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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98％。城市手工业者始终有130万名。农村人口外流相当缓慢，并未引起对平均经营土地面积进行任何重大的再分配。虽然1918年的储户在1925年被迫失去其储蓄的实际价值的60％，但胜利公债却轻而易举地找到了700万名认购者。著名的3厘公债在1920年1月值67，20法郎，五年后还值55，50法郎。此后，普安卡雷在翌年稳定法郎和物价，恢复了那种从1914年以来遭到损害和损失的社会“信任”。1924年，41万家庭有了自己的银行存折……
然而，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战争时期，主要是工厂，还有商业和办公室曾经大量使用过妇女劳动——突然加速了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演变。整个社会受到了妇女劳动的影响，至少是通过引述和神话来受其影响的。例如，女作家维克多·玛格丽特的小说《任性的姑娘》的成功，特别是科莱特的小说的成功，时装的更新——头发剪短、不穿胸衣的连衣裙上衣、短裙子——便是妇女劳动的见证。超现实主义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个经久不衰的重要地位，开始对人们的观点施加一种人们尚未能估量的影响。“黑人舞会”进入巴黎剧场，传统音乐让位于爵士音乐……扎根于过去与令人目眩的新时代构成了社会的两极。社会在这两个极中间摇摆不定，这在世界各国无疑都是这样。但在法国社会，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时而对商业复兴、许多人发财、重新恢复稳定和出现生活欢乐感到放心，时而感到社会不稳定、在悄悄地发生动摇，前途未卜，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这种“东方曙光”的诱惑——有人认为它是模式，有人认为它是威胁，但大多数人却感到不理解……
“当代的特点，”戴高乐在《剑刃》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是不确定。现在有那么多的违反惯例、预见和学说，有那么多的考验、损失和失望，有那么多的光辉、冲击和意外，它们动摇了现有的秩序。”
但是，对戴高乐所属的军队来说，这特别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他在此书最精彩的一个段落中表达了这种观点。
“武器刚刚改变了世界，它们不是让人首先受其之苦，而是在为自己徒劳的热情哭泣。军队在经历重大战争努力之后感到忧伤，无疑，这种忧伤状态只是没有任何传统的东西。在和平时期军队进行的虚拟活动与军队的潜在力量两者之间的对比中，有某种令人失望的东西，但那些当事者感受不到，没有痛楚。‘有那么多的军队没有使用，’毕苏斯基说，‘有那么多的目的和那么多的徒劳！’更有甚者，在战役结束后的岁月里，有一种同样的痛苦浸透了士兵的灵魂。若是突然松弛下来，看来活力就会破裂，而且有时还会发出一种深沉而深刻的怨声——沃弗纳格和维涅曾经用这种怨声哄骗过我们。”
在战后的这些岁月里，法国军队的组织机构感到了这种反弹。⑦起先，军队的反应是极其缓慢的，而且有一种维持原状的考虑，而这种情况同战后重建的经济要求毫无关系。必须给政府和议会时间来最后决定实行重大的裁军。1921年的法律规定，从翌年起将服兵役的期限从三年减为一年半，并且明确规定，在1925年底向众议院递交一份关于将服兵役的期限缩短为一年的报告——这是在1921年就决定了的。为了补偿缩短兵役期限的后果，1921年的法律还规定招募8万职业兵、30万海外士兵和3万民事职员。但与此同时，由于相信战后服役不再有前途，许多军官离开了部队。虽然军队人数起先维持在一个肯定过高的水平，但它逐年地降下来。其中，干部人数原定是23万名军官和士官，后来先后降到15万和10万6千人。和平时期用于训练机动部队和守护边界的师，先后从45个降到32个和20个。步兵团从1914年的173个，降到1924年的65个和1929年的56个；骑兵团先后从79个降到48个和25个；野战炮团先后从62个降到60个和28个；重炮团先后从13个降到30个和24个；相反地，土著步兵团从9个增加到28个。与此同时，由于必须在从摩洛哥到叙利亚一线应对动乱，新建了5个非洲骑兵团，并最终组建了10个坦克团。这就是法国军事机器所走的下坡路。诚然，战后国家重建的沉重代价和欧洲和平的巩固证明这种走下坡路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在马其诺防线的庇护下，这种做法导致法国军事机器在30时代初的严重削弱。为着理解戴高乐是什么形势下参加战斗，致力于法国拥有一个装甲兵团——新的军事强国的工具，就必须记住这段历史。
