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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法友好知名人士也对出版德拉戈尔斯先生的新著《戴高乐传》，表示重视和赞赏。作为破例，此次中译本将要收入其中四位所写的序言。他们是两位法国人士和两位中国人士：戴高乐的亲密战友和法国前总理皮埃尔·梅斯梅尔先生，法国前宪法委员会主席和现任戴高乐基金会主席伊夫·盖纳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和现任中国法兰西研究会会长蔡方柏同志。四位友好人士欣然撰写中译本序言，表达了中法两国人民心中永远的“戴高乐情结”，将为中译本出版增添异彩，并成为中法友好史上的一段佳话。作为德拉戈尔斯先生的挚友和忠实译者，我以作者和译者的双重名义，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作为译者，谨向中译本读者做两点必要的说明。其一，就作者而言，德拉戈尔斯先生于去年10月访华后不久，在巴黎病逝。可以说，他是为了写戴高乐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在此，对这位中国人民老朋友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他未能亲眼看到中译本的出版表示莫大的遗憾。其二，就译者而言，在不到两年半的业余时间里，赶译德拉戈尔斯的煌煌巨著《戴高乐传》，无论从正确处理时间与精力、译作速度与质量、直译与意译、专业知识与语言技能、修辞与逻辑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来看，都是一次重大挑战。两年多来，虽竭尽全力，三易其稿，但因时间紧迫，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还有错误和不当之处。因此，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曹松豪
2005年1月，写于北京嘉桐斋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那是19世纪。1890年，萨迪·卡尔诺出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这是历届政府不稳定的时期。当时，德·弗雷西内先生第四次出任政府总理，将要执政一年零十一个月，而在他接任之前是持续十三个月的第二届迪拉尔政府，在他卸任之后则是持续九个月的卢贝内阁。在德国，军队增加了1万8千人，人们撤消了俾斯麦时期采取的、禁止社会民主党组织活动的措施，于是这些组织马上在工人阶级中间显示了巨大的影响。在塞内加尔和苏丹的边界上，阿希纳尔中校在镇压非洲部落酋长阿马杜的抵抗中取得了重大成功。一些塞内加尔土著步兵在科多努登陆，迫使达荷美国王重新处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尽管他想要摆脱法国的保护。在法国北方的加莱，花边厂工人开始罢工，因为长期以来花边工业的产品销路不好。在巴黎，7月14日，有一家八口人因贫困而自杀。在美国，第一次用电刑处决了一名叫凯默勒的死刑犯——《画报》杂志写道，电刑，“这是一个为了时局而被发明的词”。在印第安人首领布尔死于一次埋伏之后，联邦军队不得不应对黑脚西鸟人的一个部落的造反……
是年，11月22日，夏尔－安德烈－约瑟夫－玛丽－戴高乐在里尔市公主街9号，外祖母家的一所房子里诞生。翌日，11月23日，夏尔在其街区的教堂——加尔默罗会的圣安德烈教堂里受洗。夏尔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在1886年娶了让娜·马约－德拉诺瓦为妻。作为夏尔的母亲，马约－德拉诺瓦有三个姐妹，其中一位嫁给里尔天主教学院的教授居斯塔夫·德科尔比，姨父德科尔比被选来当夏尔的教父。而马约－德拉诺瓦的一位兄弟娶了吕西·德鲁莱－马约为妻，舅母德鲁莱－马约则被选来当夏尔的教母。
戴高乐家族的家谱是经夏尔的祖父朱利安·戴高乐编修的，并经夏尔的父亲亨利·戴高乐誊写下来。而夏尔本人也审慎地承认，戴高乐家族的名字在若干个世纪里有过不同的拼法，由此也许产生了对家族血统问题不确定的看法。①但不管怎样，我们知道，1210年，国王菲利普·奥古斯特将埃耳伯夫的一块领地赐予了里查尔·戴高乐。历史档案告诉我们，此后的近两个世纪，1406年，“奥尔良总督、勇敢的骑士梅西尔·让·戴高乐”奉命“率一支弓弩手部队和5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横渡塞纳河，“以便占据夏朗东”。此后7年，1413年，梅西尔·让被授予重任，守卫当时遭到勃艮第公爵威胁的圣德尼门。关于梅西尔·让的命运，圣马洛中学教员帕特里先生提供过新的情况，并于1946年写信告诉过夏尔·戴高乐本人。克洛德·莫里亚克保存此信，并将信的内容通报让·拉库迪尔，供拉库迪尔撰写长篇戴高乐传记之用。帕特里先生向我们披露说：“梅西尔·让·戴高乐是阿尔马涅克的首领之一，他在阿赞库尔作战。”②这样，帕特里证实了《查里六世的历史》一书的作者戈德弗瓦德的叙述：让·戴高乐奉命“将当时业已参战的英国弓箭手驱散”，尽管有人强烈劝阻他不要进行这场不幸的战役。当亨利五世的英国军队逼近时，让·戴高乐指挥了维尔的抵抗斗争。这次抵抗一直持续到1418年，抵抗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达到如帕特里先生所述，维尔地区的抵抗战士取名为“戴高乐连的地步”。此后，由于让·戴高乐拒绝为英国国王效劳，封地遭到充公，他就到勃艮第去定居。
