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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谈到了他生活的时代，以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来确定书中的“人物”——军人。军人是奉献给行动的思想家，是被迫等待的行动家。戴高乐在书中，首先提及军队在战争时期进行前所未有的努力之后，对和平时期放弃其所有活力所产生的忧郁情绪。但是，戴高乐想要使人们知道，这种“忧郁情绪”也可以用在一种深刻思潮的影响下排挤军事问题来加以解释。
“此外，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戴高乐写道，“看来一切都结合起来，以便扰乱人们的职业良心。群众在经过战争暴行后，作出了热情的反应。到处都流行着一种神秘主义，它不仅倾向于诅咒战争，而且倾向于认为战争已经灭亡，因为人们想要战争灭亡。虔诚，肯定是与驱魔同行的……”
戴高乐对词汇的选择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明确地暗示说，时代精神正在拼命地进行努力，要发现那些认为战争从此灭亡的最好理由，但这种发现却没有严格的推理和信念。戴高乐担心自己囿于军人职业的骄傲，从此对各国人民的不安和希望漠不关心。
“看见一个病人向死亡伸手的情景，”戴高乐写道，“这是不能让任何人无动于衷的。”
戴高乐还站在那些寻求怎样确保和平的人一边，意识到下述问题：
“怎样去建立这种由各国人民——它们暂时得到了平静，不用激动万分的集体的帮助——向往的国际秩序呢？”
不过，戴高乐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马上预言：那些创造历史进程的不断的变化，正在排除瓜分世界的国家和强国享有持久稳定的可能性。
“人们是否认为，只要弱者想要变成强者，强者想要实行统治，老者想要幸存下去，就能使今日的平衡变成最终的平衡呢？如果这种演变继续下去，那么怎样才能使边界和强国稳定呢？”
关于怎样回答1932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裁军组织问题的争论，戴高乐补充说：“如果人们不能强制性地实行权利，那么光说权利是否是够呢？”他还引证了雷兹的红衣主教的话：“军队的法律遭到了人们的蔑视。”
这里，戴高乐无保留地揭露了一种关于人的悲观主义观念，即认为人本身带有一切冲突的萌芽。
“人们在哪里看得见，那些制造武装冲突的热情和利益正在放弃其要求，某个大人物自愿放弃其所有的和他想要的东西，人们最终不再是人的情况呢？”
因此，戴高乐得出了对武力念咒的结论。与此同时，戴高乐在树立一种与其文化不可分离的人道主义，并且揭露德国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方法的“无度”。如果人们不知道这点，那么这种对武力的念咒就会变成一种辩护。不管怎样，武力是与历史共存的，没有武力，历史就会变得不可设想。
“其实，没有武力，人们是否能设想生活吗？但愿人们阻止生命的诞生，但愿人们使精神不结果实，但愿人们冻结武器，但愿人们使需求昏睡，届时，无疑，没有任何东西会使得武力继续必不可少。作为思想的方法，行动的工具，运动的条件，必须有武力这个稳婆来分娩整个进步。无论是主人的彩旗，还是金銮殿的城墙，或者革命的铁锤，都轮番地把秩序和自由归功于武力。作为城市的摇篮，帝国的幽灵，没落世界的掘墓人，武力在对各国人民发号施令，支配各国人民。”
当戴高乐发表了《剑刃》这些文字时，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刚刚结束。这个发表日期具有一种几乎动人心弦的象征主义。欧洲即将摆脱其还在含情脉脉地抱有的幻想：长期的和平前景，作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无限暴行的自然代替。正是在此时，戴高乐变成了挑战者和卡桑德拉神。作为挑战者，他彻底地——那怕以极端的方式——否定了任何和平解决冲突的希望，冲突正在出现。作为卡桑德拉神，他宣布这些冲突正在逼近，必须抬起头来，看着冲突。有关系，戴高乐已经决定进行撞击。与此同时，他要求让那些想要正视世界前途可能性人，拥有一种分析使用武力问题的权利和义务。现在还不是打仗的时代，但至少是进行思考和写作的时代。
“现在是，”戴高乐写道，“军队的精英们要重新意识到他们卓越的作用，将时间精力集中在战争这个唯一的目标上，高瞻远瞩的时候了。现在是他们重建那种适合其状态的哲学，以便归还剑刃的时候了。”
