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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术是为行骗服务的，多多益善。每个骗子都精通一门骗术。至于骗子选择几十种骗术中的哪一种，则因人而异，只要能够为他们谋利就行。譬如，大流氓、大骗子“海上闻人”黄金荣，为了获利，将做生日、建花园、办庙会、聚餐会等等活动也变成了骗人钱财的场所。可见，骗子的本性就是懒而贪利。只要能谋生获利，就要不择手段地行骗。由此可见，损人利己，不劳而获，就是骗子的职业特征。
作为一种社会角色，骗子有他特有的语言。这些语言当然只是在其群体、行业内部流通。譬如，在“江湘派”骗子集团中，将诱骗者称为“梗媒”，行骗者称为“主媒”，梗媒与主媒一道逃走称为“散水”，对受骗者进行善后工作的称为“生媒”。旧社会的上海滩，专骗有钱人的为“拔人”，寻觅主顾称“拉排头”，巡捕来了称为“风头紧”，做圈套要人上当称为“放生间”，设赌骗钱称为“吃引水”，借故敲诈勒索称为“拆梢”，骗卖儿童称为“贩石子”，拐骗年轻女子成婚称为“开条子”。
一方面，骗语通过话语系统世代传承；另一方面，骗语也有文本依据，即通过“经典方式世代传习。“江湘派”的师门大法，神骗们所遵奉的秘本典籍《英耀篇》就是如此。“英”是指家底、身世，“耀”是指知悉。“英耀”，是指通过高明的手法探知问卜者的家世，有针对性地施以骗术，然后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在秘典中，“天”指父母，“比”指兄弟，“追”指子女，“八”指妻子，“七”指丈夫，“士子”指知识分子，“生孙”指商人，“哥”指老实人，“火底”指权贵，“畜生”指贱民，“敲”指用语言试探对方，“打”指突然发问使对方措手不及，在仓促之际吐露真情，“审”是指骗子根据观察和探知的情况作出判断，“千”是指刺激、恐吓、威胁对方，“隆”是指吹捧恭维对方，“卖”是指在掌握了对方的资料之后，从容不迫地用肯定的语气一一道来，使对方惊异并折服。通过《英耀篇》可以一窥骗语的门径：
“一入门先观为意，即开言切莫踌躇。天来问追欲追贵，追来问天为天忧。八问七，喜者欲凭子贵，怨者实为七愁；七问八，非八有事，定然子息艰难。士子问前程，生孙为追古，叠叠问此件，定然此件缺；频频问原因，其中定有因。一片真诚，自说慕名求教，此人乃是一哥。笑问我贱相如何？此人若非火底，就是畜生！沙砾丛中辨金石，衣冠队内别鱼龙。僧道纵清高，不忘利欲。庙廊达士，志在山林。初贵者志极高超，久困者志无远大。聪明之子，家业常寒。面拙之夫，财终不匮。眉精眼企，白手兴家之人。碌碌无能，终生工水之辈。破落户究极不离鞋袜，新发家初起好炫金饰。神暗额光，不是孤孀亦弃妇。妖姿媚笑，倘非花底定宠姬。满口好好好，久居高位；连声是是是，出身卑微。面带愁容而心神不定，家有祸事。招子闪烁而故作安祥，祸发自身。好勇斗狠，多遭横死。怯需而能常受人欺，志大才疏，终生咄咄空抱恨。才偏性执，不遭大祝亦奇穷。治世重文学之士，乱世发草泽英雄。通过商大邑竞工商，穷乡僻壤争林田。
“急打慢千，轻敲而响卖。隆卖齐施，敲打审千并用。十千九响，十隆十成。敲其千而推其比，审其一而知其三。一敲即应，不妨打草而随棍上，再敲不止，何妨打草以寻蛇。先千后隆，无往不利；有千无隆，帝寿之材。故曰：无知不响，无隆不成。学者可执其端而理其绪，举一隅而知三隅。随机应变，鬼神莫测，分寸已定，任意纵横。慎重传人，师门不出帝寿，斯篇玩熟，定教四海扬名。”（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卷，群众出版社，1993年）
再次，骗子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自古及今，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视骗子等职业为非正当职业，因而极遭鄙视。
当然骗子社会群体（阶层）的社会构成，不像士、农、工、商、兵、学等社会群体（阶层）那样稳固，其社会来源是变动的，并不是先天的，既可以从其他阶层中分离而来，又可以从此群体中分离出去。举凡其他社会群体中的人因为各种变故沦入社会底层，都有可能加入骗子群体，而这个群体中又有若干最后分离出去，进入其他社会群体的行列。
进入到骗子群体中来的人员构成，有这么几种：
一是失意落魄的读书人。他们不能升入社会的最上层，转而沦入社会的最底层，一无所有，只能凭借他的智力优势，将智慧用在邪道上，以骗为生。
二是破产的地主、商人和被解除职务的官吏。他们多因家庭、事业的重大变故，或破产，或罢官，一下子由社会上层跌入社会最底层，为了苟活，只能以骗度日。
三是失业的手工业者、学徒和破产的自耕农。手工业工人与学徒失业，农民破产，他们失去了正当而体面的职业，衣食无着，只能凭借其“好勇斗狠”和习惯的体力劳动来进入行骗者的行列；否则，别无选择。
四是残疾人，尤其是盲人。残疾人身体的缺陷，造成他们劳动与生活的不便，但又可借助人们对其生理缺陷的同情优势，挤身行骗者的行列。
骗与中国文化
真与假，实与虚，诚信与欺诈，自古就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骗既是一种社会的主体行为，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骗文化，它与儒家文化所张扬的诚文化相对应。
首先，骗与诚，同中国文化同源同根，共生共长。
