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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晚餐。然后，整理内务。烧毁文件。我可以出发了。
8月5日，再见了，我的房间，我的书籍，我熟悉的东西。生活显得多么紧张，当一切也许即将停止时，最小的事情也变得多么突出……今天早晨，我们团已经井然有序地启程了。很少有人来看我们出发。有些坚强的人忍住了自己的眼泪。上前线吧！这肯定是全体一致的激情，我过去曾经梦想过的、但现在遭到压抑的热情。〃
这时，戴高乐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些匆匆忙忙写在记事本上的隐情，正在经历着一种对他来说完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体验，因为这里涉及的不是别的，而是在各国决定进行对抗和民族被呼吁拿起武器的时刻，各国人民要做些什么的问题。各国人民是否即将感受到那种急迫的爱国主义号召，因而服从那些向他们发生的动员令，或者相反地，他们是否即将造反，反对野蛮的战争，援引世界博爱的最高义务来反对战争？不管这种疑问在20世纪结束时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它对现代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戴高乐在事隔二十年后进行写作时，在《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中追述了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其目的只是为了仅仅记住那种对“复仇”思想、甚至对国防义务的疏远。
“工人群众的人数和团结，”戴高乐写道，“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增加，但他们现在否定了这种曾经使大革命增色、直至巴黎公社的战争情结。一大部分人民加入了第一国际。除了无产阶级的敌人之外，已经不再有敌人了！”
这里，戴高乐对法国和欧洲社会主义的深刻派别进行了描述，这种描述并不是不真实的。人们毕竟看到，社会党国际刚刚辩论过抵制战争的手段问题，作为1914年之前最雄辩、最真诚和最有代表性的法国社会党人，让·饶勒斯呼吁欧洲各国工人阶级举行总罢工，要求人们抵制战争。当朱尔·盖德对此提出异议，强调总罢工这种口号在工人群众最多、最受教育、最有战斗性和最革命的国家里会得到响应，但由此会给那些最落后或最专制国家好处时，人们并未最听他的讲话，远未如此。直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刻，人们还可以提出疑问。在这种准备抵制战争的前夜，看来一切都是未定之天，但事关20世纪的命运。一方面，是以“民族万岁！”为口号的、法兰西大革命的历史、思想和文化遗产。这种遗产为欧洲各国人民所继承，在1848年启示过德国、意大利、中欧国家的国民和社会起义，并以人民自决权的名义认可了民族的觉醒。但另一方面，那些自称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并向历史挑战的革命者现在正在崛起。他们与胜利的资产阶级为敌，也与由这些民族组成的资产阶级国家及其“资产阶级民主”为敌。为了反对民族力量势不可挡的上升，这些革命者以激烈的方式肯定全世界劳动者的的团结，宣布他们的事业是统一的和共同的，对那些边界、在边界之内筑垒自卫的国家、把边界站岗作为其存在理由的警察和军队进行了抨击。他们以一种非常清醒的头脑觉察到，世界革命和博爱革命的幻想有可能在那种挑动民族斗民族的民族冲突中遭到分裂和破裂。他们的口号是“无产者没有祖国！”事隔多年来看，这种口号造成的挑衅、失望和暴力，是人们难于想象的。
1914年，战争的考验来了。于是，人们可以衡量出这种革命的挑战带有的可悲的和可笑的东西。在集体的记忆中，还留下了有关的基本分裂的记载。一方面，人们注意到社会党领导人的背叛，他们忘记自己发表的国际主义声明，向普遍的循规蹈矩进行让步，被沙文主义的浪潮席卷而去。罗歇·马尔坦·迪加尔在他的著作第二卷里，举出一个动人的和说明问题的事例，雅克·蒂波的故事。作为资产阶级王朝的逆子，蒂波起来反对世界的不公，拼命地想要成为一名革命者。在他看来，突如其来的战争是压迫达到了顶点，是拯救社会的最高表现。在几页似乎因岁月而变黄的书里，人们看到了在一个奇特的世界主义革命者阶层日内瓦开展活动，这些人认为代表欧洲工人阶级的精神，想要使工人阶级转过身来，反对本国的军队、国家和祖国。因此，一架飞机在阿尔萨斯前线上空散发传单，呼吁欧洲工人阶级造反。蒂波死于此事。而且，这个故事从可笑变成了残酷，最后出现了一名宪兵辱骂蒂波尸体的情景……但是，反过来，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日子，人们保存着下述记忆：民族的统一得到了恢复，爱国的热情得到了重新发现，各种社会阶级的博爱虽被长期遗忘，但在战火下又突然复活起来……
