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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最重要的十个观点
1。没有事实本身，只存在它的传播方式。人们只生活在语言传播的世界中，传播决定了事实真相。语言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对事实真相会起到支配、改变甚至颠覆的作用，人的语言最具有魔力最具有危险性。由于语言对事实的支配性，所以权谋家们看重语言对实现图谋、达成事功的功能。
2。谋略本身无所谓善恶，是使用谋略的动机和目的显示出谋略在道义上的卑贱崇高来。阴谋诡计应用在日常生活，那是卑鄙小人的伎俩，而如果用在国家大事上，那是枭雄谋士的雄才大略。苏秦与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一样，认为谋略权术是政治科学，与日常道德断然无涉。谋略并非教人奸诈和邪恶，相反，它正是为了战胜邪恶和侵害、为了保证道义的实现而必须运用的智慧和手段。它可使人避免愚蠢和短视，踏上科学、高效率的正道。
3。荆轲刺秦王是政治上的败笔。荆轲成就了自己的英雄主义形象，但却加速了燕国的灭亡，与最初的战略目的背道而驰。肯定荆轲抗暴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是一回事，检讨燕太子丹的决策失误是另一回事。至刚易折，政治中的退让、等待、忍耐比勇猛的义无返顾有用的多。政治就是一门把握可能性的艺术，周易中讲“灭蠖之屈，以求信（伸）也”，韬光隐晦、以退为进、坚韧的耐力方可成事。凭着血气之勇的刺秦，固然可以赢得千古英名和美学价值，但却既给行动者本人造成劫难，又对事业进程毫无补益。
4。谋略与口才相辅相成、互相促成。谋略是因，口才是果。谋略用来策划、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口才用来实现策划、通过说服人直接解决问题。没有谋略的口才会变成信口乱说，没有雄辩的谋略也会被束之高阁、因得不到实践而成为水中之月。战国策士们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既是谋划高手，又是用雄辩实现自己谋划的行动者。
5。运用谋略与口才的根本在于对人性的把握上。对每个人人性中的善与恶、贪欲和良知要有清晰的衡量和娴熟的引导，说服对方，必须要有一个将自己置换成对方的过程。掌控对方的状况和需求，才能对症下药、以为我用。对待人性，如果积极成分多，就用褒扬的、激励的方式以利益和荣誉使其就范，若人性中否定成分多，就要靠威胁的、惩罚的方式以恐惧和灾难使他就范。
6。为达目的不应该不择手段。首先，手段取决于目的，这个目的一定是有利于自己或社会的；其次，如果手段本身的使用违背了目的，使用手段造成的负效大于目的应产生的效益，那么这个手段是不应该采取的。为那些能带来正当效应的有益目的去不择手段，而且此手段不会凌驾在目的之上，是完全应该的。
7。知识分子当不了政治家，因为知识分子心有不忍、注重清名而不能务实、只会论道而不会作事。真正老练的是务实型的政治家，他权衡得失、隐忍果决，他注重实力和谋划，是那种把目的的真正实现看得高于一切的政治家。他不看重道德上的清名、一时的成功和暂时的退却；他看重的是实力、效用和最终的胜利。
8。谋略带来和平也带来正义和民主。上天赐予我们大脑和嘴巴，不用动手动脚、动刀动枪，头脑和言语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化解各种危机，不战而胜是谋略的发端和宗旨。《战国策》中也充斥了众多朴素的社会政治真理；当时的民主政治达到了前世绝无、后世少见的高度。政治游戏规则古今同理，很简单也很朴素，遵循它就会长治久安，违背它，就会倒退紊乱。
9。善变敢说、运筹谋划不是在扭曲人性，而是在充分张扬人的智力、个性和气度，显露出人之为人的生命的力量和存在的价值。以辞锋相争，以智谋相夺，“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没有遮蔽道德虚饰的战国策士们的这种进取有为的功利主义人生观，在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0。合纵连横，分化敌方、争取同盟的关键手段在于威逼和利诱。利与害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利有久暂之分，害有远近之别。诱之以利，使之惑近利、忘远害而为我所驱；胁之以害，使之避危亡之近祸而就我掌控。“福兮祸所伏”，以利诱之，实质上是以利害之。在合纵连横反复无常的变化中，败者多败于不能明察事机、丧失同盟而自陷于孤弱；胜者多胜于善于结盟联合、充分利用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质而益强。
序
由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全方位竞争，由于中央集权制度尚未建立，由于儒法家思想还没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等各种原因造成的相对松散、活跃、自由、开放的社会政治环境，使战国时代成为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璀璨瑰丽的文明黄金时期。波澜壮阔、风起云涌，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圣贤和英雄辈出、雄辩和华章毕呈。战国时代是我国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轴心时代，是奠定我中华民族文明和文化基调的本源时代，也是中华民族个体人性最为辉煌和丰满的时代。
