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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纽约会谈结果。国内这些人都在等我回国的好消息。我急于把与布朗律师的代理协议定下来，我住在洛杉矶小台北旅馆20天，布朗也没能定下来。因为布朗几乎看到了钱，不愿放弃30％的利益。我劝他改为15％。他说什么也不肯。我手中又没有钱了，不马上回来不行。这时在洛杉矶的许多中国籍律师纷纷找来争办此案。但我有一个条件，必须有美国知名大律师参加才行。这时有一位罗律师带来一位美国大律师，这个美国大律师在美国花旗银行当法律顾问40年才退休，身体结实，说是70岁，就象60岁的人。这个组合我比较满意。但我说一定要布朗同意才能让你们办。先让布朗律师办，因为他已经做了那么多工作。在谈论布朗工作中，无意中我谈了布朗一个枝节问题，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罗马上给布朗写信指责了布朗律师，说要控告他（指布朗律师）。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问题对于律师来讲是致命的名誉损失。罗律师利用我对美国律师法不明白的机会，激怒了布朗律师，使我和布朗律师合作无法继续，这样我不仅得罪了布朗律师，同时也得罪了美国花旗银行副总裁，布朗律师写了一个九百万美元的扣押单给花旗银行，从此副总裁把他给我们名片上的电话，挂了录音，无论怎样留言，就是不理你，由此产生了僵局。
五、美国律师第二次来到中国查验文件。
第二次来中国有两位律师，罗律师和在花旗银行服务40年的美国老律师，随行的两人，到达武汉，是98年腊月二十八，再有一天过大年了，住在汉口火车站的江城大酒店。当天晚上熊安军同样拿去大金盒，美国老律师查验文件之后问熊安军，“你应该还有文件。”熊安军说没有了（因金娣没交底，熊安军也说不清楚）。熊安军认为这套文件黄金多，认为是最重要的，对别的没有研究。熊安军从小贫困，没有读过一天书，识别这个问题，肯定有困难。但美国老律师在花旗服务 40年，心中有经验，认为这些文件虽然不是造假，但有不到位的地方。没有行标、行章。因为第二天是春节，工作无法再进行。第二天两位律师便从武汉乘飞机到上海，从上海回国。临行时说：“若有新的文件再去找他。”过完春节我又带一套新的凭证去美国找老律师，他与花旗银行联系后，把复印件传真过去，过一个星期花旗银行副总裁打电话告诉老律师，“文件对不上号”。虽然这次没有成果，但我们从中得到了启发，文件发的这么多，还规定取款时缺一不可。说明当时花旗银行接收存款时就做了“文章”，今天副总裁又不配合，几次都对不上号。他又不告诉哪些是能对上号的，我已知追讨的困难，此时我不是捡好听的说，完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定要把此事搞个水落石出，为中国人讨回公道。
六、第三个代理律师的起诉。
我已知和解困难重重，我又无法把正本文件全部带到纽约去，又不能把金娣、熊安军全部带到美国，唯一出路是起诉，让法院介入，请中方证人到场，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
第三个律师是到纽约请的，美国有规定律师一般不能跨州代理，所以我想不如先到纽约找律师。我在洛杉矶认识一位台湾去美国的雷先生，他认识曾任过台湾副总统陈诚的表弟，由他介绍让我去纽约找陈诚的亲妹妹。我到纽约找到陈诚的妹妹。陈女士70多岁，住曼哈顿市中心。那天正是宋美龄百岁寿辰。陈女士白天主持宋美龄的生日宴会，显得疲劳些，她看了些文件后，她说 “这事只能用法律解决。我有律师帮你打官司吧。”但她又告诉我，她明天就随一个代表团到中国上海，15天…20天才能回美国，行程定妥，不是她一个人能够改变的，回来之后可以帮我办。
我在纽约等待期间，《天下华人》杂志社社长找了一位美国大律师科奇。他是与瑞士银行为犹太人打官司的主要律师之一，很有经验，他本身也是犹太人。科奇律师看了凭证后，给以前的律师分别打电话，了解情况，又给花旗银行接待我的那位副总裁打了电话，进行了解。科奇律师的意见也是只能打官司。他说这么多钱花旗银行不能轻而易举地给我。
于是在1998年5月8日《天下华人》杂志社社长周先生带着律师的状子去纽约州高等法院申请立案。法院立案庭负责人看了我们的申请材料用蔑视的口吻问我：“什么2。5亿美元？当年你们中国连仗都打不起，到美国呼吁求援，还会有这么多钱存在纽约，你有证据吗？”我说：“当然有。”随后拿出带去的凭证。这个法官立刻打电话，从楼上跑下十几位法官，大家都用奇异的目光看着我，看看这些凭证。他们议论了一阵，我看得出对凭证他们是提不出任何异议的。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负责人告诉我们，此案标的额已超过了他们的管辖范围，让我们去纽约南区联邦法院立案，并说他已电话联系好了，去就行。我们打的来到位于世界贸易中心东北方向的纽约南区联邦法院。窗口有一男士正等待我们。他接收了材料，我交了150美元工本费，在起诉书上盖了法院章，开了收据，立案结束。前后只有 30分钟左右。立完案几天后我回国整理相关材料，等待开庭通知。
