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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斗米而得名，其宗教特征不少与太平道相似。其召神劾鬼、符箓禁咒等道术，均直接继承了汉代方士的方术。太平道是奉事黄老道的巨鹿人张角于东汉灵帝（167～189在位）
时所创，因奉《太平经》为主要经典而得名，以‘中黄太一‘为其奉祀之至尊天神。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为人疗病的方式传教。由于当时疾疫流行，广大群众纷纷求治，且‘病者颇愈‘，因而信奉其道。张角在灾情特别严重的冀州布道成功之后，便派遣弟子八人到四方传教。十余年间，其教徒便达到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于中平元年（184）发动了黄巾起义，其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预定在甲子年（184）三月五日各地同时起义，张角还自称‘黄天泰平‘。不料在预定的起义日期之前，张角的一个弟子济南唐周向灵帝上书告了密，打乱了张角原来的部署，只好提前发难，于是‘八郡同时俱发‘，‘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张角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东汉王朝随即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措施，全力以赴地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使太平道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从此传授不明。在太平道发动起义期间，巴郡五斗米道张修，亦与之东西呼应。随后，张陵之孙张鲁还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统治了将近三十年。他自号师君，道徒们称之为系师。‘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①
‘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②上述措施，都和《太平经》的思想一致，受到劳动群众的普遍欢迎，并扩大了道教的势力。史称‘民、夷便乐之‘，朝廷‘力不能征‘。至建安二十年（215），为曹操所灭。
靠镇黄巾起义起家的曹操，深知下层人民可以利用道教来进行宣传和组织起义，他汲取东汉王朝的教训，对道教采取了镇压与利用、限制和改造相结合的政策，把一些道徒方士‘集之于魏国‘，以防止他们‘挟奸宄以欺众，行妖隐以惑民‘。
在张鲁投降之后，一方面对张鲁及其五子和他的臣僚都拜官封侯，利用他们的影响来笼络群众；另一方面又采用调虎离山之计，把张鲁及其子女和臣僚以及汉中人民大量北迁，瓦解了五斗米道的根据地。
在张鲁及其臣民北迁之后，天师道内部也开始分化。张鲁迁到邺城后的第二年去世，五斗米道便失去了统一的领导。
于是，北迁后的诸祭酒主者便‘人人称教，各作一治，不复按旧道法‘办事，④各目立治传教。这样，一方面使天师道的势力扩展到北方，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开来；另一方面又同时陷入了组织涣散、规戒松弛、思想紊乱的状态，有些教徒开始腐化堕落，从此便逐渐产生分化现象。
两晋南北朝道教的分化
两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分化现象日益加剧，出现了向上层化方向发展的明显趋势首先表现在一部分道教徒受统治者的利用和扶持，奔走于权贵之门，攀龙附凤，直接参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并各为其主出谋划策，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西晋初期，先后一度把持朝政的杨骏和贾后，都曾利用道术士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其中最突出的是赵王伦之与孙秀。赵王伦是西晋初年八王之乱的中心人物，其谋士孙秀即为五斗米道的信徒。他甚得赵王伦的宠信，‘事无巨细，必咨而后行。伦之诏令，秀辄改革，有所与夺，自书青纸为诏‘。⑤
据《真诰》卷十六《阐幽微》载称：
‘晋宣帝为西明公宾友‘，乃道教中之神仙。当赵王伦篡夺帝位时，‘秀使牙门赵奉诈为宣帝语，命伦早入西宫。又言宣帝于北芒为赵王助佐，于是别立宣帝庙于北芒山，谓逆谋可成‘。及成都王颖、河间王颙、齐武闵王冏起兵声讨赵王伦时，孙秀又‘使杨珍昼夜诣宣帝庙祈请，辄言宣帝谢陛下（指赵王伦——引者注），某日当破贼。拜道士胡沃为太平将军，以招福佑。秀家日为淫祀，作厌胜之文，使巫祝选择战日。又令近亲于嵩山着羽衣，诈称仙人王乔，作神仙书，述伦祚长久以惑众‘。⑥一切行动都完全乞灵于神仙道士。结果，孙秀和赵王伦仍以失败被杀告终。参加八王之乱的道徒方士除孙秀外，还有步熊和黄道士。熊好卜筮数术，门徒甚众，为成都王颖的椽属。‘永兴（304～305）初，左卫将军陈胗、殿中中郎逯苞、成辅及长沙故将上官已等，奉大驾（指晋惠帝——
引者注）讨颖，驰檄四方，赴者云集。军次安阳，众十余万，邺中震惧。颖欲走，其掾步熊有道术，曰：‘勿动！南军必败。‘……颖从之，乃遣奋武将军石超率众五万，次于荡阴。……