戴高乐的《剑刃》包含着一种关于人、行动、社会的哲学，在法国思想和观点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这种关于人、行动、社会的哲学发端于20世纪初，并表明它转向后来岁月所发生的大灾难。在第一章《战争的行动》的描述中，戴高乐明确地印证了他在青年时代偏爱的那位哲学家，也许这是他偏爱的唯一的一位哲学家——可以不夸张地说，他在智力方面，确实接受了这位哲学家的影响。
“柏格森业已指出，”戴高乐写道，“为了直接地接触现实，人应当怎样通过将本性同智力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得对现实的直觉。实际上，本性是存在于我们的自我之中，能力将我们同自然最接近地连接起来。多亏了柏格森，我们达到事物秩序的最深处，我们参予那种可能存在的、模糊不清的和谐……对于战争统帅来说，在观念方面出现了一种与艺术家为主体的现象类似的现象。这个主体并不能使人使用智力。柏格森从中得出了一些教益、方法和知识。但是，在柏格森看来，只有通过一种本性能力的努力，以及那种唯一地同自然——从自然中可以迸发出火花来——进行直接接触的灵感，才有可能进行创作。关于军事艺术，人们可以引证柏格森谈论别人的话：人是自然的补充。”
戴高乐阐述这个主题时，不仅满怀热情，而且怀有一种特殊的爱心。因为戴高乐在这里重提了他同高等军事学院教授之间的争论。时势具有的无法预见的多变性，几乎无与伦比的自由，则是战争行动的特点。
“战争如同生活，”戴高乐写道，“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将不再发生，永远如此；而行动，不管怎样，很可能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对于军队消极的和往往狭隘的行为戴高乐以自己的方式，继续进行他多年来所作的的指责。
“有时，军人夸大其智力的相对无能，所以忽视对智力的利用，这是事实。”
这是一种值得欣赏的曲言法，也许是法国文学中最漂亮的一种曲言法。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挑战。但是，这是在戴高乐当时深受其熏陶的哲学条件下进行挑战。戴高乐在阅读柏格森的著作时，纳入了一种赞扬主观性——戴高乐写道，主观性是直觉，本性——赞扬自由的作用、并且否定实证知识的优势、否定对历史和科学决定论的信仰的轨迹之中。这是戴高乐在《剑刃》第一章《用动词开始？不！用行动开始》引证歌德的《浮士德》时，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达的20世纪最强大的思潮之一。所以，当戴高乐瞥见20世纪的风暴时，他描绘了一位同疯狂事件进行斗争的“风暴人物”，这种描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再说，很强的个性为了斗争、考验和重大事件而树立的，它并不始终表现为这种在普通生活中讨人喜欢的、便利的好处和表面的诱惑。突出的特点通常是粗暴的、令人讨厌的，甚至是桀骜不逊的。即使群众低声地承认这些特点的优势，还给它们一种难以理解公正，那也极少看见人们喜欢、然后促进这些特点。而支配军人生涯的选择，更加乐意地涉及到那种讨人喜欢的事情，甚于那种值得赞扬的事情。”
当然，人们从这些文字中必定看到了戴高乐所描绘的自画像。由于卑微的军衔，戴高乐还继续生活在阴影之中，所以他在生活中希望，有朝一日，时势会使他象已经自我看到的那样脱颖而出。据此，《剑刃》这本著作对戴高乐的希望来说，几乎是一种讽刺。然而，如果不引证《剑刃》的写作日期在1927年，发表的日期在1932年，那就不会理解戴高乐。1927年的法国刚刚被普安卡雷——他在法郎重获坚挺的基础上，使法国感到安心——从一场货币灾难中拯救出来，并且相信白里安的真诚——白里安不作过分的让步，却巧妙地通过洛迦诺条约开始法德和解，据说由此确保了欧洲和平。可是，到了1932年，欧洲已经感到了冲击，并将因此发生动摇。从资本主义经济发生悲剧性的危机到纳粹在德国获得首次胜利，欧洲正在跨过一个个导致战争可能爆发的阶段。因此，《剑刃》第一章的结尾文字，便有了一个特殊的味道。
“我们的时代是不大有利于培养和遴选军事统帅的。最近经历的考验是过度的，其后果是使人们意志松懈，性格消沉，士气低落。而士气低落使舆论偏离战争秩序，不停地扰乱军心，直至扰乱那些最坚决的抱负。因此，在军队的行列里，谁不象从前这个有名的女人那样经常自言自语：为什么我在这里当兵？我不知道！20世纪的全部希望已经遭到了吞噬！”
当1927年戴高乐写完《剑刃》一书的初稿时，恰恰他不相信当时的和平时代会无限延长下去。五年后，他深信悲剧正在卷土重来。
在《剑刃》的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