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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历史上的典型探讨威望的奥秘
《项羽与刘邦》
上卷
第一章 始皇帝回宫
第二章 江南叛乱
第三章 沛城树下
第四章 举兵
第五章 楚人之冠
第六章 渡过长江
第七章 楚武信君之死
第八章 刀劈宋义
第九章 巨鹿之战
第十章 秦章邯将军
第十一章 张良登场
第十二章 进入关中
第十三章 鸿门宴
第十四章 去汉中
下卷
第十五章 彭城溃败
第十六章 刘邦逃亡
第十七章 汉王使臣
第十八章 陈平之毒
第十九章 爱讲坏话的纪信
第二十章 背水一战
第二十一章 攻齐七十余城
第二十二章 半渡之战
第二十三章 虞姬
第二十四章 辩士往来
第二十五章 平国侯潜逃
第二十六章 汉王百败
第二十七章 乌江之畔
后记
《项羽与刘邦》 总 序《项羽与刘邦》 透视《史记》的洞察力
透过历史上的典型探讨威望的奥秘
谷泽永一
透视《史记》的洞察力
《项羽与刘邦》清晰地展示了人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力学关系。个性鲜明的人物在这出惨痛激烈的戏剧中发光发热，故事在结尾处迎来高潮，如弦断般戛然而止。这部作品的构思体现了日本历史意识的一种传统。众所周知，从文化发展的初期开始，日本就致力于“引进中国的汉字、汉书”。通过这种引进，“日本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但“在展示人间世相百态时，比起自己社会的实例，更爱借用汉文典籍中登场的中国古代典型历史人物”。这是日本人历史意识的一大特色。
《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汉书》，很久以来被并称为“左国史汉”，作为中国史书的代表，被奉为必读之书。日本人并不因它们是外国的历史而觉得有隔阂，其大前提在于，对日本人来说，历史本身反映包罗万象的人间世界，史书作为具有普遍性启示意义的典籍，为人们所尊重，更确切地说，是为人们所亲近，因此被奉为最重要的古代典籍。
引用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夏目漱石②在《文学论》那篇艰难晦涩的序中有一节说道：“我少时好读汉籍。虽浸淫未久，但文学究竟为何物，懵懂之中从左国史汉中似有所得。”也就是说，一流的中国史书本身，就代表了日本广义的文学概念。
特别是到了近世①，如中村幸彦②（中央公论社版·著述集3卷16页）所评价的，日本式的汉诗文从其性质上来说，才是具有思想性的文学，担当了与大众文学相对应的纯文学的角色。汉诗文的题材和表现手法，不用说，主要是来自汉籍。特别是最具典型的项羽和刘邦的故事，最终超越了汉籍的世界。元禄③三年作序、七年作跋的《通俗汉楚军谈》，与同为元禄年间成书的《通俗三国志》，并称为中国军事演义的双璧，广泛流传，并被收入明治末期的《通俗二十一史》、大正期的《有朋堂文库》，印刷出版。日本民众早已熟悉其中的人物角色，并通过这些人物角色思考着人类的历史。
司马辽太郎把这些背景总结为“古中国社会已经成为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日本人总觉得，古中国不是外国，而是自己曾经属于的文明圈”。以“左国史汉”为代表的史书，长久以来，成为日本人总结人生哲学的源泉，引以为鉴。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无法估量。
因此，司马辽太郎在构思《项羽与刘邦》时，想必是怀着数重的探求心吧。正如他在介绍故事大纲时谦虚地说过：“故事源自《汉书》和《史记》，我在参阅文献的同时，通过自己的想象，将当时人物所置身的时代风俗、思考方式、伦理习惯等进行还原。”谨慎的尝试、细致入微的洞察力，造就了这部作品。
这项尝试不仅艰难浩大，而且意味着对世界上最杰出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表现手法的直接挑战。透过司马迁的眼睛，透视历史记录的背面，对活跃在《史记》字里行间的“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进行更直接更普遍的人性分析。它不是《史记》的演绎或概括，而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重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
《项羽与刘邦》里性格各异的典型人物，不是与日本人毫无关系的外国人，而是曾启发我们对“什么是人类社会”进行种种反思的“实例”。从古到今，汉楚人物群像，对日本民众来说都是自己世界的一部分。在作品中，作者看似无意，但一直在探求一个课题：这些典型人物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项羽与刘邦》 总 序《项羽与刘邦》 个体觉醒的时代
个体觉醒的时代
