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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倾邦君，势凌有司，亡命逋逃，因为窟蔽。‘⒂认为当时‘诸妖道百余种‘，派别繁多，‘皆宜在禁绝之列‘。主张坚决禁止这些民间道派的存在，并加以镇压。他说：‘淫祀妖邪，礼律所禁，然而凡夫，终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无轻重，致之大辟，购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无赦，肆之市路，不过少时，必当绝息，所以令百姓杜冻饥之源，塞盗贼之萌，非小惠也。‘⒃他力图从宗教方面为封建统治者镇压民间道派提供理论依据。葛洪的这些思想，正是士族贵族思想在道教内部的反映，说明当时道教内部的派别分化，实际是阶级分化的表现，上层化的神仙贵族道教与民间‘诸妖道‘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士族贵族与农民群众的对立。
由于高级士族的大量参加道教并把他们的思想带到道教中来，因而反映这种思想的上清、灵宝等派别也相继出现，并迅速得到了发展。上清派是从天师道分化而来，以奉《上清经》而得名。其开创人物魏华存、杨羲、许谧等，均系高门士族出身，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封建统治的上层人物有密切联系，属于士族知识分子，有的本身即是封建王朝的官吏。
但东晋司马氏政权对江南士族始终抱有戒心，甚至持歧视态度，因此他们在政治上也并不得意，于是他们便以老庄为精神寄托，并由此而信奉道教。他们加入道教，一是为了精神寄托，二是为了利用道教为封建统治服务。因此，他们对原来民间道教反映下层群众的那些思想和科仪教戒感到不满，所以他们加入道教之后，便按自己的意志和爱好来对原来的旧天师道进行改造，使之适应士族贵族的需要。他们制造了《上清经》等许多经典。在这些经典中，已经完全排除了早期道书中反映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的思想，在修炼方法上强调存思之法，着重个人修炼，因而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乐于接受和赞赏，这正是他们之所以不断壮大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灵宝派是以传洞玄灵宝部经而得名，也是代表上层统治阶级利益的。在他们所奉的主要经典《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里便强调‘言无华绮，口无恶声，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国安民丰，欣乐太平‘的思想。在《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中又提出了‘三合成德‘的理论。其中有云：‘夫道，三合成德，自不满三，诸事不成。三者，谓道、德、仁也。仁，一也；行功德，二也；德足成道，三也。三事合，乃得道也。若人但作功德而不晓道，亦不得道；若但晓道而无功德，亦不得道；若但有道德而无仁，则至理翳没，归于无有。譬如种谷，投种土中，而无水润，何能生乎？有君有臣而无民，何宰牧乎？有天有地而无人物，何成养乎？故《五千文》曰：‘三生万物‘。‘可见，‘三合成德‘的思想，正是为了君、臣、民各安其位，以维护封建统治。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他们还制定了一些规戒，规定其信徒‘不可得乱语，论及世务‘，必须奉公守法，不许妄言朝政得失，更不许参加反抗封建统治的活动。如《太上洞玄灵宝三元品戒功德轻重经》的《三元品戒罪目》中，便列有‘不忠于上‘、‘私蓄刀仗兵器‘、‘合聚群众‘、‘评论国事‘、‘轻凌长官有司‘、‘论议世间曲直‘、‘妄论国家盛衰‘等各种‘罪目‘，其中心思想就是不准犯上作乱。灵宝派的修炼方法主要是符箓科教，它注重斋仪，同时又受到上清派的影响，也讲思神、诵经，对金丹、房中之术甚为轻视。从其重视符箓科教方面来看，它比上清派更接近于旧天师道，故甚至有认为《灵宝经》系由张陵所造者。但实际上它和旧天师道那种搞画符念咒以‘驱鬼降魔‘、‘祈福禳灾‘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它又比较强调济世度人，因而也与上清派着重个人存思有一定区别。由于灵宝派既吸收了旧天师道能够吸引群众的某些思想和宗教活动形式，又剔除了它的那些反映农民群众愿望和要求的内容，在修持方法上也比上清派更简便易行，故能适合中上层人士的口胃，发展也很快。
