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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赶紧朝四面城门跑去。
最早得知这项命令变更的，正是县令的驭者夏侯婴。他立即紧急通知萧何、曹参等县衙里的刘邦同党，让大家一起乘上县令的马车。继续留在县城里，大家肯定会被县令下令处死。夏侯婴挥鞭纵马，一溜烟穿城而过，经西城门朝城外飞驰而去。
县令立即发现萧何已经逃掉，狼狈之余，他连鞋子都忘记穿上，急忙跑到县衙前院，吼着嗓子惊叫驭者。
“夏侯婴到哪儿去了？”
还好，厅堂里还剩下一名小吏，只见他有气无力地摇摇头，说：
“大人的驭者也是刘邦的党羽。”
接下来，县令所能做的就只有关闭城门，继续龟缩在城里。
萧何等人出城不久，就碰上了刘邦的军队。
刘邦依旧戴着竹皮高冠，还骑着一匹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马。
“啊，是萧何吗？辛苦了。”刘邦高声说道。
随从者中多数都认识萧何，所有人都是一副叫花子模样。
萧何仰起脸，向骑在马上的刘邦报告了几件事情，刘邦只面带微笑点点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对萧何而言，这样就足够了。令萧何十分满意的是，刘邦已极其自然地具有了大将风度。
当这支队伍抵达沛城城墙下时，发现城门已经紧锁。
“还是让那些父老把城门打开吧！”
萧何向刘邦建言，写一封帛书用箭射到城里面去。
刘邦在一小块帛上用当地大白话给父老写了一封信。本来，萧何若同时署上名字，会使父老们更加信任，但萧何已经成了刘邦的属下，因而回避了这一做法。同时署上自己的名字，有可能损害刘邦的威望和人格，更何况既已成为属下，就得避免引起刘邦的嫉妒。作为萧何来讲，从今以后，只能以新的面目和周到的服务来面对刘邦，但对早已习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这位老兄来说，这样做根本感觉不到什么痛苦。
射到城里的帛书已被人送到父老那里。父老们早已集合年轻人组成了自卫的队伍。他们在靠近自卫队伍的地方商议一番，很快作出欢迎刘邦的决定。自然地，一山容不得二虎，既已决定欢迎刘邦，就必须先把县令除掉。
“赠县令一死。”
父老们向年轻人下达了命令。那些年轻人手持棍棒飞跑着穿过城区，直闯县衙逮住县令，按父老的话将其处死。
刘邦等一干人马开进城里。
父老们到城门口迎接，将他们引入县衙大堂。在这里，父老们恳请刘邦出任沛公（沛县主政者）。这种做法乃是该社会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尽管彼此早已心知肚明，却还要采取恳求刘邦拥戴其本人的方式。但刘邦毕竟是刘邦，一口便回绝了。
“我没有那份德。”
父老们又进一步恳求，但又遭到刘邦再次谢绝。
第三次，刘邦才终于答应下来。可以说，这一切也统统是在走形式。
刘邦的队伍整齐地列队在县大堂前的院子里。
担任相当于现代参谋长职务的，是萧何及曹参。
担任相当于现代副官职务的，是其幼时的朋友卢绾。
相当于队长职务的，则分别由驭者出身的夏侯婴以及下级小吏任敖、专办丧事的周勃和绢帛商灌婴等人担任，连人们眼中本事最大的樊哙也只能当上一名队长，率队乖乖地站在那里，他们都很安于其职。映着沛上方一片晴朗的天空，地面上旌旗翻滚迎风飘扬，这些长短不一、大小不等的旗帜一律呈红色，以象征刘邦乃赤帝之子，由此成为刘邦军的专用颜色。
大院里摆放好祭坛，上面供有祭祀用的活猪活羊等牲畜。
首先拜祭开天辟地以来传说中最古老的皇帝，即黄帝，接着祭拜象征战事大吉的军神蚩尤，最后将祭品活猪活羊等宰掉，用它们的鲜血把战鼓皮染得通红。
《项羽与刘邦》 第四部分《项羽与刘邦》 后 记（1）
后记
司马辽太郎
人们为生存而普遍建立起来的一般体系和技术群体叫做文明，在整个世界辽阔的土地上，似乎早就有了这种文明集中兴起的地方。
古代中国就是这些地方中的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
其中有一点恐怕是必须承认的，那就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生活方式各异的民族曾不间断地从四面八方进入过中原地区。其具体表现就是，在与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接触过程中，只懂农业的民族学会了穿长筒靴，弄干动物的筋腱制成弦，以及制作肉干、食用乳制品等。但他们（以农业文化的观点称之为蛮族）不是以教师的身份成群结队地到来的，而是以战争的方式出现的。
另外一个具体表现则是，擅长冶炼技术的民族曾经涌入。由于他们的涌入，使得金属制镞（箭头）技术传入中原地区，仅这一点就大大提高了中原狩猎的收获量。他们还在以往木制的犁和锄镐上镶上金属片，使农业生产有了飞跃发展，并由此扩大了统治领域，也就是说，产生了大面积的国家。为统治大片领土而产生了文字，并出现了使用这种文字的官员，文字很快就成为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文字作为表达思想和其他用途的工具，其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所谓擅长冶炼技术的民族，或许指的就是殷朝人。从出土的青铜文物来看，人们有充足的理由这样想象。