自古以来，诚实被中国主流文化规范为崇高的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承认，骗常常是诚的一种文化补充，在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中发挥了诚所起不到的作用。在堪称中华智慧的《三十六计》中，骗同诚是相辅相承的。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就是：“诳也，非诳也，实其所诳也。”
意思是说，运用假象欺骗对方，但并非一假到底，而是让对方把受骗的假象当成真相。正因为这样，“假”常表现为可爱的机智。如三国时期张飞在长坂桥上喝退曹军，就靠“作假骗人”：虽然张飞只有二十余骑，同数十万曹营追兵决然不能作战，但是，张飞粗中有细，急中生智，虚张声势，以疑兵制敌。他命令军士砍下树枝，栓在马尾上，在树林中往来驰骋，扬起尘土，造成千军万马奔腾之势。
正因为如此，面对眼前的二十余骑，曹兵不能轻举妄动；三声怒喝，曹操身边的夏侯杰被惊得肝胆破烈，倒撞于马下，而曹军“尽皆股栗”，果真收到了张飞所谓的“谁敢与我决一死战”的效果。明人冯梦龙编撰的《智囊全集》，有关自古以来的神奇骗计智谋，收集得十分周备，可供一览。这些神骗机智，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涵。
其次，虽然骗与诚有必然的依存关系，但是，由于骗能够走向极端，塑造成群结队的危害社会的骗子，因而诚文化对于骗文化是持保留态度的。其表现就是将社会文化的道德尺度与价值尺度引向真实与诚信方面，将骗文化局限在智谋领域。
中国主流文化提倡、彰显诚文化，就是针对骗文化有不合理、适移至恶（非善）的一面而言的。《论语？子路》说：“言必信，行必果。”《论文？为政》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学而》还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庄子？人世间》强调道：“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荀子将诚信者称作“君子”，将奸诈者称作“小人”。《荀子？荣辱》说：“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言无常信，行无常贞，惟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因此，儒家确立了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忠信胜过黄金、美玉。
自此以后，中国文化奉诚信为至宝，并将它作为一种普适性价值予以提倡和推广。晋代学者傅玄在《傅子》中十分推崇韩非子的名言：“巧诈不如拙诚”。他认为，无论心思多么机巧，多么诡诈，只要涉及一个“诈”字，则为不正，就不如出自诚心，虽然拙也罢，但还不失其平直真实。
再次，正由于骗文化与诚文化相生相长，相辅相成，因而骗文化的演变中，它很善于从主流文化中获得文化生长的要素，丰富自己，装扮自己。换言之，诚文化对骗文化既有相斥性，又有兼容性。这种兼容性就表现为骗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吸纳。
骗文化借用主流文化所张扬的社会正义，将骗行装扮成路见不平，劫富济贫的使者。“江相派”骗经《阿宝篇》云：“贪官者，民贼也；奸商者，民蠹也；豪强者，民之虎狼也；其或以知（智）欺愚，恃强凌弱，欺人孤寡，谋人财产，此皆不义之财也；不义之财，理无久享，不极在自身，亦极在儿孙。不义之财，人人皆得而取之。故曰：‘做阿宝者’，非‘千’（骗）了，顺天之罚而已。”
此外，骗子群体组织体系的维系，也借用了主流文化中“孝”、“忠”、“义”、“友”等等道德范畴。这些道德范畴在一些骗子集团中为维护上下、老幼、尊卑秩序，增进骗众之间的亲和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作用就体现为骗众对骗首尽“孝”、尽“忠”，可以规范和约束群体内部的各种关系和行为，并协调其利益；骗众之间友爱互助，讲义气，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团结，有利于他们在行骗活动中一致行动，互帮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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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１６４
第5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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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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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骗子的历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作者：张艳国 任放 刘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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