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相当认真地查明，这本戴高乐家谱是同此后用很长时间，先后在勃艮第和弗兰德找到的家谱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发现，在这些家谱中有一个名叫吉拉尔·戴高乐的人，他在1465年的历史档案中出现；有一个叫让·高乐的人，他担任居伊塞尔的医院院长；还有一个叫尼古拉·戴高乐的人，他在1584年当上城市首领兼领主，并获准在萨纳河畔修建一座磨坊。于是，不管怎样，由于出现另一个尼古拉·戴高乐，戴高乐家族的家谱变得更加清楚了。尼古拉任第戎法院顾问和调查委员，卒于1737年。他的大儿子让是巴黎法院律师，也死于1737年。但他的二儿子安托瓦纳却是夏尔·戴高乐的祖先。安托瓦纳的儿子让－巴普蒂斯特生于1720年，任巴黎法院检察官和法院荣誉勋位管理委员会书记官，死于1798年。让－巴普蒂斯特也有一个儿子，生于1756年，取名为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任巴黎法院律师。如同当时许多出身于长袍贵族的同龄人一样，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想要适应新时代，并从1791年开始，取消了他姓氏中表示贵族身份的介词DE，把它合并成一个词：DEGAULLE。但这样做并未使他逃脱在1794年被关进原“苏格兰中学”校舍的厄运。在法兰西共和历的热月9日夜里，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在那里同圣朱斯特交错而过。圣朱斯特刚刚被一些朋友解救出来，又被提交法庭审讯，送上了断头台。关于此事，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留下了一篇叙述，由其后代保管，因而得到了拯救。但他也逃脱不了当时许多长袍贵族或佩剑贵族继承人的共同命运，家庭破产了。也许他从这些苦难中得出了结论：不应当脱离自己的时代和祖国。在56岁那年，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作出了选择，到拿破仑“大军”的邮政部门服务，并且爬上了高位。此后，他在帝国垮台后返回法国，最后死于霍乱。
是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的儿子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编修了家谱。作为巴黎文献学院的毕业生，他参加了史学研究的复兴运动——该运动对19世纪的前四分之一产生了影响。他撰写了巨著《巴黎市郊新史》，由时任“兵工厂”图书馆馆长和受读者欢迎的诗人夏尔·诺迪埃作序。法兰西历史学会委托朱利安－菲利普发表和注释洛南·德·迪尔蒙所著的《圣路易传》，并将出版一系列有关更加难懂的、或更加奇特的主题的研究著作，如《关于风景画家比多先生生平和著作的笔记》和《圣母院墓志铭集》等归功于他。朱利安－菲利普为人严肃，学习用功，但也以他自己的方式，经受了时代的震动和反弹。朱利安－菲利普放弃其生活的一部分——天主教，但据他儿子亨利记录的看法，他仍然“憎恨资产阶级大革命，不仅憎恨大革命的暴行，而且憎恨大革命的原则、根源和成果”。
总之，如果说夏尔的祖父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作为文人和学者的生平，完全代表着将时间用于研究和无私工作的一代资产阶级文人，那么夏尔的祖母约瑟芬－安娜－玛丽·马约的生平肯定是与众不同的。她出身于一个实业家和企业家的家庭，这种实业家和企业家先后从事过在弗兰德地区修建沃邦堡垒、纺织业、宗教服装和烟草业。从表面上来看，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这位未来的戴高乐将军的祖母将有一种特殊的命运。1849年，约瑟芬·马约在里尔发表了《北方省的历史路线》。然后，她成为小说家，创作了《我叔叔一家》、《瓦莱里·德·蒙洛尔》，特别是《阿德马尔·德·贝卡斯泰尔》一书使她有了一定的名气。她还创作了象《令人安慰的一年，献给那些痛苦的人们》那样的长篇系列评论。约瑟芬·马约撰写了一本《夏托布利昂传》，该书表明了她对这位《勒内》一书作者的特别喜爱，而夏尔·戴高乐同样特别喜爱夏托布利昂。约瑟芬·马约也写了一本《爱尔兰的解放者奥康内尔》，无疑她在书中表达了个人的信念，赞扬奥康内尔试图解放其祖国，而“不去打破秩序关系和尊重法律”。此外还写了一本关于德鲁奥将军的传记，人们知道他是一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不过，即使约瑟芬·马约的著作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的目录中占有八页之多，她也仍然将其时间用于主编《家庭通信集》。这是一本非常关注道德教养的出版物，不过，约瑟芬·马约在书中表现了一种卓越的勇敢精神，发表了朱尔·瓦莱斯——作为富于幻想和革命的、小说《起义者》的作者，瓦莱斯在书中缅怀过巴黎公社——的一