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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接到通知时已经是中午了，两个孩子各在东西几十里外的地方，她必须在天黑前赶到规定的地点乘船过海去找部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母亲只可能取回离得近一点的哥哥，而留下的那一个孩子可能就再也看不到了……怎么办？母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又好像有无数只手在撕扯着她的心。幸而，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候，她想到了一位受父亲托付前来看望她的战友，她飞奔出门去找那位叔叔商量，那位叔叔毫不犹豫地奔向姐姐的地方，当母亲汗流浃背地抱着哥哥回来的时候，他也气喘吁吁地背着病重的姐姐赶到了。
那晚，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上了木船，夜间风大浪大，木船穿行在一个接一个的浪涛中，上下起伏左右摇摆，海水漫进船舱，船工几番惊呼喊叫，母亲紧紧地搂着两个婴孩，脑海中一片空白……
很多年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母亲对我们这些从不懂得过去是什么模样的孩子们说起这些往事，我们都不由地为她所经受的磨难而感到吃惊，端详母亲那时候的照片，让人有种说不出来的难过。照片中的她已经不是那个美丽的少女，也不是那个站在窑洞前充满自信地微笑着的革命女性，她瘦弱，憔悴，摇摇欲坠，就像是狂风中一片翻飞飘落的树叶，看着那照片，你很难想象以她此时的状况，将如何抵御严酷的战争环境带来的伤害，如何坚持下去，走完这漫漫的人生旅途。
母亲为她的付出感到自豪，比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这实在算不上什么，她永远都觉得自己做得太少，她是那么希望为革命奉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然而，让她感到难过的是，作为革命者，她和她的女战友们仍然没有逃脱女人是弱者的命运，这是她踏上革命道路时没有想到的。
或许，正是在这个时候，母亲意识到，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
延安的女人也必须结婚，但和谁结婚却往往要由组织决定，中央确定的“二五八团”的政策，使得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有资历人的特权，而女性们再一次承受革命婚姻带来的光荣和痛苦，这些和母亲最初的想象极不相符。
母亲眼见着周围朝气勃勃的女生们开始发生变化。当和母亲同睡一条炕的叶群向她展示林彪给她的一封信的时候，母亲觉得十分好笑，那信写得有些文理不通，只是要她快点到自己怀抱里来，几天前几个女生还闹着笑着把信贴在墙上，没有多久，在母亲眼里温和并不很起眼的叶群却很有主见地和林彪结婚了。
和她关系较好的另一个女生也听从组织的安排，嫁给了中央的一位领导，她私下里向母亲述说婚后的种种不适和苦闷，母亲听了充满同情。那女生原来和一个上海青年感情很深，他们分手了，在母亲看来无疑他们更加般配。
很多年后，母亲谈论起男女平等问题时对我说，她最受不了的就是延安当时有种说法，“女同志革命要跟着男同志”，这是什么话！这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有什么不同？彻底的封建思想！然而，让她叹息的是这话还是不幸被言中了，服从组织分配结婚成了革命的一部分，而一些女同志希望找首长的虚荣心也被荣誉的光环包裹起来。直到几十年后，当母亲满怀着对昔日岁月的怀念和对战友的深情参加了“女大”的纪念会后，还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道：“只是，我仍然不太喜欢女大招女婿的活动，当年我就不喜欢那专拉拉扯扯，眼皮向上的活动……而王明说‘女同志的缺陷是经不住男同志叫她，如一叫，她屁股一扭就离开女大走了！’（原话）真好笑！”王明那半带揶揄半带同情的话让母亲不服，她也毫无例外地接到了来自“二五八团”甚至更高层方面的追求，但她在此刻却表现出如同几年前在家乡时一样的倔犟，我偏要找一个比自己年轻的给自己当秘书的让他们看看！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对“女大”一直不太喜欢，不论是“嫁首长”还是“招女婿”都让她感到厌烦，她没待几个月就提出希望到别的单位去，王明欣赏她的能力希望她留下来，派夫人孟庆树前来劝阻。孟说：“别走了，我们都姓孟啊……”母亲笑了，“我姓王，这个孟是后来改的！”虽然每次说起来，母亲对自己封建家庭的那一套都很反感，但书香门第的清高却总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
走过来的母亲不喜欢说起这些，经过多年政治斗争风风雨雨的考验，什么该多说，什么该少说，什么不应该说，已经成了一条时时刻刻自觉坚守的界限，就像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一样自然，特别是在下一代面前，她更是永远掌握着分寸，生怕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出去信口胡说。
