何关系。这样一想，她开始感到恐慌，如果要清算的话，她也将深陷其中。
那天，刘世军带着杨小翼在西门口的郊外闲逛。杨小翼看到春天的农田开满了细小的野花，或黄色或浅紫色地点缀在杂草间，但她无心欣赏春天的美景，她忐忑不安地问刘世军，开了一家医院的医生是什么成分？刘世军想也没想，便铿锵有力地回答：
“是资本家。”
杨小翼大吃一惊。她有点不敢相信。在她那时候的意识里，资本家面目丑陋，都躲藏在阴暗角落瑟瑟发抖。她不能想象外公和资本家联系在一起。她着急地问：
“你在同我开玩笑吗？”
“千真万确。”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她突然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外公肯定不是革命者，她唯一能希望的是妈妈是个革命者，因为人们似乎无权追究一个革命者的出身。她曾问过妈妈，你是革命者吗？妈妈不理她。妈妈总是这样，习惯于在这样的问题前沉默，说出的往往只是事实的，极小部分。她不指望妈妈会告诉她什么。
刘世军曾告诉她很多地下工作者的故事。她觉得妈妈的形象完全可以演义成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妈妈一个人带着她。妈妈有时候经常外出，一个月不归。妈妈身上有一种令人费解的神秘的东西。也许妈妈真的是革命者。
然而，她心里清楚妈妈不是革命者，她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人，一个普通的医生。她进入干部子弟学校完全是因为刘伯伯的帮助。
那天，杨小翼回家的时候，看到刘伯伯的吉普车停在家门口。看到吉普车，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她真的就哭了。这哭是踏实的哭，这哭让她顿觉轻松，刚才的压力一下子消失了，就好像她重新出生了一次，变得干净而纯正。这种自我想象让她如饮甘泉，无比美妙。
邻居对杨小翼侧目而视。她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目光。杨小翼哭完后，没有马上进屋，而是爬到了吉普车上。刘伯伯的驾驶员是一个和善的胖子，姓伍，黑脸，肿眼泡，不说话时十分严肃，但一说话整张脸就笑得打皱，那皱纹像水波一样一圈圈地荡开来，蔚为壮观。他从战争年代起一直跟着刘伯伯，是刘伯伯的专职驾驶员。他穿着军装，但军装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儿英武之气，倒像个和善的农民。伍师傅见杨小翼上车，问她想不想去附近兜一圈。她点点头。伍师傅发动汽车，缓缓向小巷口开去。在那一刻，她的心里有一种泰山一样的安稳感，好像她生命的根基因为刘伯伯而更加扎实。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血统纯正。
那天晚上，杨小翼噩梦连连。她的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个被枪毙的男人的脸，后来那张脸像一只鸟一样飞翔而去。从噩梦中醒来，她的意识里还留着对那人的同情的残痕，她因此很迷惑，坐在床上，双手合十，像过去对上帝所做的那样，为那男人的灵魂祈祷。
有一天晚上，好久没来的范嬷嬷突然来到杨小翼家。
范嬷嬷是妈妈的好朋友，以前她经常来杨小翼家串门。从她们的聊天中，杨小翼了解到范嬷嬷是慈恩学堂的恩主。范嬷嬷的先生早先是上海开银行的，所以范嬷嬷和外公是旧识。后来她的先生得肺结核死了，他们没有子女。范嬷嬷相信先生一定去了天国，她必须去天国和先生见面。她卖掉了银行的股份，回到永城老家。永城有几百所教堂，范嬷嬷把钱捐给了教会。遵照范嬷嬷的心愿，教会创办了慈恩医院和慈恩学堂。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会儿杨小翼还没出生呢。
范嬷嬷的神色有点憔悴。她和妈妈讲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范嬷嬷的学堂解放后已捐给了新政府，但当年在慈恩学堂就读的一个男孩最近揭发了范嬷嬷，说范嬷嬷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杨小翼记得，那男孩是范嬷嬷从街头捡回来的流浪儿，男孩来到慈恩学堂后经常偷食圣器室里的圣餐。范嬷嬷说起这件事来，非常疑惑。“要是没有我，他会在街头饿死。”范嬷嬷说，“不过，我宽恕他，他将来会后悔的。”
后来范嬷嬷说她想申请去香港，但新政府一直把她的申请压着，没有说同意或不同意。杨小翼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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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范嬷嬷来的目的，她想让妈妈在刘伯伯那儿通融一下，好让她顺利成行。
不知怎么的，那天杨小翼对范嬷嬷很冷淡。特别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