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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举最后一个事例。1913年11月8日，德国从其援助土耳其、反对保加利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划定土保两国边界的努力中获利，使最出色的德国军事首脑之一里曼·冯·赞德尔斯将军被任命为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军团司令。于是，俄国看清了即将出现的前途是，在其西部和南部同时遭到中央帝国包围，并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与法英两国断绝一切通讯。由于俄国的抗议，冯·赞德尔斯将军的职务安排发生了变化。他变成了土耳其军队的总监察——这种改变与其说削弱他的权力，倒不如说加强了他的权力。
人们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战争。再说，这在欧洲是一种普遍感觉。戴高乐在25年后发表的《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追述了人们在这种大战前夜——它即将导致各国人民在一次无限的冲突中进行对抗——的心态，并把它看作是发生一种国家、社会和思想革命的结局。
“这种革命”，戴高乐写道，“就像其他革命一样，只是一种早就开始的、利用战乱进行的变革的结局。自从好几代人以来，普选、权利平等和宪章平等、义务教育等将这些变革的效果结合起来，以便用单一的模子来铸造民族。”
在戴高乐看来，这就是欧洲国家在其进入战争的时刻，采取同一种行为的深刻动力。欧洲国家以集团的方式行事，仿佛它们在其自身经济和社会演变的影响下事先实现统一似的，仿佛现在持不同政见、破裂、对立等在民族、民族统一和保卫民族这种首要任务面前悄悄地消失似的。
“工业和都市生活”戴高乐还写道，“抹煞了地方特点。机器的广泛使用将同样的成批生产的物品分配给每个人，报纸围绕着相同的主题连接人们的思想。不动产造成了股份普遍存在的结果。政党、工会和体育活动在赞扬集体感。运输、交通和卫生则迫使人们受到许许多多的共同约束。简言之，这种一样的、人口密集的、匆匆忙忙的生活，由本世纪的机器强迫当代人服从的生活，事先就决定了当代人要经受那种对各国人民的战争打上印记的大量起义、巨大而无区别的撞击。”
从表面上来看，这种分析是反常的。在20世纪初期，人们已经感觉到旧专制政体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摇摇欲坠。1912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在世界上最古老的金銮殿的废墟上宣告成立了共和国。1906年，波斯发生了革命运动，导致翌年伊朗国王承认了君主立宪制。1910年，墨西哥爆发了动乱，其结果只是导致后来发生一些未遂的、但无休止的革命。1905年，俄国革命显示了沙皇政府的脆弱性，动摇了俄罗斯社会，直至其社会的底层，尽管俄国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实现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以及有意义的、但部分的和不充分的改革。社会主义派别业已渗透到欧洲工业国家的整个工人阶级，正在呼吁改造社会。在各民族内部，出现了同样多的分裂迹象。但很短的时间就足于证明，由于克服民族分裂，欧洲国家将在一场即将演变成战争的危机中以集团的方式行事，从而证明戴高乐后来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
眼下，欧洲正在不可阻挡地走向1914年爆发的战争悲剧。各国都在备战，其目的不是为了避免战争，就是必要时获得战争胜利。1911年至1912年期间，德国主动地发动了大规模竞赛。1912年底，德军总参谋长冯·毛奇的合作者鲁登道夫将军在一份报告中，强调继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希腊取得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胜利之后，奥匈帝国在军事上遭到了削弱，并且预见到德国要在两条线上进行战争。施利芬伯爵领导德军大参谋部以来，作出了下述决定：优先发动西部攻势，以便通过比利时的迂回运动，包围法军，在西部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份作战计划是建立在德军占有无可争辩的最初优势的假设之上的。因此，一项新法律规定，要在1914年，将和平时期的武装力量增至82万人（其中不包括军官人数）。奥匈帝国则将每年动员的兵力从10万3千人增至16万人。意大利从12万人增至15万人，以便拥有常规军37万5千人，而不是27万5千人，换言之，增至34个前线师，而不是24个前线师。法国则通过1913年8月7日法律作出了回答，该法律将服兵役期确定为三年，而不是两年，这样就使得法国拥有75万军队（其中不包括军官人数）。俄国军队在1914年，从130万人增至142万3千人。英国在殖民地只有11万人驻军，在本国拥有17万人兵力——而这17万军队即将乘船去法国——因而将其军事努力用于加强海军。这是因为，在海军上将冯·蒂皮茨的启示下，德国深信一支海军力量是增加其对外贸易和海外经济存在所必要的伴随者，并决定部署一支“能够在埃力格兰岛和英国海岸之间采取行动”，在必要时对英国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处处尊重德国利益的”巡洋舰舰队。伦敦迟迟才发现，制海权关系到英国及其帝国的安全本身，但现在都成了问题。由于基尔运河水浅，不能让类似的船只经过，从波罗的海驶向北海，英国决定让一艘18000吨、超过所有的德国船只、新的装甲舰《无畏号》下水，但是，德国人挖深了基尔运河，建设了与英国《无畏号》同吨位的船只。而今，军备竞赛也在海上进行。
