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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婚嫁。拐匪以娶亲为手段，瞒过女方的家人，一旦正式结婚，即将“妻子”卖出，获取高额利润。这属于“色骗”中一种。
其六，奸拐。拐匪挑选英俊倜傥之男子，使其追求年青女子，更多的是年青寡妇或富室小妾，也有贫家女子抑或千金小姐。一旦得手，随即贩卖外地。这亦是“色骗”中一种。
被贩卖的妇女，下场极为不幸。有的被拐卖到遥远的山村，嫁给贫苦无依的农民为妻；有的被卖到富贵人家，为妾，为婢，地位低贱；更多的被卖到妓院，沦入火坑而不能自拔。
民国时期，贩卖人口十分猖獗，黑帮势力操纵其事，无法无天。在上海滩，专门贩卖男孩（黑帮术语叫“搬石头”）的流氓头子名叫尚武。此人身跨清洪两帮，又是虹口捕房刑事探长。极有势力。他与潮州帮三合会勾结在一起，靠拐骗人口大发不义之财。尚武手下有门徒二千余人，是一个庞大的人口贩卖集团。他们到处抢掳男孩。然后贩往广东，高价卖给富商大贾。因为这些商人除了亲生的儿子之外，愿意领养男孩，对他们刻意培养然后从中挑选一个有能力继承自己事业的人。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上海滩除了一个专门拐骗男孩的尚武，还有一个专门贩卖女孩（黑帮术语叫“摘桑叶”）的尤阿根。此人也是身跨清洪两帮，出任上海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刑事探长。尤阿根手下的门徒有五千余人，他们将拐到手的女孩大部分卖往北方地区，也有一部分卖给本地的妓院。杜月笙的门生、时任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的任文桢，有门徒千余人，也是专门贩卖女孩的大流氓。
在近代中国，贩卖华工出洋是一桩可以获得暴利的买卖，俗称“贩猪仔”。内地百姓被拐骗出洋，贩卖为奴，从事一切苦役，过着猪狗一般的生活，因而被称为“猪仔”。诓骗华工出洋最毒辣的手法，当推赌与烟。详言之，近代开埠地区，流动人口密集，外地打工者甚众。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口岸，每每设有赌场，番摊、牌九等名目齐备。如果做工之人好赌，往往十之八九必输，因为赌场均有赌骗高手。当民工等辈输钱之时，赌场老板故作慷慨大方之态，任其赊欠。民工见此，愈输愈赌，愈狂赌其所欠愈多。所欠既多，赌场老板乃将赌债划归民工之雇主。因此，多数进入赌场的民工，因赌账纠葛，其工资已领到十年之后。万不得已，遂沦为人口贩子相中的“猪仔”。
另有以鸦片烟为诱饵，致使华工沦为人奴者。具体情形是，雇工之老板故意在工场旁边密设烟馆，以低廉价位吸引民工吸食。民工以此为劳作之后的休息场所。一经吸食，必定成瘾。染上烟瘾之后，工作时无精打采，晚睡早起，意志消沉，额定工作量每每不能完成。
鉴于此，这些民工必须延长工期，否则便不能领到应得薪水。面对这种绝对剩余价值的盘剥，吸食鸦片的民工无可奈何。可是，体力与精神既已耗损，工期亦相应越拖越长，所得之微薄工资尽耗于烟榻之上，入不敷出，到头来只得听天由命，被贩子卖往海外为奴。
杜月笙的徒弟陈鹤鸣，专门拐骗浙江温州、青田一带的青年农民。他与澳门流氓勾结，将人口贩卖到葡萄牙，再转往法国。人称“贩黄鱼”，因为华工属于黄种人，在拐卖途中，如果死掉，即被扔进大海，如同死鱼一般。
陈鹤鸣借助帮会力量，尤其是师父杜月笙的招牌，到处欺蒙拐骗。他擅长编织有利于肉骗的关系网，与青田县政府官员、上海警局护照股的警员、外国邮船公司买办、中国驻外使节，以及葡、法两国人口贩子，均有广泛接触，为其犯罪勾当疏通渠道。他大肆进行欺骗宣传，引诱青年农民出国赚钱。凡愿意到国外工作者，每人发给旧西服一套，但要上交450元左右的法币作为旅费，由陈鹤鸣统一购买船票。实际上，根本不需要什么船票，陈某勾结船上人员，将他们藏在货舱里，偷渡出海。有些农民没有钱交旅费，但梦想到国外大捞一把，被迫出卖田地和房屋，甚至将妻子“出租”。青年女子出国前必须接受色情表演训练，到达国外后，靠跳小脚舞谋生，实际上是出卖色相。后有进步报人著文揭批“贩黄鱼”内幕，陈鹤鸣落入法网，判刑5年，其同伙均作鸟兽散。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拐骗儿童之风在近代丝毫不亚于拐骗成年男女。儿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他们在心理上对外部世界是不设防的，这就为骗子成功实施拐骗诡计提供了良好条件。加之儿童的反抗容易被制服，掠夺之、藏匿之均很容易，因此人口贩子每每看好儿童。施以小恩小惠，年幼无知的孩子就可能被拐走。而且，骗子还让受过训练的小孩去引诱其他小孩，这样更容易成功。