但是，这些事情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它成了一心追求女性独立的母亲心中的一个结，一种隐痛。这隐痛无处发泄，最终便较为集中地转移到了父亲身上，每当母亲提起在战争中生孩子的种种艰难都不能平静，末了都要忍不住控诉父亲，“我那时候受多少罪他怎么知道……”，“女同志这个样子还怎么工作！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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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落后都是被男同志害的啊！”这些话，她每次说起来都铮铮有声，似乎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女人的独立那是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实现，在战争中女人比男人吃苦更多，付出更多，也更不容易，而男人往往又更深地加重了她们的负担。
母亲不服气，变得越来越强悍，她性格中本来就很少温良恭顺的成分，越是困难越要为之，正是母亲倔犟性格的表现。认识她的人都赞叹她字写得好，笔锋豪放，有张力，有气势，其实，这就像她的人一样。
1949年，母亲和她的战友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胜利，以母亲的身体和家庭状况她似乎可以歇歇了，可是母亲却把自己放到了新的起跑线上。她先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后来又一再要求到基层做实际工作，终于，组织上委派她到北京工业学校担任了党委书记兼校长。
母亲又一次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
在基层工作除了晋升的机会少了许多之外，还必须全力以赴地承担责任，绝不能有半点疏忽，母亲只能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学校和学生身上。
小的时候我对母亲的感觉就有些奇怪，一是她总不住在家里，别人的妈妈都在家，我们只有周末才看到她匆匆回来。一次，我发了高烧，烧得只看见对面墙上的人影飘来晃去，迷糊中听到母亲的呼唤，都不大相信是妈妈回来了。母亲的样子也和别人的妈妈很不同，她从不穿裙子不跳舞，头上却老是戴着一顶帽子。记得一天她带我出门，我看到周围的女人都穿着光鲜围着漂亮的纱巾，母亲却戴着一顶只有男人才戴的布帽子——那时候人们还不兴像现在这样戴各种样子的遮阳帽，我走在她的身边老是觉得很别扭，终于忍不住提出要她把帽子拿掉，母亲大概觉得很奇怪，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的要求。我们两人相持在宿舍大院门口，那天的我脾气也很大，当我最终知道无法拗过她又不肯服输的时候，只好失望地放弃难得的出行机会委屈地回家了。母亲从来不摸首饰之类女人喜欢的东西，连珠子这类女孩子喜欢的玩意儿也从不给我和姐姐买，她喜欢把我们穿戴得像男孩子，其结果是有些不男不女不伦不类。后来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她见到女人又穿上了旗袍，戴上了珠宝，踩着高跟鞋缓缓地走在路上就总是要忍不住批判：这个样子还怎么工作？这种打扮还不是为了给男人看的吗？能有什么出息！就在那次“女大”的纪念会上，母亲还转给妇联一封信，支持妇联不同意选美，在她看来，这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母亲永远都不能赞同“女同志革命要跟着男同志”的说法。虽然后来比她小几岁的父亲级别到底还是高过了她，但在家庭中她始终保持着强势。一直以来，母亲总是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照顾父亲，却时时警惕着父亲不要犯错误，一起进城的老干部换老婆的不在少数，有的甚至和保姆搞上了关系，她极其痛恨这种行为，每每谈到都嗤之以鼻。父亲本来就是一个老实人，在母亲面前更加唯唯诺诺，有时甚至到了受欺负的程度。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常常感叹，母亲做女强人做过了头，有一个时期，她的固执和强悍简直让我无法忍受，我常和她发生顶撞，为父亲鸣不平，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母亲的所作所为……
作为一个基层领导，母亲还必须在政治上保持冷静的头脑，时时刻刻避免阴沟翻船。反右的时候，一次领导班子会议，她为一个被划成右派的人说了几句话，有人就说：这样看来，孟波的思想是不是也很成问题？会上的空气一下子变得十分紧张，人们面面相觑，就在这时母亲拍案而起，斥责那人是在实行个人报复，那气势一下子就把对方压了下去。母亲经历这样的事情很多，后来谈起来，连我们这些后辈都不得不佩服她的果断和胆略。然而，当“文革”的滔天巨浪最先席卷学校的时候，母亲终于被彻底地打入了深渊。她遭到了残酷的批斗。一次，在经历了数天的折磨后，一群造反派把她拖往地下道。母亲知道进了那里必死无疑，已经伤痕累累的她挣扎着大喊大叫坚决反抗，最终被另一派的人劫了下来，几天后一个副校长就死在那个地下道里……母亲又一次逃离死亡，而且这一次比此前的任何一次都更加凶险和无助，几乎所有的熟人都认定她凶多吉少，并感叹早知如此何必到学校去工作，待在机关里至少不至于被打死，但母亲最终却以她的冷静勇敢和坚强挺了过来。当放回来的母亲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整个人都变了样子。头发脱落了，人又瘦又小，几乎一阵风都能被吹倒。长大了的我敬佩她的临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