人们不会多谈“神圣联盟”在法国公共舆论史上具有的重要意义。长达40多年的国内冲突、政党支持者的争吵和社会的不和，一下子在民族宗教狂的时刻里烟散云消了。在教堂、工人街区里，人群欢呼部队的经过，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在奔赴前线的时刻进行宣誓，国民议会举行历史性会议，聆听雷蒙·普安卡雷的演说。这些众多的情景象征着“神圣联盟”，以致人们对当时法兰西社会迸发出来的、非凡的热诚无法产生怀疑。对于那些信奉天主教的年轻军官——即使他们摆脱君主政体传统和社会主义也罢——来说，1914年8月的法兰西形象是他们早已梦寐以求的形象，是他们无论如何都铭刻在心中的形象。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戴高乐于8月5日，在他的记事本上记录了这点。毫无疑问，他把1914年的战争看作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最大证据。历史证实了戴高乐的期待，呈现了民族对抗的机会；此后，其余的一切都消逝了；这正是人类历史的深刻活力。
其实，从社会党国际局于7月29日，举行了在爆发危机——这场危机即将导致战争——后的第一次会议，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于8月3日决定投票赞成战争拨款。前后不用五天以上的时间这短短的五天足于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对“资本主义战争”的谴责完全付诸东流。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能克服欧洲人民对战争所作的炽烈的反应。在包括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在内的、所有的社会阶级里，爱国主义将一切都席卷而去，最简单和最自发的爱国主义游行是最有说服力的。在饶勒斯的葬礼上，莱昂·儒奥这位两年前曾诅咒过“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工会书记郑重声明说：“我以工会组织的名义，以所有已经参加团队的劳动者和那些包括我在内、明天将要奔赴前线的劳动者的名义发表声明，我们奔赴战场，一定要击退侵略者。”8月26日，有两名社会党人进入政府，他们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法国的朱尔·盖德，以及从前在《打造一个国王，否则就打造和平》一书中预言过共和国不会在战争考验下幸存下来的马赛尔·桑巴……他们代表现在“为了权力和自由”转而赞成战争的法国社会主义，将下述观点——建立一个共和主义的法兰西，成为遭到德国霸权威胁的小国人民的、当然的保护者——变为法国社会主义的观点，接受一次由民主政体进行的、反对专制帝国的最后一次战争冲突……作为反对军国主义的、世俗的和反教权的社会党人，盖德和桑巴把热爱祖国和国土的天主教徒夏尔·贝玑看作是全体国民思想的体现。“共和国的士兵们，为了全面裁军和最后的战争，我们已经出征。”
这是一种无限的热诚，它在欧洲各国人民投身于杀戮之中的一刻，使他们受到了震撼。戴高乐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感受到这种热诚，他看到——正如他历来希望的那样，为一位象母亲或妇人那样理想化的祖国效劳的时刻已经到来。戴高乐在青少年时期的秘密中，曾经把祖国看成是“一位童话里的公主，她注定要有杰出的命运，天生要取得完全的成功或者经受惩罚性的不幸”。难道戴高乐本人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吗？
有些形象比长篇文章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和更有启发性。在德塔耶所创作的描绘1877年演习场景的一幅画和普安卡雷视察1913年演习中拍摄的一张照片之间，有以下许多相似之处：军人的制服几乎是雷同的，背包差不多是一样的，军人徒步行走，戴着柔软的法国军帽，处在一种由教堂钟楼、稻草堆点缀的乡村环境里，有几个城市平民或农村人的身影在远处呈现，一支军队在事隔36年后，始终穿着红裤子，“在旷野上”打仗，他们刺刀插上步枪，在骑马军官的催促下，在山丘上奔跑，发起进攻。但是，两年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前方拍摄的照片上，一些男人身上沾满泥巴，头上戴着盔形帽，他们在迷宫般的战壕里，在由无数个土袋、混暗的交通壕、倒塌的沟壑或者在被推倒的树木后面蜿蜒而过的沟壑组成的世界里，在铁蒺藜中间，在一种被大炮炸翻的土地上困兽犹斗……战争不是提前进行的试验。在对垒的两大阵营里，政府和最高统帅部被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战争和战役进程打个措手不及，普通士兵也是这样，经受着战火的考验。
战争的经验，就是神话与现实对抗的经验。戴高乐在《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描绘过这种经验，以致人们可以把此书看作是一份报告，叙述了那些士兵在战争初期，在战场各地，在所有的军队都变得惊惶失措时感到的印象。戴高乐写道：
“大部队排列成纵队形式。首先，部队可以想到，那是一次与其他许多演习相似的演习；同样的队列，同样的美丽景色，同样的有点艰苦的行进，太阳，尘土，沉重的背包。突然，大炮轰鸣，使人产生了一种危机的感觉。除了体力艰难之外，还加上对一种正在接近的、未知的东西的阵阵担忧。但很快，良好的愿望，甚至某种好奇心，在人们的心里占了上风……不久后，射击变得更加准确了。大地遭到炮弹的连续轰炸。人们不无惊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