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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27年戴高乐写完《剑刃》一书的初稿时，恰恰他不相信当时的和平时代会无限延长下去。五年后，他深信悲剧正在卷土重来。
在《剑刃》的第二章《性格》和第三章《威信》里，戴高乐似乎继续描述其序言中业已证明过的、但更晚才描述的自画像。其中最有意义的段落已经成为援引戴高乐历史文献的经典段落。
“面对事件，有坚强性格的人是求助于自己。他的运动是在行动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为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把行动变成自己的事情。他远远不是在等级制的庇护之下生活，在文章里面躲藏，在报告中掩盖自己，而是奋起，昂然挺立和迎击敌人。”
怎么不把这段文字，看作是对戴高乐1940年6月18日发表抗战号召书的、奇特的预演呢？
“没有奥秘，威信是不能前进的，因为人们不大尊重那些过于熟悉的东西……没有言行的保留，通常就没有同样的、心灵的保留……保留，性格，伟大，这些威信的条件迫使那些想要获得威信的人，进行一种会使最大多数人感到讨厌的努力。这种不断的束缚，这种永远要经历的风险正在考验个性，直至其最秘密的心弦……这里，人们触及到一个没有作出很好的解释的、关于退役的动机问题。有些获得一切成功并得到人们欢呼的人，常常是放弃重担……而统帅置身于他人之外，因而失去那些在放弃职位、亲密相处、友谊本身中得到的温情。统帅注定要承受这种孤独感。据法盖所述，孤独感是‘高官的贫困’。。。。。。由此，有了一种说不清的忧郁，人们发现一切庄严的东西都沉浸在忧郁之中。人与事都是如此。”
在20年代末的宁静的法国，即普安卡雷和白里安实行合作的法国，这种对个性的赞扬是奇特的，其深刻的根源在于20世纪初的思想。从前，尼采所著的《扎拉图斯拉如是说》呼吁过个人起来，超越那种——据这位哲学家所述——从基督教义和民主那里继承过来的平等观念。尼采揭露说，这种“生活的疲劳”与很强个性的事业是水火不容的。这样，被赞扬的“自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永远超越自我的任务。在20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的世纪里，米盖尔·德乌纳米诺和马沙多·德阿西提到过对那些人——他们对自己的期待，仅仅是过好己的生活和丰富人的生活条件——的存在所具有的、悲剧性的感受。安德烈·纪德在《背德者》里，贝尔纳·肖在《社会的社会主义》里却确认了，在现代世界和社会组织的束缚中间，存在着那种同样受到存在哲学赞扬的、彻底的个性。戴高乐赞美“有坚强性格的人”的伟大，将威信提高到人类尊严的最高水平，从而纳入了某种思想路线。可是，戴高乐想要将其思考范围，确定在新时代和在20世纪中。他首先看到，20世纪中有集体的伟大干劲、民族的和社会的纪律、党派的势力，以及《群众的纪元》——奥特加伊·加塞赋予那部使其出名和在同时出版的著作以《群众的纪元》的题目。
有意义的是，戴高乐在《剑刃》一书中，再次要为武器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进行辩护，彷佛向那些幻想和平、理智和进步的当代人和法国同胞说话，想要证明那些知道武器马上投入使用，所以在进行准备后，毫不犹豫地加以使用的人做得正确似的。
“武器在任何时代都是野蛮行径的工具……不过，从武器中迸发出来的光芒往往照亮了智力领域……武器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搅动了最坏本性的污水。武器宣告了杀人，使仇恨滋长，使贪婪泛滥。但是，如果吕西费使用武器，那么人们就会看到武器掌握在大天使手中。。。。。穷人的高贵，罪犯的道歉，武器从最平凡的人那里汲取毫不利己的精神，给乞丐以荣誉，给奴隶以尊严。。。。。。武器对世界实行了酷刑，但也改造了世界。武器做了最好的事和最坏的事，分娩了无耻的人和最伟大的人——而伟人是时而在恐怖中爬行，时而在光荣中闪光。无论是可耻，还是光辉，武器的历史都是人的历史。武器象思想和行动一样，是普遍的、多方面的和永恒的。”
在这篇热情洋溢的辩护词中，不仅有对历史的思考，对时代精神的智力挑战，而且披露了当时戴高乐心里的疑问，以及被抑制的疑惑和内心的希望。因为必须指出，在同一年，或者几乎在同时，戴高乐写信给他的朋友路易·纳辛，表示相信凡尔赛的欧洲正在土崩瓦解，德国即将重新威胁欧洲。可是，在此期间，戴高乐深感自己无所作为、停滞不前和孑然一身——时局使他在军队内部继续处于这种状态。再说，这是一个犯错误的时机——戴高乐在1928年所写的一封信函问题上，犯了一种奇怪而长期的错误。纳辛发表了这封信的内容。
“啊！如今，当兵是痛苦之极！然而，必须这样。过几年，为了来拯救祖国，人们将紧紧抓住我的燕尾服。”
后来，历史学家采用了纳辛的这个版本。
