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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柳树长起来，看这小院子，到了夏天，柳树遮着荫凉，连日头也见不着，要多么凉快，有多么凉快。”
朱老忠说：“哪我可高兴，兄弟盼着吧！”
严志和说：“好！咱就先叫老拔帮助咱弄这个，要不他就走了。”
朱老忠问：“干什么去？”
严志和说：“上河南里东张岗，张家木头厂子里去做活。
他脊梁上太沉重了，压得喘不过气来！”
朱老忠问：“干什么那么沉重？”
严志和说：“叫债压的。”
两个人在柳树底下抽着烟，盘算了一会子盖房的事。朱老忠站在大柳树底下，往西一望，对岸坡上就是冯家的场院。周围黄土墙圈，墙圈里外长满了高的杨树，低的柳树。陈年草垛，有杨树尖那么高，雾罩罩的一座宅院。他站在土坡上楞了一刻，猛可里呼吸短促，胸膛里滚热起来。他看到老爹住过的地方，死过的地方，想起他出外的日子，仇恨如同潮水在胸中汹涌起伏。
８
朱老忠还乡的消息，也传到西锁井，传到冯家大院。
冯家大院，是一座古老的宅院，村乡里传说：冯家是明朝手里发家的财主，这座宅院也是在明朝时代用又大又厚的古砖修造起来。经过几百年风雨的淋洒，门窗糟朽了，砖石却还结实。院子里青砖铺地，有瓦房、有过厅、有木厦。飞檐倾塌了，檐瓦也脱落了，墙山很厚，门窗很笨，墙面上长出一片片青色的莓苔。青苔经过腐蚀，贴在墙上，象一块块的黑斑。一进冯家大院，就会闻到腐木和青苔的气息。据说冯家大院里有象猫一样大的老鼠，有一扁担长的花蛇，把那座古老的房舍，钻成一个洞一个洞的。院里一棵老藤萝，缠在红荆树上，老藤萝长得很茂盛，倒把红荆树给缠黄了。老藤的叶子又密又浓，遮得满院子荫暗的不行。大瓦房的窗格棂又窄又密，屋子里黑古隆冬的。但是这样的房子，冯老兰却住惯了，他成天价钻在大瓦房里，晴天白日点起油灯，写帐簿打算盘。这天听得朱老忠还乡的消息，他不写帐，也不打算盘，只是趴在桌子上发呆。眼前晃晃悠悠地闪着朱老巩的影子，仇人的形象是有心人不能忘却的：头上挽着个搪扭儿，光着脊梁，举起铡刀，张开大嘴喊着：“大铜钟是四十八村的，今天谁敢捅它一手指头，这片铡刀就是他的对头！”虽然过去了几十年的事情，他多咱一想起来，就趴在桌子上，转着黄眼珠子，呼噜呼噜地学猫叫。心里纳起闷来：“嗯，朱虎子，朱老忠，他不是死在关东了？”冯老兰没见过三十年以后的朱老忠，根据幼时的相貌，会把他想象成朱老巩的样子。心里悔恨说：“剪草不除根，又带回两只虎犊儿！唔！老虎，简直是三只老虎！”他心上异常不安，垂下枯黄的脸，眯瞪眯瞪眼睛，瞧着窗外。
三十年的时光，也在冯老兰身上留下显著的标记：他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肩膀已经弓了起来，花白了头发，也花白了胡子。脸上瘦得凹下去，两只眼睛却还很有精神。
他提起长烟袋，把烟灰磕在地上，吊起眼珠慢吞吞地走出来。经过三层大院，走到场院里。在往日里，他一走到场院，就会感到骄傲：锁井镇上，只有冯家大院配住这样的高房大屋。屋舍虽然老朽，样式毕竟与别家不同！看见牛把式老套子牵牛套车，他又想：在锁井镇上，只有冯家大院才配使用这样的死头大车，才配喂养这么肥的牛！想着，他的骄傲情绪又在心上蠢动起来，伸出右手捋着他的长胡子。
场院里有喂十几条牛的牛棚，有喂十几只猪的猪圈，有一棵高大的槐树，枝叶繁密得象伞盖一样遮住太阳。他走过牛车、井台、土堆粪堆，到了黄土围墙下，站在绿树荫里。往日里他就爱站在这儿，回忆胜利的往事……
当他的两只老眼掠过广阔的柳林，掠过苇塘，掠过池塘上的清水波纹，看见对岸坡上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严志和，那个新拿败的对手，并不放在他的眼里。当他看到另外一个象朱老巩模样的人，心里说：“也许，那就是未能剪草除根，而又死灰复燃了……”想着，又撅起他的长胡子，自言自语：“唔！一只虎没杀绝，三只虎回来了！”登时，他觉得办错了一件大事情，一时急躁，气喘起来，胸膛急骤地起伏，那颗心几乎要跳出来，怎么也装不到肚子里，头脑晕眩起来。他提起大烟袋慢慢走回来。走到大门口，门角上那对石狮子呲着牙咧着嘴，瞪出大眼珠子看着他。他耽了一刻，又走过三层宅院，走上高台砖阶，走回他的黑屋子，唉声叹气地坐在大木椅上。这时他的二儿子冯贵堂走进来。
冯贵堂高高身材，穿着袍子马褂，白光脸蛋，满脑袋油亮的长发。他上过大学法科，在军队上当过军法官。上司倒了台，他才跑回家来，帮助老爹管理村政，帮助弟兄们过日子。这几天他正有一件心事，看见他的老爹唉声叹气，他问：
“爹！又有什么不舒心的事情，惹得你老人家烦恼？”