七、第一次开庭未成。
两个月后，电话通知是1998年10月6日开庭，开庭通知已到《天下华人》杂志社周先生手里。我于1998年8月末又去了美国纽约，晚上科奇律师请我吃饭，我把我在国内拿到的新的证据照片给了他，和与照片相应的复印件。我又带去了9件原始凭证，等待开庭。科奇律师为了跟我合作，特意请了一位姓史的小姐（中国留学生）为其工作，专门负责与我联系，编写相关开庭的材料。这一切都正常地进行，但1998年9月17日我突然收到一纸传真，内容是科奇律师不再担任我的代理律师。这种情况在美国法律规定中是不合法的。律师不可单方撕毁代理合同。但在美国发生这种情况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想进一步交涉，要求科奇律师不要单方撕毁合同。史小姐晚上下班在纽约法拉盛地铁附近见到了我。她是特意来见我的。她是凭着一个中国人的正义感来告诉我这件事的内幕的。史小姐说：“是美国花旗银行总裁、副总裁一同来找科奇律师和他的上司谈的话，并从花旗银行自己的案子中拨出一件给科奇办，办案费100万美元。”史小姐还说“邵先生你回国吧，让国家帮助您，自己很危险的，要不然你也靠不过花旗银行。花旗银行有的是100万美金，任何一个美国律师见到100万美元都会动心的。你给律师费的数额虽然大，是未知数；花旗银行给的虽然小，是现钱。”史小姐还给我算了一笔帐，她说：“花旗银行每年拿出200万美元，你每年花2万美金，花旗银行能花起，您花不起，你信不信我终于明白了。”
第二天，我到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准备把材料凭证交给他们。万一我有不测，也好有人知道。因为我知道1979年9月9日《人民日报》国务院通告中规定这样的案子归中行办理。接待我的人叫刘锦峰，我说明来意，并把凭证拿出来。他看过之后表示，这案子是真的，这纸质文件是五色套印技术，中国印制的人民币还没有用上五色技术，这个东西不可能假造的，他又看了中英文名称，完全符合中国和美国的称呼。
刘锦峰先生告诉我：“美国花旗银行不会轻易把钱给您，您个人也没有这个力量跟花旗银行抗争，我们中行可以给你办，条件是办完收3％手续费，税金扣除后全部还给你们。但是我们已变成了商业银行，没有政府职能了。”他还告诉我中国在1982年结算回类似的钱，那时结算完以后花旗不随结随给，声称要把中国类似的存款都结完再一起付款。后来没有人上交文件，以前结完的钱花旗银行还不给，花旗银行的条件是要中国银行与花旗银行签订OK合同，表示没有这类案子了，才付给以前结的钱，时间是1982年。我听了这些过程以后，问刘先生；“你们没有权怎么办呢？”刘先生说，“不要紧，你去找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他们不会不管的。由他们协调，给我要个授权来。不论哪个政府部门写出委托书，我们就可以办。”我一听可乐坏了，急忙跑去找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在收发室说明来意后，从楼上下来一位外交官李舸，是商务副领事，他看完材料、听完汇报后也同意让中行给办，并说：“你胆太大了，一个人敢到美国告状，你在家等着，不要出来，否则有危险”。三天后他打电话告诉我，目前国内没有一个部门管这种事，只有一个案子要授权有一定困难，有关领导让你把目前法院立的案，依法律程序办完。再有困难再研究。无奈我只有一个人再抗争下去。
八、第二次开庭前，中国出庭送物证的人被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拒签，又无法开庭。
我开始在美国报上登广告，征招新的代理律师，因为纽约大部分中国籍律师都知道此案的艰难，都不敢接这类案件，只有美国有名的大律师才行。许多中国籍律师帮助我介绍新的代理律师。因为我必须在10月6日前找到，以便说明10月6日不能开庭的理由，要求新的开庭时间。我只有15天时间。我见了部分媒体，许多媒体要过材料，美国纽约《星岛日报》于98年9月22日登了这条消息。报纸新闻登完第三天哈维律师派助手找到我。把我接到曼哈顿下城区111号律师办公室。谈判那天我带一位翻译，律师自己准备一位翻译，没等情况介绍完，哈维律师拍案而起：“花旗银行原来是州立小银行，哪来的那么多钱，一跃变成国际大银行，我们这一代人到现在还没有研究明白，你这事完全可能是真的（说此话显得异常激动）”在场的共七八位律师，哈维律师对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州立小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