超众奄至，王师败绩‘。⑦说明步熊在成都王颖的军事决策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都王颖在荡阴获胜之后，遂挟持惠帝于邺城，独揽朝政。时安北将军王浚率胡、晋兵骑二万攻邺，卢志等‘劝颖奉天子还洛阳。……而程太妃（颖母）恋邺不欲去，颖未能决。……时有道士姓黄，号曰圣人，太妃信之。及使呼入，道士求两杯酒，饮讫，抛杯而去，于是志计始决‘。⑧再次说明在成都王颖军事行动的紧要关头，道士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道徒方士参与上层政治活动，不仅汉族为然，在当时的少数民族中时亦有之。前秦苻坚和后秦姚苌，均曾礼遇道士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晋书》卷九十五、《云笈七韱－洞仙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有传），每有征讨之事，皆有所咨询。
晋代道士上层化的另一表现，是道教传播于世胄高门，使大批高级士族加入道教，成为它的信徒，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天师道世家。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曾对此作过考证。如钱塘杜氏，琅邪孙氏、王氏、徐氏，吴兴沈氏，高平郗氏，陈郡殷氏，东海鲍氏，范阳卢氏，会稽孔氏，丹阳葛氏、陶氏等。这些高级士族大量涌进道教以后，必然将其思想也带到道教中来，引起道教内部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变化。于是，道书的造制日益增多，新的道派也相继出现。丹阳葛洪在这个转变关头，对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思想作了系统的总结，在《抱朴子内篇》中为道教构造了种种修炼成仙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的主张，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建立了一套长生成仙的理论体系，使道教的神仙信仰理论化，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为上层化的士族贵族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后世道教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他强调要想长生成仙，不能只靠内修外养等方术，还须积善立功，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⑨为使封建秩序神圣不可侵犯，他还假借鬼神的威力，来对人们实行严格的监督。他说：‘按《易内戒》及《赤松子经》及《河图记命符》皆云：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算减则人贫耗疾病，屡逢忧患，算尽则人死。‘⑩他还认为，不但天地有司过之神，每个人的身中还有上、中、下‘三尸‘。‘三尸之为物，虽无形而实魂灵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所为过失。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他指出：‘诸应夺算者有数百事‘，其中包括‘憎拒忠信，不顺上命，不敬所师‘等等，‘凡有一事，辄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尽则死。‘他把‘不忠不孝‘和‘诸横夺人财物者‘说成是重大的‘罪过‘和‘恶事‘。并指出，不仅做了这种‘恶事‘的要‘夺纪‘，而且‘但有恶心而无恶迹者‘，也要‘夺算‘。⑾为了使道教徒遵守封建秩序，不要犯上作乱，他又称：‘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⑿这里所谓‘善事‘，就是一切皆应按照封建伦理行事，不能犯上作乱，以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长存。可见，葛洪的神仙道教理论，乃是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的。
葛洪还认为，由于仙药有上、中、下之分，故神仙也因服药的不同而有上、中、下之别。又认为在众仙之中，因新老资格的不同，其地位亦有尊卑，位卑者必须奉事位尊者。不但如此，他还指出：在众仙之上，有一个统率众仙的‘元君‘，他说：‘元君者，老子之师也，……大神仙之人也，能调和阴阳，役使鬼神风雨，骖驾九龙十二白虎，天下众仙皆隶焉。‘⒀这个天上的‘元君‘，实际就是地上君主的化身，神仙世界这种森严的等级，正是人间世界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反映。葛洪站在士族贵族道教的立场，将民间道教极为异端，称之为‘妖道‘、‘邪道‘，把信奉这些道教的人称为‘杂散道士‘或‘杂猥道士‘，咒骂他们‘与彼穿窬之盗，异途而同归‘。⒁尤其对太平道首领、黄巾起义领袖等切齿痛恨。他说：‘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坐在立忘，变形异貌，诳眩黎庶，纠合群愚，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