冯老兰说：“提起来话长呀！就是跟东锁井朱老巩家那件事情。我费了多少年的筹谋，费了多少心血，才把大铜钟砸碎，把四十八亩官地抠在咱的手心里。这样一来，咱家这片宅院愿怎么升发就怎么升发。这还不算，最主要的是根据阴阳先生的推断，有那座铜钟照着，咱冯家大院要家败人亡。如今咱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升发起来，继承祖宗的事业，成了方圆百里以内的大财主。”
冯贵堂说：“这就好了，朱老巩死了，他儿子也没了音讯，该你老人家高枕无忧了！”
冯老兰憋住口气，把嘴唇一鼓，摇摇头说：“不，朱虎子昨儿又回到锁井镇上，还带回两个大小子，我估计他不会跟咱善罢甘休！”
冯贵堂听完父亲的谈话，撅起嘴来，闷着头在屋里走来走去，他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也感到这不能按一件小事对付。他倒背起手考虑了老半天，才说：“我早就跟爹说过，对于受苦的，对于种田人，要叫他们吃饱穿暖，要叫他们能活得下去，要不的话，谁给你种田，谁给你付苦？在乡村里，以少树敌为佳。象朱虎子一样，树起一个敌人，几辈子不得安宁呀！他虽然上过大学，有了一些文化，但阶级本质决定地，他还不懂得阶级这两个字的含意。
冯老兰听到这里，不等冯贵堂说完，把黄脸往下一拉，拍着桌子说：“你花的那洋钱，摞起来比你还高，白念了会子书，白在外头混了会子洋事儿。又不想抓权，又讲‘民主’，又想升发，又不想得罪人。怎么才能不树立敌人？你说说！在过去，你老是说孙中山鼓吹革命好，自从孙大炮革起命来，把清朝的江山推倒，天无宁日！清朝手里是封了粮自在王，如今天天打仗，月月拿公款，成什么世界？还鼓吹什么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闺女小子在一块念书。我听了你的话，把大庙拆了盖上学堂。如今挨全村的骂，快该砌下席囤圈了……”
冯老兰这么一说，象揭着冯贵堂头上的疮疙疤。他不等老爹说完，抢上一句说：“这就是因为村里没有‘民主’的过，要从改良村政下手。村里要是有了议事会，凡事经过‘民主’商量，就没有这种弊病了！咱既是掌政的，就该开放‘民主’。再说，你又上了年纪，又是村政又是家政，你一个人揽着，怎么管得过来？怎么不落人的埋怨？就说那铜钟吧，本来是四十八村的，你不通过村议会讨论，一个人做主卖了。把好事办成坏事，惹出一场人命案，使你老人家一辈子不舒心，多么不上算……”冯贵堂说得累了，喘了一口气，停了一刻。见老爹只是低着头不抬起来，又说：“听我的话吧，少收一点租，少要一点利息，叫受苦人过得去，日子就过得安稳了。从历史上说，多少次农民的叛乱都是因为富贵不仁，土匪蜂起，引起来的。这就是说，要行‘人道’，多施小惠，世界就太平了……”
冯老兰耐着性子，想听完冯贵堂一阵话。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下去，把桌子一拍说：“你算了吧！又跟我鼓吹‘民主’！那样一来七嘴八舌头，龙多死靠，什么也做不成了！依着你，土地银钱不能生息，过日子要花钱，孩子们上学要花钱，打官司要花钱，日子还有什么升发。家不富而国安在哉？”
冯贵堂看老头子又发起脾气来，打起笑脸走到老爹跟前，装出缓和的神气说：“这么着啊，咱用新的方法，银钱照样向咱手里跑。根据科学的推断，咱这地方适宜植棉。咱把地里都打上水井，保定新发明了一种水车，套上骡子一天能浇个二三亩地，比手拧辘轳快多了。多种棉花、芝麻，多种经济作物，这比放大利钱收高租强得多了。少在受苦人身上打算盘，他们就越是肯出苦力气，说咱的好儿，不再骂咱们了！”
冯老兰把头一扭，说：“哪，不行！受苦的人生就了的骨头长就了的肉，是卖力气的。照你说的那么办，他们都过起舒服日子来，谁还死心受苦？那样他们不会说咱好，反倒骂咱们傻到底了。再说，土地使水一浇就漏了风，要施很多的粪肥才行。光使水浇不施粪，会都把庄稼浇黄了，能长出什么好庄稼！要施粪哪有那么多粪肥！”
冯贵堂听父亲不赞成他改良主义的主张，他摇摇头想到：“人，一上了年纪，就爱固执己见，偏重保守了！”笑着油嘟噜的嘴唇，缓和了一下神气，说：“这，我都打算好了；咱有的是花生黑豆，就开个轧油坊。开油坊还不使那大木榔头砸油槽，咱买个打油的机器，把地里长的花生黑豆都打成油。再买几盘洋轧车，把棉花都轧了穰花，把棉籽也打成油。咱再喂上一圈猪，把棉籽饼喂牛，花生饼喂猪，黑豆饼当肥料施到地里。把豆油、花生油、棉籽油和轧的皮棉，运到天津去卖，都能赚到一倍的钱。这样也积得好猪粪、好牛粪、好骡马粪。有了这么多粪，地能不养肥！地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