主宰我民族精神文化的儒家、法家、道家、纵横家等传统思想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孔子、孟子、韩非子、老子、庄子、鬼谷子等圣哲大师所达到的思想理论高度，后世之人都难以企及。而其中以鬼谷子、苏秦、张仪等人为代表的纵横家，由于其在社会政治上的真知卓见和在事功上的谋略权术、雄辩才智，使其具有着影响千秋万代、指导中国人为人处世、从政经商的深远意义。世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历朝历代的志士枭雄们，大多以纵横家为楷模，演练揣摩、谋划游说，施澄清天下之抱负，图封侯拜相之功业。
不重清名而重功利的作风正是战国时代及《战国策》的优点所在。后代那种繁文缛节、君君臣臣、道德至上的儒僚虚骄之气还没有充斥官场，务实精神而非泛道德化为战国社会增添了活力。大雄辩家苏秦在那时就提出了政治权谋与日常道德仁义断然无涉的思想，这与西方政治科学开山祖师马基雅维利的见解不谋而合。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历朝历代卫道士们严厉的攻讦和批评。然而就是这些人，口诵仁义道德，手却持权术诡计，阳儒阴法，私下对《战国策》推崇备至、时而习之，乐此不疲。
在人心不古、竞争激烈、人人推崇成功学的今天，口才与谋略是每一个成功人士不可或缺的必备素质。拥有了雄辩和口才，才能说服他人、推销自己、征服人心，从而达成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而拥有了谋划方略，才会懂得作事的方式方法，深谋远虑、运筹规划、纵横捭阖，从而叱咤风云、扭乾转坤、经天纬地。当今天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社会政治领域变革图新、经济领域竞争激烈和残酷、每个现代人生存发展的压力非常巨大，一切正如一副新的战国画面。我们只有奋发图强、苦心磨练，拥有智慧和才能，才能经营人生和事业，建立不凡之功业，实现胸中的抱负和壮志。
《战国策》是彪炳千秋、影响深远的一部谋略宝典、论辩宝典，它最初是由战国纵横家们为了提高游说效果、为了揭示社会人生规律而集录的策士们的成功游说辞、书信及言行录，最后的编定者是西汉末年的刘向。他按战国的东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个国家次序，删去重复，编定一书，定名为《战国策》，共33篇。《战国策》和《鬼谷子》同是纵横家一派的名著，但《鬼谷子》多是精要的哲学话语和抽象的理论原则，晦涩艰深，而《战国策》是由鲜明的人物和生动的事件组成的无数案例，是运用、证明和实践《鬼谷子》的一个巨大的口才、谋略案例宝库。西方的MBA等案例教学法近年来才流行，实际上我国古人早就为我们提升谋略和口才准备了案例库。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战国时代为背景的《战国策》对急需成功的当代人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战国策》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的谋臣、策士们游说各国君主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政治主张、斗争策略和处世方略，是当时的英雄才俊们谋划各项事业战略策略、用言辞游说政要辩驳对手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其中众多游说辞、演说辞文采与义理都堪称绝唱、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透过文字，现代人能体会到策士们的思维、心理活动，感受到他们今人难以企及的满腹经纶、雄才大略和卓越辩才。谋算策划、舌战论辩，实质上是另一个刀光剑影的战场，一切兵戈其实早已在头脑中、论辩中决出了胜负。人类历史不能重演，但是人类活动是何等的相似。只要有人、有人类社会，无时不刻就会充斥着谋略和论辩活动，数千年前的风云人物们提炼的技能和思考的结晶依然是那么的鲜活如新，那么的急需运用。古人的滔滔雄辩，精妙谋划，使我们望尘莫及、自叹不如。“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我们只有谦恭苦读、汲取养料、勤奋演练，才能不愧对那些作为我们共同祖先的古代英雄豪杰们。
《战国策》同时也是一部文学价值极高的散文名著，它的文学地位在文学史中相当高，文采飞扬、气势宏伟。古往今来，学者们无不津津乐道。
首先它长于叙事，有如小说，这是《战国策》首屈一指的特点。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富有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将权谋哲理蕴藏在曲折动人的故事中。二是善于刻画人物、栩栩如生。苏秦、张仪、陈轸、冯谖、楚怀王等人物性格鲜明、真情流露，阅后让人铭记不忘。三是语言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生动优美。对话颇似戏剧，针锋相对、令人喝彩。铺排和夸张中呈现绚丽多姿的辞藻、酣畅淋漓的气势。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
其次，长于议论，可比诸子中的孟子、荀子、韩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