被拐骗来的孩子要认拐匪为父、为叔，要认同被拐骗的孩子为兄、为妹。拐匪令其“听话”，并加以特殊训练，然后贩往各地。
一般而言，被拐骗的男孩充作童伶、童仆，有的被寺庙收为子弟，有的贩往东南亚为“猪仔”，也有的卖给艺人当养子。被拐骗的女孩则卖到各埠妓院，成为雏妓。妓院老板特别愿意买进八至十岁的幼女，这不仅因为她们身价低廉，而且容易培养成摇钱树。上海、苏州、扬州、南京等地专门出现了所谓“囤户”，其职责就是留养、训练幼女，然后按不同价位予以出售。那些姿色好者，多卖给权贵人家为妾，价值千万，其他则以数千或数百元卖给妓院，时称“养瘦马”，有的女孩虽未沦入妓院为娼，但亦卖给人家作养女，有歌妓之养女，也有咸水妹”（专向外国人卖淫的妓女）之养女。有的被富人家买去当婢女使用，有的成为尼姑的弟子。还有的贩往东南亚一带，成为“猪仔”们的公用妻，下场极为悲凉，与青楼女子无异。
据悉，人口贩子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社会不公，世道黑暗。近代中国拐匪丛生的社会背景，在一篇旧文《内地拐孩的匪徒》中有客观的表述。该文称：自满清末年，政治腐败，横征暴敛，民力憔悴，加上河决大患多次发生，蝗旱之灾连年不断，盗贼时起，匪徒混入。琥珀搭芥，磁石引针，臭味相投，声气遂合。于是拐孩匪徒的基础建立了。光复之后，岁岁用兵，供应差徭，疲于奔命。良懦百姓，竟有远弃家室谋生在外的，幼子弱女流落荒村，寒无衣，饥无食。拐匪乘机行动，以微利作钓饵，以甜言来诱惑。这时，孩童视拐匪如骨肉，东西南北，惟命是从。他们获取厚利，广事结纳，日渐推行，竟达数省……
行贿受贿是拐骗分子上下其手、屡屡得逞的重要秘诀。其名目繁多，计有“献寿礼”，即向官员行贿；“送进水”，即向警察行贿；“送波罗”，即向地头蛇行贿，达到官、警、匪、骗四位一体，沆瀣一气。
8．装骗
所谓装骗，就是冒充某人行骗，最终达到以假乱真、诓骗钱财的目的。装骗需要非同一般的演技，否则就有露馅之虞。
民国时期，有一位乡下农民冒充清帮大哥，前往汉口法租界燕子窠吸食鸦片。此人放烟枪、置茶壶、插烟签的位置、拿茶杯的手法，吸烟的姿势，斟茶的派头，完全是黑道正宗。
有清帮弟子瞧见，回去报告真正的黑帮老大，说不知从哪里突然来了这么一位“大哥”，怎么招待他。老大听了不觉一怔，急忙派人去打探仔细。经过详细盘问，假大哥终于露了马脚，极力辩解，声称一切均属巧合，叩头求饶。黑帮老大听罢，气不打一处来，下令处死。后经人劝解，免去死罪，但还是割掉了假冒者的一只耳朵。如果说假冒帮会头目要有相当的胆量，那么，伪扮成差弁、官吏，则要有相当的口才。官场中人，每每堂皇其貌，夸大其辞，没有一定的嘴皮子工夫是难以出人头地的。骗子以骗钱为目的，凭借巧舌如簧的本领，以官吏面目出现，自然可以蒙混过关，骗倒一大批人。上海公共租界九江路的广诚信烟膏店，是商界巨孽。光绪年间，某一日忽然来了一位形似差弁之人。此人声称奉两江总督刘某人之命，来此采办烟膏，须福字清膏数百两。等店里伙计把烟膏放进竹篮后，差弁之人拿出银票一张，让伙计前往钱庄兑现。钱庄以票根未至为由，拒不付钱。差弁闻知，将烟膏之篮寄存在店内，亲自驾车前往。
店伙计一直等到黄昏，不见差弁之人从钱庄归来，顿起疑心。打开竹篮一看，才知道价值数百两的福字清膏已被骗走。
差弁之人之所以伪托两江总督的大名，是因为这位总督大人夙嗜烟膏，每年必派人至上海采办。骗子知悉这一内情，遂有上述行骗过程。
另有冒充官吏以行骗者，或自称禁烟，或自称查检牙帖，或自称巡视酱缸。所到之处，都出示官方文件，证明自己确系官场之人，以衙门出来办事。不明真相之人，每每信以为真，均以巨额钱财行贿。该官吏受贿之后，旋即离开。出示的官方文件确实是真件，只不过是骗取之物，然后借此冒名顶替而已。
在大多数情况下，骗子愿意冒充之人，必是有地位有身份之人，如上述帮会头目，官吏以及封疆大吏之差弁，均是骗子乐意扮演的角色。
权贵之名固然与金钱相连，但骗子绝不局限于此。骗子的目的在于敛财，因此凡能达此目的者，均可尝试之。富商巨贾是社会财富的代表性人物，他们自然成为装骗的对象。
9．假骗
所谓假骗，就是骗子用假冒伪劣之物骗取他人钱财。假骗与装骗的区别在于，前者作伪工夫用在“物”上，后者作伪工夫用在“人”上。近代上海，有人于道旁设摊，出售香水。商标瓶式，与正规商场几乎一样。一经开启，让路人嗅之，芳香无比。有一外地人，名叫张仲康，刚至上海不久，在路边摊子上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