司马辽太郎从时代背景出发来考察人物的思考和行动，非常重视中国战国时代社会澎湃的生命力。“战国这个称呼带着杀气，但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社会的成熟。”这个大趋势并非中国独有。回头来看，“日本列岛因大量人口定居较迟，比中国晚七八百年才形成较为统一的国家，因此战国时代的到来也晚很多。”“尽管历史年代有差距，相似之处还是很多。”司马辽太郎的这些评论引人注意，是对形式本位的时代划分论猛烈的一击。
司马辽太郎认为，“必须看到，战国出现的先决条件是，与古代社会相比，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发展，自耕农明显增多，人们从农奴的地位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独立精神。由此产生了亚洲式的‘个体’，个体的形成，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发明的不断涌现。战国前的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层出不穷，是中国思想史上最绚烂的时代，也同样产生于这样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作者点破：“经历了战国和秦朝灭亡的刘邦和他手下的关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觉醒的个体，他们是由侠义这种相互扶助的精神像黏合剂一样黏合起来的，后来这种精神在中国消失了。”但是，尽管“在战国时代，中国的个体及其尊严确立起来了”，“此后的中国史上，这种精神却衰落下去”，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色。
故事落幕之后，司马辽太郎一边感叹一边总结道：“中国历史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后世的文化统一性高，但好奇心、求知心却减弱了。后汉末期开始，所谓亚洲型文化开始停滞，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停滞，竟一直持续到近代”。最后我们不得不觉悟到：历史不能简单地用发展阶段一概而论。
另一方面，与其后的朝代相比，“先秦时代到汉代，中国社会生机勃勃，这个时期的人跟其他朝代的人简直不像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这时出现的个体典型，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至今仍焕发着光彩。
《史记》描写了这一时期的典型人物。武田泰淳①曾在《司马迁》（讲谈社文库）中指出，《史记》“重点在于项羽和高祖这一对立要素的运动”。司马辽太郎抓住了中国历史上最富活力的时期，最富戏剧性的对决，深入挖掘，向我们呈现了其周边千丝万缕的细节。
众多探讨对象中，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重要探讨对象之一，是人类建构的所谓思想的功能结构。最原始的一种思想———阴阳五行说认为：“哲理不可说破”。司马辽太郎剔除了一般逻辑上的构成原理。“公理不可证明。因其不能证明，才成为绝对真理”，这才是普遍的规律。
他还观察到，放眼世界，“从古到今，人类创建出许多理论体系，并信奉这些体系。其实大多数体系都是建立在谎言这样脆弱的基础之上的，为了让人相信这些谎言，在此之上建构的体系必须尽可能严密，为此人们殚精竭智。”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所谓理论的核心就是谎言”，因此，“理论只要抽去一根支柱就会像海市蜃楼一样消失”。所以，“刘邦没有学识，也正是因为他没有学识，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学问中那种虚伪的东西，他也没有沾染。”
《项羽与刘邦》 总 序《项羽与刘邦》 自尊心
自尊心
谋士范增揣摩项羽的性格时，对自己说：“这个人缺点很多，但他仍是一块刚出土未经雕琢的璞玉。”司马辽太郎看到了项羽其他方面的优点，评价说：“项羽比范增所看到的更优秀”，“项羽虎背熊腰”，“并非只有匹夫之勇”。陈平对刘邦这样说：“项王是人中之杰。人品高贵，对诸将以礼相待，对部下毫不粗暴，决不因为对方是下人而加以侮辱。”
司马辽太郎解释说，事实上，“项羽与刘邦不同，是名门之后，知书达理。项羽比常人热血十倍，愤怒时会狂暴如虎，憎恨时会大肆屠杀敌方军民，还有他流放并杀死奉为主公的怀王的行为都给人残暴的印象。同时，与此相矛盾的是，他厚待同伴，礼遇长者。这表现了项羽绅士的一面。”
确实，“项羽能使人感到他伟岸的灵魂。但是，这伟岸的灵魂中，也隐藏了比常人更多的孩子气。这种孩子气，使他有时勇敢，有时表露出异常澄澈的感情。但是，孩子所具有的功利性和残酷性，他却无法控制。”项羽是这样一个不能用常理衡量的人。
而且，“项羽好勇”，“以勇为衡量人的第一标准”，因此，“项羽认为有功的都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勇将，对在后方做坚强后盾者的功劳不屑一顾”。所以“他的论功行赏，常常招致混乱和反叛，或是使人对他灰心失望”。
司马辽太郎明确指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