取代殷而兴起的周，原本在西部的草原地带。他们是与主宰当地草原的游牧民族——羌混住在一起的民族，冶金技术虽没有殷那么高明，却谙熟骑马民族的特长——战争。而且，他们有管理大批战士和农民的能力，可以想见，在把这些战士和农民巧妙地组织起来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方面，周人的能力也高人一筹。在古代，民族都是按生活方式自然形成的，跟二十世纪的民族概念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正如上面谈到的那样，这里所说的文明，似乎可理解为是在具有一定条件的地域内产生的，这种条件就是：谋生手段各不相同的众多民族把形态各异的文化带到一起，并把这些文化放到同一个熔炉里，使之融合为一个整体。至少，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这个巨大的熔炉势必要以农业为基础。
只是有一点需要说明，笔者所属的社会，一直处于中国文明的外围地带。
在古代，这些草木繁生的岛屿还是一望无际的荒野，只有极少数人住在上面。这些人都很纯朴，以采集为生，说话时拖着长长的母音。
就在这时，传入了一种水田式的种稻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尽管还是非金属制品，但犁镐等工具类的东西也整套整套地传了进来，还传入了绳子、席子和草鞋之类的稻秆制品，估计水稻耕作方法也随之传了进来。这就等于说，无论是谁，只要老老实实地按照这套办法来行事，都可以过上以种稻为生的日子，这一切就是当时那种条件下具有普遍性的文明。不过，当时并不像中国那样，这里缺乏具有多种生活方式的不同民族混合进来的条件，因而产生的是一个文化色彩极为单一的——也即是很单纯的——古代社会。
大概是在水稻种植传入日本之后没过多久，或是稍早一点，正是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的时代。经过农业生产力大大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包括形而上的各种思想流派在内，中国古代文明可说已经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步。
假如原封不动地使用“文明成熟”这个意义含混的词汇，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文明里甚至已经有了许多世界近代史才有的因素。似乎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迹象，即从上一个时代继承下来的各种形而上的思想流派已经在社会上扎根，每个流派都创立了培养人才的教育团体。
一种叫做士的个性群体也自成一体地出现了。日本所说的士，是指封建诸侯大名的家臣，而中国这个时候的士则是指具有某种思想和志向、自己决定命运的单个的人。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那种如同青鱼子（卵）一般以均等性和无个性的方式，隶属于部族或家族的生存模式，仍然遍及社会各个角落。所谓士，似乎讲的就是既与这种形态相关，又与这种社会现实保持一丝距离的个性群体。
中国历史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后世的文化统一性高，但好奇心求知心却减弱了。后汉末期开始，所谓亚洲型文化开始停滞。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停滞，竟一直持续到近代。可是先秦时代到汉代，中国社会生机勃勃，这个时期的人跟其他朝代的人简直不像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
从思想方面来说，秦朝是个进行法家思想实验的朝代，关于该朝代的建立，人们甚至有过怀疑，认为在其背后有法家的秘密团体介入宫廷，为国家提供理论根据，促使其设立一整套机构，甚至连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级官僚机制都设计好了。
使秦朝垮台的力量，不管怎么说还是来自流民。
当时有很多人利用和操纵这股力量，并使之保持回旋的余地。这些人身边有老庄信徒、兵家、儒家信徒，以及被那些称为纵横家的专门玩弄外交权术的人。至少在表面上没有法家，这不禁使人在心里产生一个疑问，当时各学派信徒是不是明显存在，或暗地里存在着要首先打倒法家主义的意识呢？
笔者1975年5月中旬曾经去过洛阳。当时，这座城市自唐朝以来就以甲天下著称的牡丹花已经凋谢了。
洛阳旧市区的民房全是用青灰色的砖瓦建成的，站在十字路口，难免会产生一种芥川龙之介笔下的杜子春似乎就要现身的感觉。铁路线一侧有一幢大屋顶的近似体育馆的建筑物，走进去一看才知道，里面保存着一处贮存粮食的巨大粮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