道教在上层化的同时，民间仍然传播着通俗形式的道教，并不断发动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西晋时，道士陈瑞首先在巴蜀犍为地区发难。据《华阳国志》卷八记载：‘瑞初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斗，鱼一头，不奉他神，贵鲜洁，其死丧产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为师者曰祭酒，父母妻子之丧不得抚殡入吊及问乳病者。转奢靡，作朱衣素带朱帻进贤冠。瑞自称天师，徒众以千百数。‘这个陈瑞之道既然被称为‘鬼道‘，大师者称‘祭酒‘，陈瑞又自称‘天师‘，无疑是属于天师道的组织，陈瑞便是这派组织的首领。咸宁三年（277），益州刺史王*#以‘不孝‘罪，‘诛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传舍。‘继之而起的李特、李雄所领导的流民起义，亦与天师道有密切关系。他们在青城山天师道首领范长生的支持下，于永兴元年（304）十月在成都地区建立了成汉政权，以范长生为国师，尊为四时八节天地太师。在范长生的辅佐下，刑政宽和，事役稀少，百姓富实，‘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
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⒄凡经六世四十三年，至东晋永和三年（347）方被桓温所灭。和天师道有一定渊源的李家道，三国时从蜀中传到江南，并在江南地区传播，其徒众上千，‘布满江表‘。从东晋太宁元年（323）开始至隋大业十年（614）上下二百余年间，以李弘名义起事者连绵不绝，遍及安徽、山东、四川、湖北、陕西、甘肃、河南各地，且从汉族到少数民族皆有之，与这个道派在民间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在晋代，杜子恭一派的天师道在江南也颇有影响。
开始主要在上层士族中流传，到其弟子孙泰时，便在下层群众中广收徒众。东晋末，孙恩、卢循利用这个组织发动了起义，并提出了‘诛杀异己‘的口号，诛杀了高级士族中‘世奉张氏五斗米道‘的道徒王凝之。表明虽同为道教信徒，也会因阶级利益不同而互相对抗，可见这时道教内部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对民间早期道教改造的成功是在南北朝。北魏太平真君（440～450）年间，嵩山道士寇谦之在崇信道教的魏太武帝拓拔焘和宰相崔浩的共同支持下，自称奉太上老君的意旨，授以天师之位，赐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令他‘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⒅寇谦之所谓‘专以礼度为首‘，就是要严格奉行封建的道德伦常，不许犯上作乱。他特别仇视当时各地以李弘、刘举的名义发动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指责他们是一些‘诳诈万端‘、‘惑乱万民‘的‘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的‘愚人‘和‘恶人‘；诬蔑他们所聚集的是一些‘逋逃罪逆之人‘和‘奴仆隶皂‘之类的贱民；甚至咬牙切齿地咒骂他们为‘下俗臭肉，奴狗魍魉‘，‘当疫毒临之，恶人死尽‘。⒆可见‘以礼度为首‘，无非就是要求道教徒必须做到父慈、子孝、臣忠，作封建统治者的顺民。这是寇谦之改革道教的总纲，目的在于杜绝农民利用道教号召起义。经过寇谦之改革后的新天师道被称为北天师道。这种北天师道果然得到了魏太武帝的尊崇，‘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⒇又在魏都平城特为他建天师道场，‘重坛五层，邀其新经之制‘，MD集道士120人，每日祈祷六次，‘月设厨会数千人‘ME，又改元太平真君，并‘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MF复以寇谦之为国师，许多军国大事，都先征求他的意见之后方作决定。这样一来，魏太武帝既是国君又是‘太平真君‘，寇谦之既是天师又是国师。几乎使北魏政权变成了政教合一的道教王国。继寇谦之之后，南朝宋，则有庐山道士陆修静，‘祖述三张，弘衍二葛（葛玄、葛洪）‘，搜罗经诀，尽有上清、灵宝、三皇各派经典，遂‘总括三洞‘，汇归一流，并编制了《三洞经书目录》，这是道教史上第一部道经目录，为编制道教经典创立了体例和原则，这对以后整理和保存道教经典起了重要作用。又在总结自天师道以来原有各种斋仪的基础上，吸收佛教的修持仪式和儒家的封建礼法，为道教广制斋醮仪范，以适应对道教进行改革的需要。他认为，‘斋直是求道之本‘，‘上可升仙得道；中可安国宁家，延年益寿，保于福禄，得无为之道；下除宿愆，赦见世过，救厄拔难，消灭灾病，解脱死人忧苦，度一切物，莫有不宜矣‘。MG因此，‘圣人以百姓奔竞五欲，不能自定，故立斋法，因事息事，禁戒以闲内寇，威仪以防外贼。礼诵役身口，乘动以反静也；思神役心念，御有以归虚也。能静能虚，则与道合‘。MH可见，他是从修身与治国相统一的观点出发，以‘劝善戒恶‘为宗旨，使斋醮仪范既成为整顿道教使之合于封建礼法的要求，又是得道成仙的根本。他在《道门科略》中还就组织制度方面对天师道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建立和健全‘编户著籍‘和‘三会日‘的制度以严密组织，扭转已经涣散的组织状况；建立和健全道官祭酒依功受箓和按级晋升的制度，废除父死子系的陈规，禁止道官自行署职，以对道官祭酒进行认真的整顿，改变当时道官祭酒良莠不齐的局面，强调必须‘精察施行功德，采求职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