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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人数看来不多，既无力征服、也无力奴役土著人。墓地中的遗物不丰富，没有发现与他们相关的大批贸易商品。“比克尔”是他们自己根据自己烧制的平底宽口陶罐命名的。这种小陶罐大概是啤酒罐。人们禁不住要猜想，正象许多早期的欧洲商人一样，他们的粘土陶罐也主要是用来盛酒的。
①宽口陶器人（Beaker Folk）—大约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期，好战，到处找铜，促进了青铜器发展
。
关于地中海文化最后还有一点要说明。没有任何一群在此定居的或从此向外迁徙的新石器时代人操的是印欧语。他们所操语言的唯一线索是东地中海青铜器和铁器时代的铭刻，是比利牛斯山脉地区的巴斯克语和北非的柏柏尔语这样的历史遗存。根据这一非常有限的信息看来，这些语言残存物是属于几种不同语族的。
西南亚文化传播的第二条路线，是通过陆路从小亚细亚进入巴尔干，再上溯瑙多河及其支流而越过北欧分水岭，然后再沿大西洋水系到达海边。这条线路使中欧移民与早些时候的地中海移民发生接触。这两个传统融合而成为各种地区文化。
中欧的首批新石器时代居民栽培几种小麦、大麦和几种豆类作物，饲养一些牛，不过牛没有多大的经济价值。栽培作物时用石锄。似乎没有渔猎。村落很小，且因地力消耗而频频迁徙。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些贸易。地中海的贝壳传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石斧和陶瓷传到相当遥远的地方。考古记录总的说明，这是一个勤劳和平的农业社会，几乎不存在财富和地位的差別。
青铜时代的中欧和北欧增加了两件重要的装具：犁和马。新石器时代的欧洲人用石锄种庄稼，石锄很适合在放火烧荒以后的土地里掘石头。青铜犁的使用说明，清整后的土地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耕地，一种连续使用耕地的耕作方法已经取代了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
马引进中欧是一件具有首要文化意义的事件。一种鬃毛浓密、骨骼粗壮的林中野马原产西欧，它与别的野兽一样是猎取的对象。看来它在新石器时代尚未被驯化，不过往后它与引进的另一种马发生了杂交。它的血统可能在今日西北欧肥壮的牵引马中还保留了一部分。最初驯化的马是在青铜时代早期的中欧出现的。这是一种善奔跑、骨架小的中亚马。养马并非特别有利可图，产奶产肉都获利不多。毫无疑问，它是作为战马引入欧洲的，是作为东方入侵者的一种重要装备进入欧洲的。然而，这些青铜时代的驭手绝不能与后来战斗力更强的骑马的入侵者混为一谈。根据现有的材料，马在欧洲最早用做坐骑的考古证据，是来自铁器时代早期的哈尔斯塔特文化①。
①哈尔斯塔特文化（Hallsatt）—奧地利考古遗存，用以指中欧和西欧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文化。1846…1899年发掘。
双轮双驭手的轻便马车在青铜时代后半叶出现于中欧，但是骑马的习俗出现还要晚些。青铜时代的墓葬中没有鞍子的迹象。整个铁器时代都有骑马的习俗，但是很久之后欧洲才出现了有效的骑兵。即使在凯撒时代，高卢人和日尔曼人的骑兵实质上也只是骑马的步兵。乘马只用作快速机动的手段，骑手通常下马作战。由于没有合适的马鞍和马刺，骑手的坐姿太危险，使他们无法进行搏斗。
青铜时代晚期，欧洲大部分地区发生了重要的社会变迁。地中海东部出现了王国甚至是帝国，同时欧洲大陸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新型的贵族模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支持着生活小康的自由农，但是其它地方的农民受到部落酋长和小国国王的统治。这些统治者把社会经济的剩余产品聚敛在手，用其雇佣外域匠师、购买外域商品，给自己来世准备宏大的排场。
总之，只能作出一个结论：陸路的迁徙路线比地中海的迁徙路线对欧洲文化的发展是更为重要的。从西南亚抵达欧洲的大多数技术和社会发明首先出现在东欧和中欧。奠定欧洲文明基础的连续不断的迁徙浪潮全都来自于中欧和东欧。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沿岸这条迁徙路线之所以被人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历史结果，因为欧洲史的早期研究是沿大西洋岸边展开的，中欧丰富的遗存只是在过去50年中才显露出来。古典文明象符咒一样迷住了欧洲学者，然而必须承认，欧洲现代的机械化文明首先要归功于北欧文化及其蛮族背景，而不是归因于希腊和罗马。
4…3 亚利安人