戴高乐返回巴黎后，就结了婚。⑧戴高乐在兄长克扎维埃结婚之后，表明了成婚的意愿。戴高乐家族同旺德鲁家族共同努力，安排了他同未来的妻子、年方20岁的伊冯娜首次见面。旺德鲁家族祖籍爱尔兰，定居法国北方的加莱已有200年历史，其中有些人当了船东，有时也出任加莱市议会议员和市商会成员。伊冯娜的父亲是一家饼干厂的老板，当时远遐闻名。伊冯娜的母亲则独树一帜，是法国第六名获得汽车驾照的妇女，战时还当过加莱军队医院的护士长，因而获得战争十字奖章。旺德鲁家族比戴高乐家族——戴高乐家族完全不是殷实人家——富裕得多，在他们的财产中，主要是在阿登山区拥有一座城堡——“七泉”城堡。在1940年以前，戴高乐经常到这座城堡去度假，直到战争的灾难迫使旺德鲁家族卖掉这份家产时为止。在“金秋沙龙”进行相亲之后，便安排了一次下午品尝点心。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历来都是必定要提及此次品尝点心，因为根据这个多半是真的、而且不管怎样具有象征意义的传说，当时戴高乐打翻了茶杯，茶杯掉到了伊冯娜的连衣裙上。然后，是发出参加圣西尔军校舞会的邀请，使戴高乐同伊冯娜聚在一起。伊冯娜还感到有些困惑。根据她兄弟雅克非常详尽的叙述，伊冯娜对于自己同戴高乐的高矮之差提出了疑问：戴高乐比她高出40厘米以上……因为戴高乐必须在11月20日返回波兰，所以两家的做法变得有点更加急迫。还是根据雅克的证词，伊冯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将来要么嫁他，要么谁也不嫁。”因此，两家在11月11日订了婚约。随后，1921年4月6日，在加莱举行了婚礼，先是在市政府，然后翌日在加莱圣母院。根据当时非常流行的习惯，戴高乐同伊冯娜在意大利进行了蜜月旅行。
传统的婚姻。传统的礼仪。戴高乐的私生活显得平静而幸福。其标志是1922年12月28日，诞生了一个名叫菲利普的男婴，男助产士、勒维－索拉尔大夫使得男婴身体健康。戴高乐一家有了一个合适的住所，它始终位于塞纳河左岸，在荣军院（拿破仑墓）和法国军事学校附近，经过格勒诺布尔大街，便是“德塞街心公园14号”。戴高乐先后获得了两次表彰——一次是因其在韦斯迪尔河战役指挥有方而受到军队嘉奖，另一次是被授予波兰的军功勋章。此后，是一次很有趣的分配工作，戴高乐被任命为圣西尔军校的历史副教授，负责教从资产阶级大革命到1918年停战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
1922年5月2日，戴高乐在其军事生涯中，跨越了一个为一切有价值和有雄心的军事学院军官所必要的阶段。他考取了高等军事学院。在参加第6龙骑兵团、一个飞行大队和第503坦克团正规学习班之后，戴高乐在暑假结束后进入了高等军事学院。那份使戴高乐考取新学校的评语毫无例外地写了赞美之词，证如圣西尔军校副校长所写的那样：“该军官具有高素质，他本人知道这点。知识广博而扎实，能力很强，具有很快领会问题和出色介绍问题的才干。讲课很受欢迎，得到学生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演说家，所以对学生具有很大的影响。他准备报考高等军事学院，将来肯定会得到录取和获得成功。”事实上，在129名学生中，戴高乐只是以第33名的成绩被录取和以第52名的成绩毕业。因为此时，是那些塑造其历史人物，预言其前途和书写其“传奇”的阶段之一。高等军事学院当时由德布内将军领导，德布内也尽可能准确地代表贝当的观点，可以说是贝当的发言人。德布内的副手是比诺将军和迪费厄将军，后来他们俩都坚决反对戴高乐在使用坦克问题上表达的观点。据甘默林将军在《回忆录》里提供的证词，迪费厄以秘密支持那些从1936年起在军队内部组建的极右翼网络而著称。沙维诺将军担任防御工事科目教授，后来在贝当的支持下，成为那些宣布德国坦克不可能穿越阿登山脉、入侵法兰西的人中最著名的人物。不过，莫伊朗上校担任戴高乐的总策略科目教授。所以，戴高乐必须同莫伊朗进行对抗。事实上，莫伊朗在授课时说，应当在一种事先了解的范围内，以适当的手段领导战争，同时要严格地决定那些火力体系应当赖以建立的“格子”。这就是由德布内将军所启示的先验论，而这种先验论来自贝当。⑨
戴高乐恰恰不承认德布内的先验论。对戴高乐来说，就其严格性而言，这种学说排斥时势的作用、敌手突然行动的偶然性、对突然有利的形势的利用，简言之，是排斥那些在战争中几乎决定一切的时势。戴高乐已经认为，凡是从战争爆发以来，人们只想看到火力威力的地方，都要引进“运动战”。因此，从戴高乐不是设法掩饰其观点时起，他同其教官之间的对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戴高乐上高等军事学院二年级时，便出现了这样的机会。莫伊朗上校明确地感到，戴高乐在智力上反对自己的教学。为了证明这点，莫伊朗将原定此次训练，即最重要的指挥一个兵团训练的任务，交给了戴高乐。事实上，戴高乐在这次训练中，受到了下述大规模演习的诱惑：一个起先旨在扮演次要角色的师在强渡一条江河后，突然采取攻势。莫伊朗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