当时，在这个和平时期的最后几年，在欧洲出现了战争不可避免的感觉。诚然，经济竞争还让位于许多妥协，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发展使人们希望一些国家的繁荣不会损害另一些国家的繁荣。这种看法在商界最为普遍。诺尔芒·安热尔在1912年发表了《大幻想》，以他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意见，并预言战争爆发对资本主义将是一场灾难，会使社会和经济的运转遭到危险。然而，这种呼声是孤立无援的，即使它表达了一部分欧洲资产阶级的害怕也罢。军备竞赛体现了国际紧张局势，并使紧张局势变得更加严重，但它是紧张局势的结果，而不是紧张局势的根源。正是那种在瓜分世界的最后地盘问题上进行的对抗和动乱的威胁——它们都来自民族权利要求的爆——把人们引到了战争的边缘。人们是那样强烈地感到战争逼近，以致某些人专心于预见战争，描述战争的状况和进程，并猜测战争的出路。对此，最敏锐的人们感到头晕一般。其中，最明智的是圣彼得堡的一位商人伊凡·布洛克，他的名字后来被遗忘了，这是不公正的。布洛克在1898年发表了一本题为《未来战争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书，在书中预言军队在漫长边界上的发展，在堑壕里的灭亡，战争的延长，战争在经济和人力方面的昂贵费用，以及可能由此而来的社会革命……但是，其他人感到厄运不可避免的临近，因而在忧郁和失望中听天由命。如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看到“整个欧洲的明灯都已熄灭”，便在英国对德宣战的那天晚上叹息道：“我们有生之年是再也不会看到明灯重亮了。”
对于戴高乐来说，他的青少年时代，他所选择的前途，就是在走向战争这种精神和这种气氛中形成的。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假如排除那种促使亨利·戴高乐在“国民别动队”中服役和在1870年同普鲁士兵打仗的、非常自然的爱国激情迸发的情况，那么，志愿当军官并不是戴高乐家族的传统。智力和文学方面的爱好也有可能促使戴高乐走别的道路。然而，戴高乐立志于行动。他将来成为军官是为了行动。除非是伴随、阐述或报告行动，否则，戴高乐将不是一个评论家、分析家、现代的历史学家。在戴高乐作出其前途选择的时刻，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想法比这种行动、参与和对未来的历史施加影响——如果可能的话——的意愿更加强烈的了。但戴高乐在20世纪初，在青少年时代就知道，他的生活前景是什么。他不只是猜测这种前景，而是事先将命运纳入其生活前景之中。
“尤其是因为”，戴高乐后来写道，“在本世纪初出现了战争问题。”
因此，为了跟随戴高乐的青少年时期，说到底，为了理解他人生的其他阶段，就必须始终追忆那些后来的阶段。尽管人们已经作了引证，但还必须不断地加以参照。戴高乐写道：
“我应当说明，我在少年时代，是无恐惧心理地想象这种未知的冒险，并且事先赞扬过它。总之，我不怀疑，法兰西被迫经历巨大的考验；生活的意义在于，有朝一日为法兰西作出重大的服务；而我将有这个机遇。”
当戴高乐结束他在维姆厄的暑假生活时，他于1909年9月30日获悉，他在高考中被圣西尔军校录取了。在近800名考生中录取了221名，戴高乐排在第119名。这是戴高乐第一次报考圣西尔军校，虽然他的排名比较靠后，但这并不预示着他一旦入学，他的学业也比较差。眼下，戴高乐必须下部队一年，以二等兵的身份来开始其军人生涯。1905年3月21日法律要求这样做。当3月21日法律颁布时，历届共和政府还在德雷福斯案件的影响下，怀疑军队，以致在政府看来，强制性地让未来的军官先到在普通新兵中间体验生活一年，这种办法是可取的。戴高乐在部队生活了一年，既无热情，也无太多的不便。后来，他在通信中认为这种体验是无用的和缺乏说服力的军人，并把它看作是浪费——这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浪费时间和人力——军队该更好地使用一些通过招募进来的军人，能够更加有效地培养他们。⒂是年，戴高乐在部队上，转入了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无疑，戴高乐之所以选择这个团，只是因为它驻扎在离他传统的度假地不远的地方，而且有一班连接阿腊斯和巴黎的火车。不管怎样，这又一次是扎根在法国北方，因而是同“北方人民”关系的一次新体验——在戴高乐的思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