西南亚村社文化的传播，不仅将其经济和社会模式向西传到欧洲，而且将这些模式向北带进了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区。这儿的居民遇到的情况，与美国拓荒者到达北美大草原时所面对的情况，不无相似之处。其中靠西的草原提供了极好的牧场，但是这儿的土壤难以用于种植作物。没有森林作为刀耕火种的基础，经过漫长岁月的草原表土又不能用原始的犁开垦。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这儿的大草原与我们的大草原一样有很长的周期性气候：若干年多雨的气候与若干年多干燥的气候交替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移民越来越从农业转向畜牧业。因为牧场的肥沃足以使养牛比养羊更有利可图，所以他们的文化的情感重心和经济重心，都集中在养牛及其副生的产品之上。这儿的马显然首先是在更靠东部的草原上驯化的，养马是他们从事的第二种事业，其重要性不及养牛。
在公元前1800年—前1500年之间，养牛的部落从大草原向南逼进，从东起印度西迄巴尔干半岛的全线向南推进。他们所攻击的、业已开化的民族留下的记录说明，这些入侵者全都操印欧语。侵入印度的部落自称为阿利亚（Arya），被人滥用的亚利安（Aryan）因此而得名。可以用亚利安来指称那些养牛的并且操印欧语的部落。然而，不应当用这个字眼来称呼缺少上述两个特点中任何一个特点的部落。
亚利安人离开大草原南下时，他们似乎是不太精心耕作的农民，同时他们又加工奶制品。他们高高兴兴地把耕种庄稼交给他们征服的臣民。贸易被当做暴力掠夺的不太光彩的替代方式，只有不得已最后才诉诸贸易。放债取息和偷窃同等对待。社会的主要兴趣是战争，是养殖或偷盗牛马。讨人寻味的是，绵羊和山羊在史诗中绝少出现，虽然许多被他们征服的农耕社区肯定在养殖绵羊和山羊。马占有重要地位，既被人驱使来牵引重物，又被人作为坐骑使用，虽然后期的史诗中很少提及骑马作战的场面。早期酋长和英雄尤为喜爱的交通工具是马车。
亚利安人的技术追随的是西南亚普遍的模式，对这些模式，他们极少甚或未加改变，使之适应游牧生活。他们没有与突厥…鞑靼人相似的、便携的帐篷。凡是要住上几天的地方，他们都用枝条和泥土修建棚屋，这种棚屋建造方便，弃之不用也不足惜。服装是纺织的呢子做的，只是裹在身上的呢子并未经过裁缝，虽然北欧部落中很快就流行穿裤子。轮子和犁头已为人知，陶器亦在烧制之中。他们从草原上冒出来的初期，已在加工除铁之外的所有金属。武器种类繁多，包括矛枪、刀剑、各种斧头、弓箭、头盔和盾牌。早期是否使用护身甲迄今尚难断定。富人男女两性都佩戴许多金首饰，最体面的礼物是从身上摘下一件金首饰直接赠人。早期有亚利安人从事手工艺，尤其是当铁匠；那时的匠人社会地位颇高。后来，多半的手工制作都交给了被征服的民族。
亚利安人并非名副其实的游牧人，但是他们对土地的依恋肯定是比较淡漠的。一有任何理由，他们就把财产装上沉重的牛车，放火烧掉棚屋，向未知的地域长途跋涉而去。他们的入侵完全缺乏很久之后的匈奴人和蒙古人那种闪电般的速度和机动性。整个部落作为一个背负沉重的单位迁移，驱赶着牛群前进。战胜就意味着夺占新的牧场，战败就意谓着整个部落的毁灭。
所有的史诗都描绘出由三个阶级组成的社会，包括贵族、平民和农奴，贵族和平民形成亚利安人的主体，农奴代表的是被征服地区的人。不存在国王—那种被人接受的普遍意义上的国王，虽然能干的酋长可以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连续几代人产生首领的家族构成地位最显赫的贵族，这种贵族成员遇到推举高级首领时受到优先考虑。早期的奴隶似乎极为稀少。亚利安人相互作战时很少留下男性俘虏；女性则成为战胜者的偏房，并最终同化到部落中去。平民与贵族经常联姻，二者的区别主要是财富和威望的差别。史诗中很少提到农奴，一旦被提及时，他们的社会地位尚不及贵族的马和犬。亚利安人非常喜爱这些家畜，它们的名字和品质常常和主人的名字一道出现。
一支亚利安部落由许多人家组成，每户由户主、一位或几位妻子、儿子、兄弟及兄弟的家庭组成。这些人家的生活由于械斗和偷袭而变得活泼热闹。行吟诗人登门吟唱，他们住在人家门户里的时间以主人的慷慨应允为限。赌博习以为常，酗酒已成惯例。亚利安人初期对性爱和婚姻的态度，可以描写为是漫不经心的。虽然没有公认的婚前性试验的生活阶段—东南亚文化区就有这样的习俗，然而人们对童贞几乎不给予任何价值。不存在正式的彩礼习俗，虽然结婚时男女两家要交换礼品。由于缺少经济稳定，所以婚姻趋于脆弱。
亚利安人对超自然力的态度也是漫不经心的。最初，族长行使祭司的职能，这一习俗在斯堪的纳维亚继续保存下去，直到基督传到这里为止。在其它地区，出现了专职的祭司，但是其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寄食于贵族门下，其职责是确保仪式的准确，但是他们被当做是贵族家庭豢养的祭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