让·拉库迪尔得以获得此信的原件，经过更加仔细的研读，他发现戴高乐这样写道：“人们将紧紧抓住我们的燕尾服。”⑾戴高乐在这里谈的是军队，由于时局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军队的作用重新占了优先地位。不过，戴高乐也想到了当时局突然发生变化时，届时他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1932年，戴高乐在他从前撰写的、后来经过部分修改的讲演稿里，增补了新的一章：《政治家和士兵》。他在这里重新谈到了《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的中心主题，即政权同统帅部之间合乎逻辑的关系问题。戴高乐肯定加进了这样的考虑：向他认识和尊重的知识分子指出，蔑视军人是不公正的和荒谬的，就象通常军人对政治家的变化无常或软弱发出的抱怨往往是不正确一样。戴高乐忠于他历来捍卫的传统观念，写道：
“时而，国务活动家侵入统帅部的领域，并且专横地左右战略。时而，军人滥用其武力，损害公共权力。但是，在这对合作伙伴中，一人的胜利便是另一人的瘫痪。这样，平衡被打破了，秩序被践踏了，活力被压制了。从此，行动转向了不连贯。灾难就接踵而来了。”
毫无疑问，戴高乐是特地给《剑刃》补写《政治家和士兵》这最后一章的。这样，在《剑刃》前几章里所写的，那些浪漫、挑战的和颂扬主导个性的东西，就找到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的结论。在这个知识分子的想法处于极端思想的30年代初，戴高乐肯定不愿意充当一个将一切都从属于“统帅”、“有坚强性格的人”及其“威信”的哲学的支持者。
然而，伟大是第一位的。怎么能设想在国家缺乏伟大时，伟大能落到军队的头上呢？在戴高乐的历史观里，对抗是世界的动力，因此，他不可能设想一个不是以迎击暴力挑战为首要义务的国家。《政治家和士兵》这一章将会有同样的命运，对于政治家和士兵来说，赌注是相同的。在经过将近三分之一的世纪之后，我发表了第一本著作《共和国及其军队》。此后，戴高乐对我写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同对于军队来说，重要的问题是遭到失败，还是获得胜利。”
因此，戴高乐在这个刚刚出版《剑刃》的1932年春天，进入了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贝当并未按照戴高乐希望的那样，为了使他担任高等军事学院教授而进行干预，也无意把他重新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在贝当和戴高乐之间，现在不仅不再有相互接近和举行有意义的会见，而且产生了一种人为的不和。因此，人们可以根据某种迹象相信，戴高乐以贝当的门生自居，而贝当以戴高乐的善良保护者自居，当戴高乐的“老板”的过程已经结束了。某些传记作者把他们两人关系的结束，看作是被1940年战争悲剧拆散的“一对”的、不平常的命运。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事实上，戴高乐在贝当的第33部兵团里服役，先后当过士兵和少尉。是贝当签署了表彰戴高乐在凡尔登战役中的功劳的嘉奖令。尽管贝当晋升法国元帅，但他自然对戴高乐这位年青军官——戴高乐从波兰带回来出色的评语，并且已经以其智力天赋而出名，特别是不属于与贝当对立的派别——保留着回忆，因为人们一致认为，贝当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因此，贝当认为，戴高乐是属于他的人。人们看到，出于博得戴高乐好感的考虑，贝当曾经进行过干预，把戴高乐在高等军事学院的评语写得更好一些。他把戴高乐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即使担任较低的职务也罢。贝当总是注意使用他的人，以此来加强他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和在所有军事机构中的个人权威，所以他甚至请高等军事学院校长埃兰将军出面，举办三次讲演会，让戴高乐上台向学院师生发表讲演，并且亲自出席。正是这三篇讲演稿加以部分修改，才构成《剑刃》一书的主干。戴高乐讲演是在1927年春天。同年底，戴高乐在特雷夫参加了轻步兵营，当上了营长。后来，贝当将戴高乐引向中东地区国家工作，不再想到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他们两人彼此疏远了。再说，他们俩在一本书的问题上开始了小小的争吵。此书是一人应当为另一人的利益而捉笔，著作者问题便变成了赌注……
关于贝当支持戴高乐进入高等军事学院，直到1927年时为止的问题，人们是不会搞错的。戴高乐没有任何有用的社会关系，而且担心他的被俘经历变成其军人生涯的一个不利条件，所以对戴高乐来说，贝当是一个出乎意外的保护者。再说，贝当在军队内部，是一个具有无可比拟影响的“老板”。他是法国军队的总参谋长，换言之，是真正的统帅。贝当的威信只有霞飞和福熙元帅堪与相比，远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